埃及史的誕生：歐洲視野下的兩個埃及
歐洲人自古希臘以後，對埃及就有一種愛恨情結。最早將埃及視為神秘國度的可能是公元前8世紀的古希臘人。《荷馬史詩》中提及底比斯城富庶雄偉，埃及是遙遠而充滿智慧的國度。儘管《荷馬史詩》的描述來源不明，但希臘與埃及的交往可追溯至公元前16世紀。考古證據顯示，公元前7世紀希臘商人已在尼羅河三角洲的瑙克拉提斯建立貿易站，希臘僱傭兵也受僱於埃及王朝。這些接觸對希臘文化產生刺激，例如希臘早期石雕藝術便受埃及影響。
首位系統記錄埃及的學者，是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公元前 484–425 B.C.）。為探索波斯入侵希臘的原因，他親赴波斯及埃及考察，並在《歷史》第二卷詳細記載埃及見聞。他認為埃及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有智慧的文明，但其描述也摻雜希臘視角，將埃及塑造為希臘式的烏托邦。同時，他指出埃及人許多習俗與希臘相反，如男織女耕、屋外就餐等。希羅多德的記錄雖有謬誤，但開創了系統記錄異文化的先河。
希羅多德之後，希臘對埃及的興趣似乎減退，直至柏拉圖（Plato, 公元前428–347）時代才復蘇。柏拉圖在《對話錄》中將埃及描繪為理想國範本，強調其秩序與永恆性，但這更多是藉埃及闡述其哲學理念，而非真實反映埃及面貌。
隨後埃及進入托勒密王朝時期（公元前305–30），雖與希臘世界交往密切，留存記載卻不多。公元前1世紀，狄奧多魯斯（Diodorus Siculus）遊歷埃及，其遊記融合親身見聞與早期希臘著作內容。他描述埃及社會分為祭司、軍人、工匠三個世襲階級，國王依神聖律法統治，延續了將埃及理想化的模式。
從荷馬時代至公元7世紀，歷經1400年，希臘與羅馬對埃及的了解仍相當有限。羅馬視埃及為帝國穀倉，對其文化缺乏興趣；阿拉伯人統治埃及後，以自身語言與宗教取代了殘存的古埃及文化。中古阿拉伯學者雖對金字塔有過探索，但其成果未影響歐洲
歐洲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神學主導思想，《舊約聖經．出埃及記》將埃及描繪為罪惡之地，以色列人受虐而逃出埃及，前往迦南，也就是現在的以色列。出埃及記成為基督徒大加記念的故事，埃及也就成為基督徒的敵人。
14世紀文藝復興後，古典著作重新受到重視，希臘羅馬時代對埃及的記載重燃了歐洲人對埃及的的興趣。17至18世紀，鄂圖曼帝國鬆動，更多歐洲人得以遊歷埃及並撰寫遊記。儘管歐洲人對埃及興趣增長，但仍將象形文視為蘊含智慧的神秘象徵符號。
縱觀歐洲人自希臘以下對埃及的看法，可以說在兩極之間搖擺。一種看法是將埃及理想化，認為埃及文明擁有古老的智慧，這可以由希臘哲學家如柏拉圖為代表；一是持負面的態度，最主要的代表是猶太《舊約聖經．出埃及記》，埃及做為一個壓迫猶太人（以及與之認同的基督徒）的負面形象一直保存在猶太—基督教傳統之中。
即使是到了現代，當埃及學的發展已經有了相當的成績，歐美大眾所接受的古埃及形象仍然包含了一股負面的成分。最明顯的例子是大眾媒體中的埃及，以出埃及故事為主題的電影及卡通，包括摩西的故事，無不將埃及的法老及大臣描繪為陰險邪惡的人。但是這種負面的形象在20世紀以來卻又被另一種艶羨崇拜的心態所覆蓋，這就是對古埃及文物的熱愛，以及對埃及宗教（主要建立在對木乃伊上）的莫名迷戀。
近代埃及學的建立
法國大革命催生了拿破崙這位英雄人物。1798年，他率軍入侵埃及。當時埃及名義上隸屬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實力薄弱，成為英法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競逐之地。尼羅河一役，法國海軍遭英國重創。拿破崙見大勢已去，返回法國繼續其執政之路，此是後話。
拿破崙遠征埃及前，特意組織了一支167人的研究團隊，包含學者、藝術家、工程師等，成立了「埃及研究所」（Institut de l’Égypte），下設數學、物理、文藝、政治經濟四個部門。拿破崙撤離後，這些學者在埃及各地工作三年，詳細記錄了當地的風土人情、動植物，以及神廟、金字塔、陵墓等重要古代遺跡，並繪製精細圖像。這些資料後來送返巴黎，陸續出版成巨著《埃及記述》（1809–1828），全書共20冊，含3,000多幅插圖。該書立即成為歐洲研究古今埃及的重要資料庫，奠定了現代埃及學的基礎。
