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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沒看過的常玉 136件小方寸的璀璨

您沒看過的常玉 136件小方寸的璀璨

這種魅力,是灑脫,是自信,是通透,是不遮掩,是隨性不踰矩。一如他筆下的女人,一如他筆下的動物與靜物,一如他的每…
這種魅力,是灑脫,是自信,是通透,是不遮掩,是隨性不踰矩。一如他筆下的女人,一如他筆下的動物與靜物,一如他的每一筆。
「細看常玉」動員了三位策展人與誠品團隊的人脈、資源、知識。衣淑凡說:「大方向是施先生給的,但要不是姚謙提供想法,給了個『細看常玉』,為我們撥去雲霧,定調了展覽風格,我今天無法以這麼瀟灑的方式和常玉說再見。」花費20年,一路從《常玉油畫全集》、《常玉油畫全集》第2冊(含雕塑)、《常玉素描與水彩全集》到《常玉版畫全集》,她滿腔對常玉的熱情,以及研究這位藝術家生平和創作成就的成果,化成最後一股衝勁,從法國、美國、北京、澳門、香港與台灣喜愛且收藏常玉作品的藏家們家中,借出了136件作品。工程之大,望洋興嘆。但他們做到了。何其有幸,在4月1日前,我們不必排長龍買門票,不必壯豪膽和資深藏家競相舉牌,便能飽覽常玉。就像姚謙所言:「幾幅在拍場見過的,我們可以說聲好久不見;陌生而初次見面的則多多指教。」
常玉|枯枝 石版、四色/紙本 14.8×18.4 cm 1962 圖片提供:誠品畫廊
一口氣欣賞完整常玉版畫的最好機會
1920年,常玉受五四運動掀起的熱潮影響而轉赴法國留學。一開始,常玉畫了許多素描。直到1929年結識了人生第一位藝術經紀人侯謝(Henri-Pierre Roché),也是常玉最重要的收藏家。當時正處戰間期,經濟危機加上藝術市場萎靡,多數藝術家紛紛投入相對便宜好賺且複數形式的版畫創作。在侯謝鼓舞下,常玉成為1930年代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以直刻和橡膠版畫來創作的華人藝術家。甚至比畢卡索(Pablo Picasso)與馬諦斯(Henri Matisse)早了十幾年開始橡膠版的實驗與製作。
目前已知常玉版畫51幅。是次「細看常玉」達49幅(出自10位藏家,一半來自台灣),堪謂壯舉。
透過版畫,常玉除了更能恣意實驗與嘗試書法線條在直刻時的表現能力;縱使寥寥幾筆,貌似簡單容易,卻察覺常玉藉直刻顯現的極具代表性的線條處理。同時,版畫或可見被視作腹稿時的高完成度。精通常玉版畫的施俊兆以《枯枝》為例:「《枯枝》是學習之作。事實上,另有一件和這很像的60號到80號油畫。《枯枝》是這次展出唯一一張誤以為油彩後來才得知是石刻版畫的作品。」衣淑凡補充:「1995年在蘇富比上拍的《馬上英雄》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常玉的版畫,除了是他最小的直刻版畫,也是我認為他做得最好的一幅。常玉也做了這件的油畫版本。」
常玉|馬上英雄 直刻、鋅版/紙本 8.5×6 cm ca. 1929 圖片提供:誠品畫廊
為什麼常玉會有一系列馬背上女孩的作品呢?根據衣淑凡的研究:「20世紀初,畢卡索影響了每個人。他1904年畫了幅《馬戲團的吉普賽人》。當時社會氛圍不樂意看見貧苦窮困的人,但畢卡索卻以小丑、空中飛人等雜耍為題材為作品內容,轟動了巴黎畫壇。常玉不可能沒看過。那麼是以此為靈感嗎?我不知道。但有這可能性。」姚謙幫襯:「雖然這題材夏卡爾(Marc Chagall)、梵.鄧肯(Kees van Dongen)⋯⋯畫過,但我覺得常玉的《馬上英雄》是中國的馬戲。」也就是說,經過法國文化與生活洗禮,受到西方藝術創作形式的影響,仍不改常玉以自身鄉愁與華人美學詮釋眼前事物。「稍稍留意,《斑點馬》右下方的財神爺印章即取自中國民間文化。」
「細看常玉」除了現代題材的表現,也有古意山水版畫。現場展示的《陶潛詩選》古籍,由梁宗岱法譯,梵樂希序文,1930年巴黎勒馬蓋出版社限量發行307套。常玉受邀為這本書做了三幅插畫,算是當時的手工書。印於Japon impériale紙上的有5套。「細看常玉」展示的版本偏棕色,乃第一次試印本。
擺在如珠寶展示盒裡的鏡面油畫。圖片提供:誠品畫廊
細看珠寶盒裡的鏡面油畫
為什麼常玉要做鏡面油畫?鏡子不吸墨不吸油,常玉怎麼做到在鏡子上畫油畫的?為什麼《一籃梨子》和《粉紅裸女》尺幅特別大,寬達四十幾公分?常玉從哪獲得的鏡子呢?目前一概答案都是「我不知道。」衣淑凡說:「1930年代沒有任何有人在鏡面畫畫的紀錄。我能聯想到的就是鴉片床旁裝飾用的鏡子,上面確實有些俗艷的花和靜物。」