為何拿破崙征戰時還帶著學者？這需從當時的政治背景理解。法國進攻埃及的直接藉口是助其擺脫鄂圖曼統治，真實目的則是建立殖民地，以抗衡已掌控印度的英國。要統治一地，必須掌握其資源與歷史文化，因此拿破崙的計劃符合帝國擴張的邏輯。這與20世紀初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滿鐵調查部以奠定殖民基礎的行為極為相似。在拿破崙眼中，埃及的一切都是其實現偉大計劃的籌碼。在《埃及記述》首頁，他命設計者將其姓氏首字母「N」與埃及聖蛇圖案結合，意在暗示自己如埃及法老般具有神性。
除了《埃及記述》，拿破崙遠征的另一重要收穫是發現了「羅塞塔石碑」。法軍在尼羅河三角洲的羅塞塔村修築防禦工事時，一名工人偶然發現一塊刻有文字的黑花崗岩石碑。石碑被送至學者團隊，後證實為托勒密五世於公元前196年頒布的法令，以古希臘文、古埃及象形文（Hieroglyphic）及埃及通俗文（Demotic）三種文字書寫。法令內容涉及埃及神廟祭司問題，但其真正重要性（至少對現代人而言）在於為解讀古埃及象形文提供了線索。
羅塞塔石碑發現後，法國學者製作拓片送回研究。但1802年法軍投降後，石碑被英軍繳獲，藏於大英博物館。法國學者憑拓片持續研究，最終由尚-弗朗索瓦．商博良（J. F. Champollion, 1790–1832）於1823年成功破譯象形文。
埃及文字破譯後，德、法、英等國學者紛紛前往埃及考古。這股熱潮亦擴及西亞兩河流域，對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探索同步展開。然而早期前往埃及與西亞者，除學者外，不乏古董商與掠奪者，導致大量非珍寶文物遭破壞。直至19世紀末，英國考古學家弗林德斯．皮特里（Flinders Petrie, 1853-1942）提出考古應注重器物出土層位與關聯性，以理解古代社會，考古學才逐漸科學化。1894年，皮特里成為倫敦大學首位埃及學教授，標誌埃及學進入學術殿堂。
20世紀，埃及學與亞述學，共同成為研究早期人類文明的重要學科。古埃及文明以其古老與連續性，為人類文明發展提供關鍵樣本。現代人視古埃及文明為「光輝燦爛」的人類共同遺產，應予保護、研究與欣賞。
埃及學在亞洲的啟蒙
在當下的臺灣，或者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只要有古埃及文物展出，總是大受歡迎。現代人為何著迷古埃及？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看，應該是各有各的緣故。
在亞洲地區，日本早在20世紀初由於明治以來的脫亞入歐論，對埃及就有極大的興趣。 日本的埃及學者在二戰之後開始主動去埃及考古，有一定的成績。所以日本的埃及學是完全跟隨歐洲學者的研究路線。筆者的理解，是整個日本社會對於西方古代文明有高度的景仰和熱情。例如早稻田大學，從1970年代開始就與埃及合作，進行考古，有學生到歐美研讀埃及學，並且也出版專門的研究期刊。
中國在1980年代之後也逐漸建立埃及學研究 ，以東北師範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等校，為主要訓練埃及學者的基地。個人的理解，中國埃及學最初是由外國引進專家學者來教導中國學生，經過幾十年，中國學者逐漸的站穩腳步，開始獨立訓練埃及學者，在國內得到博士學位的已經有數十位，分散在全國各高校任教，也開始參加埃及田野工作。
中國之所以開始建立埃及學研究，其實是全面建立對域外文明獨立研究能力的大計畫的一環，包括了埃及、亞述、西台，以及希臘羅馬乃至中古歐洲。其中以希臘羅馬古典學研究的隊伍人數最為龐大。在高校建制中，世界史與中國史是並列的一級學科，表示在研究資源和經費上兩者基本是平等的，這背後的動機應該就是要全面展開世界史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路徑，爭取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及話語權。