已知的鏡面油畫至今有13幅,「細看常玉」有9幅。除了最大的2幅掛置牆面外,其餘《五個桃子》、《三個桃子》、《三個梨子》、《靜物、果盤與馬》、《八卦與小提琴》、《秋之詩》、《五言詩》都被放在珠寶展示盒裡,觀眾可以坐在椅子上,捧著盒子細看。透過觀看畫作距離的縮短、鏡子的反射效果,看著畫的同時也能看見自己,虛虛實實不斷折射,臻至衣淑凡所說:「因為它小,才能把你拉進裡頭的世界。」也是這細看的過程,觀眾可以細細品味常玉那如書法線條的律動與柔勁,如何引領自身內在貼近同筆觸描繪之物所連結的感受。姚謙細語輕聲《五言詩》的「坑深糞落遲,月移花影動」,我們的目光沿著藝術家每個筆觸的進行和思維波動,彷彿聽到了他的呼吸,以及字裡行間外欲顯卻未露的景象,從中體會作者、觀者、物件、意象不同端點連結出的距離,進而意識到從指掌間擴張出的廣袤大地。即畫中世界。
姚謙更讚賞常玉對女色的創作,「他是歌頌女人性感的第一名」,大膽勾勒女性身體線條的直接,連水果盤靜物、貓、豹、馬等動物畫,仔細欣賞從線條領略出隱喻的女體奧妙,感受到常玉作畫時的內心波動。姚謙笑說:「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常玉的男性收藏家還真不少。」
策展人施俊兆解說常玉版畫。圖片提供:陳芳玲
「沒有發表過的」、「小作品」,立青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衣淑凡和收藏家施俊兆去年夏天「相思巴黎:館藏常玉展」後,以這兩個勾勒常玉形象的新字眼,引起誠品畫廊總監趙琍的興致;又,三人夥同姚謙歷經12次正式的策展會議,以及無數回電話、簡訊與通訊軟體的私聊、溝通,成就了今年初春三人作為策展人在誠品畫廊籌備的「細看常玉」一展。
「相思常玉」件件大作固然奪目,卻沒有小作裡說不出的親密感,令人陶醉其中。策展人之一衣淑凡,堪稱研究常玉的第一把交椅,援引馬林(Cheech Marin)的一段文字點出展覽精神:「你的記憶,會賦予這些小型畫作以人生的溫度。對擁有者來說,小畫,才是能夠一輩子相依相偎的收藏。」因此,「細看常玉」限定展品在50公分以下,不會是那些金額最高、眾所皆知的內容,而是常玉早期小品——讓我們看見初來乍到巴黎的常玉如何意氣風發,如何在1930年代以自己熟悉的中國書法線條盡情地表現在各種載體上,如何將華人美學充分與西方環境擦撞火花後,依然能夠自然流露真實自我的魅力。
您沒看過的常玉 136件小方寸的璀璨
《荷花與紅魚》歷時逾十年的驗明證身
誠品畫廊最裡頭的展間,名為「細究常玉」,是三位策展人以常玉的粉色油漆牆面呈現巴黎1930年代Salon的氛圍。「這個空間像是一個小客廳,擺放那個年代的桌椅、地毯,觀眾彷彿能感受時光倒流。」同時,這個房間的文獻資料也傳達了衣淑凡研究常玉的歷程與方法。她說:「牆壁密密麻麻的,要說的無非是這成果絕對不是一人促成,而是一個團隊的心血。每個人找到的一點一滴都是莫大的貢獻。以2009年現身蘇富比的《荷花與紅魚》來說。1999年,我採訪朱沅芷的妻子海倫時,她給了我2張照片。一張是她,一張是她女兒。女兒逼媽媽參加紐約的電視比賽,得了巴黎來回機票的頭彩,於是1956年飛往巴黎找了朋友攝影師法蘭克(Robert Frank),他推薦她們一定得去趟朋友常玉的工作室,並合影留念。我當時心想後面那張畫在哪裡啊?10年後,這件來自一個老美國人的《荷花與紅魚》就出現在蘇富比了,也從拍價中拿出20萬元捐贈耶魯大學常玉獎學金。後來,偶然機會下,我朋友在舊書店找到1984年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費爾曼與歌劇藝術」的展覽畫冊。裡頭第129頁就是費爾曼1970年代待在坎城家中的照片,身後牆上就是《荷花與紅魚》!」彷彿一場與時間的耐力賽,唯有深蹲打基礎做足功課,在老照片、舊文獻中一一比對,透過公開的線索去挖掘遺失的美好,藉著藝術品曾與人共存的蛛絲馬跡,回頭證身。
常玉|三個桃子 油彩/鏡面 13×9 cm ca. 1929 圖片提供:誠品畫廊
常玉出生年的新發現
人們起初依據1932年巴黎藝術出版社(Art et Editions)的《1910-1930當代藝術家生平字典》(le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artistes contemporains 1910-1930)第三冊來確認常玉出生年乃1900年10月14日。直到衣淑凡考據常玉信件,在寫給好友法蘭寇(Johan Franco,1908-1988)的信件裡提及自己出生於1901年;且常玉結婚證書登記出生年為1901年,從此人們根據衣淑凡的考證,將常玉的出生年改為1901年。但,衣淑凡再次推翻衣淑凡。
常玉的出生年被重新推翻的考據源頭,衣淑凡十分感謝如今任教台南藝術大學的孫淳美老師。孫淳美取得巴黎第四大學藝術史博士,因此也十分熟稔相關的資料庫。有一次,她告訴衣淑凡,常玉有另外一個拼音名
字:「Sang Yu」。這成了一個新線頭來考據更多史料。如今常玉畫作,法文簽名皆為SAN YU,人們亦是以San Yu為常玉的英文拚音。但依「Sang Yu」的拚音,衣淑凡找到了一封1921年5月23日中華民國領事館推薦常玉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的推薦信,上面記載常玉出生年月日即1895年10月14日。衣淑凡也找到了常玉在巴黎高等美術學校的註冊單。換句話說,常玉註冊了,但後來沒有入學巴黎高等美術學校,最後到了非學院體系的大茅屋工作室。這驚人考證推翻了常玉是1901年的出生年。衣淑凡的考據十分厲害,他還找到了四川話發音「常玉」,即為「Sang Yu」。「還有一個原因常玉改用San Yu,因為簽名g與y連在一起不好寫也不好看,常玉乾脆把g省掉了。」衣淑凡這樣推測。
同時,衣淑凡與立青研究團隊還挖掘到「上海圖畫美術學校」(上海美專)的史料,從「本校同學錄」裡找到常玉的資料。常幼書於民國4年(1915)入學,在民國7年(1918)的本校同學錄裡,常幼書的「現時年歲」為23歲,印證了常玉為1895年出生。如果常玉真是1901年出生,他1915年以14歲稚齡即入學上海圖畫美術學校,考證比對當時所有入學的同學年紀,應極不可能。在此同學錄裡,亦記載了常幼書來自四川,肄業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更印證常玉的身份。出生於四川南充的常玉,取名「廷果」,字「玉」,號「幼書」,而他以字行,法文Sanyu乃據此而來。
「細究常玉」展間呈現豐富史料。圖片提供:誠品畫廊
有趣的是,曾赴巴黎發展的席德進,曾在1971年於《雄獅美術》發表〈一生沉沒在巴黎的中國老畫家常玉〉。裡頭一段話驗證了常玉對年齡的態度:「我最後一次跟常玉見面,是在1966年3月底一個傍晚,我起程回國,正要離開巴黎飛往羅馬。他到巴黎的航空終站Invalides來為我送行。他精神很好,以外國人的眼光看他,也不過50多歲的人吧,但你若想打聽他的年紀,或問他在巴黎30、40年來是怎麼過活的?他就顧左右而言他了。當晚我把一件厚實毛外衫送給他,誰知就此與他永訣。」
問題來了,常玉因何謊報自己的出生年為1901年呢?
1921年,距離五四運動不過兩年,蔡元培提倡「勤工儉學」留法,常玉也萌生留學之意,在長兄常俊民的資助下,如願前往花都巴黎,那個歐戰之前,人們嚮往的黃金年代巴黎。甫抵巴黎,常玉還是以1895年為出生年登記,但隨著在巴黎藝壇闖盪的經驗,常玉應該有了不同的想法。衣淑凡猜測,常玉要讓自己成為一位年輕藝術家,如此才有機會參與更多有著年齡限制,為年輕藝術家提供機會的展覽。因此,他在1932年寫給法蘭寇的信件裡,才會提及自己是1901年出生。這樣的話,常玉在法蘭寇為其在荷蘭舉行的展覽,他只是31歲的青年藝術家,而非年近40歲了。「他寧可做30歲的藝術家,而非40歲的藝術家。」衣淑凡研究過諸多在異鄉打拚闖蕩的藝術家,很能理解他們的心理。「他們真的很苦,要在異鄉成名,絕對要用手段的,不是說常玉不誠實,他得想辦法推銷他自己。」衣淑凡十分慨然。
費爾曼,攝於法國坎城家中,1970年代。翻攝自《費爾曼與歌劇藝術》,129頁。
衣淑凡認為:「這些新發現的文獻,儘管提供新的可能性以及有力的觀察角度,我們還是需要更嚴謹地做出結論。藝術家生平的文獻研究是一個不會中斷的使命,唯有透過更完整的資訊蒐集,相關的論述才能夠更令人信服。藝術家及其創作的深度也才能有最穩固的支持。」
從「細看常玉」到「細究常玉」,尚有許多策展人們僅能以「我不知道」回答的問題,還待更多人提供線索一一補齊,方能完成藝術史對這位具歷史性、代表性的藝術家的書寫。
陳芳玲、林亞偉( 1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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