臺灣埃及學為何無法成立？
至於臺灣，除筆者曾在臺灣大學短期教過埃及史，並沒有任何大學設有埃及學專業。這種情況，似乎與臺灣一般民眾對埃及的熱愛不成比例。這其實說明了一種現象，社會大眾所關注的古埃及是一種表象：金字塔，神廟，木乃伊等，在媒體不斷的包裝下，造成了一種神祕而燦爛的形象。
但是這形象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它有多少是後人的想像與建構？是看熱鬧的多，深刻認識的少？為什麼如此？這些深一層的問題就很少人追問。進一步想，臺灣社會大眾對西方古代文明，除了埃及之外，如兩河文明，希臘羅馬，又有多少認識？這是教育系統長期忽略對異文化做有深度的探索的結果。
臺灣大專教育對於西方古代文明的教學，一直停留在初步的通識階段。之所以無法建立研究所以上的教學系統，主要原因是因為缺乏系統的基礎語文教學如埃及文，如：亞述文，希臘文，拉丁文這些進入西方古代文明的基本訓練。各大學歷史系基本沒有教授古代語文的設計，自然無法培養研究人才。
其次，研究西方古代文明的另一層基礎訓練是現代歐洲語文，尤其是德語法語這兩種語文。因為西方學界在19及20世紀中，長期累積了英德法三種語文的著作（其他歐洲語文也有相當成果）。如果要進行深入研究，能夠參考這些著作，當然是必要的資源。
筆者當年在研究生階段，要通過德法兩種文字的閱讀能力測驗，這只是進入研究領域（不論是埃及，兩河，希羅等）的基本要求。現在雖然AI翻譯時代來臨，仍不足以替代個人的語文能力。語文，是通往一個文化的門戶，翻譯無法給人對一個文化更深層的理解。基礎語文能力的訓練如果無法建立，那麼要談訓練學生，建立研究領域，是沒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的問題是，有沒有任何大專院校願意開始投資在西方古代語文訓練，並且與歷史教育結合、延聘埃及學者，以建立獨立的臺灣埃及學研究？或者亞述學、希羅古典學？
21世紀當代埃及學的意義
回到當代國際埃及學研究，除語言文字持續是學者關注的對象，應用AI分析文法結構是最新的方向。考古文物是另一大宗。各種現代科技被應用到研究上：X光及斷層掃描用在研究木乃伊、衛星考古、遙感測量等，被用在考古探測。DNA分析古埃及人的基因、微生物學探討古埃及的流行疾病等，不一而足。宗教及藝術方面，仍以傳統的質性分析為主。總之，西方的埃及學研究並未停止，而是不斷有新的研究方法出現，尤其是科技考古的部分。
21世紀資訊發達，人們雖可更易獲取相關知識，但仍需思考知識的性質與作用。關於古埃及文明的意義，我認為可從幾個層次探討：
其一，作為歷史知識，它有助擴展視野，增進對人類社會複雜性與多樣性的理解；其二，其古老性與表面統一性，為我們反思文化霸權、權勢文化的形成與傳承，提供了獨特案例。其三，我們應反思現代人讚賞古埃及文明，究竟基於何種立場？
回顧19世紀以來埃及學的發展，可見其與其他「東方學」類似，在某種程度上是西方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產物。西方各國研究埃及，除學術興趣外，亦為展示國力。埃及文物被刼掠運往西方，正是文化霸權的體現。不少西方學者在讚嘆古埃及文明時，亦從中尋找認同，因為古埃及曾是古代世界的霸主。
但對於古埃及周邊乃至境內普通民眾而言，所謂的輝煌文明是福是禍？值得深思。認識到這一問題後，我們應如何自處？是追隨西方研究傳統，還是另闢蹊徑？
筆者認為，我們或許可將古埃及文明視為引人深思的案例，既拓展知識，亦藉此檢視歷史知識蘊含的文化立場。畢竟，每個時代所見的埃及面貌，皆與該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思想環境密切相關。尤為重要的是，若能從事比較研究，將古埃及文明的方方面面與其他古文明並置觀察，理解其異同，彼此啟發，或能為我們提供更豐富多元的歷史理解，而不僅止於強調其獨特性。
延伸閱讀｜【不曾離開的埃及】全球埃及熱再臨：臺灣世代記憶中，神秘金字塔的幻象與真實
延伸閱讀｜【不曾離開的埃及】誰擁有古埃及？埃及文物兩百年的全球文化主權之爭
延伸閱讀｜全球矚目新地標：大埃及博物館的建築奇蹟與文化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