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健。（作者提供）
我們通常覺得，「創作」比「評論」層次更高，而依次降級，我們會把「整理」和「傳達」放在更低的位階之上。在藝術／知識生產的崗位上，這四種行為會依次表現為「作者」、「評論者」、「編輯」和「教育者」四個身分。可是，這些身分一般都不太穩定，邊界時或模糊。有時崗位上的人亦不安於室，希望跨界，甚至是用一種層級較高的行為去命名層級較低的，於是我們偶而會聽到有人說：「評論作為創作」、「編輯作為評論」這類說法。看似是跨越固有的藝術／知識生產想象，或是重新定義舊有行為，卻又隱瞞了一個更根深蒂固的想象：「創作」才是絕對自主的行動，它是更生、發明，為世界注入新事物的唯一動作；「評論」縱然常被描述為權力的表現，它同時又是僭越，一種「被動」偽裝「主動」的行為；至於「整理」（編輯）和「傳達」（教育），則往往退居知識生產鏈上較次要的位置，這些崗位的人員只是服務者、協力者，或甚只是中介、管道，而不具備實質的主體性。
在這條藝術／知識生產鏈上，我通常的崗位是「評論者」，偶有欲求跨入「作者」角色而進行小規模創作，但更多卻是退到「編輯」的位置上，在生產鏈的中段張羅整理。一來是現實上的生活需要（這類服務性的工作比較容易賺取金錢），但亦是為了承擔對社會的文藝責任，期望能為社會建構文化藝術知識圖譜。當然，編輯工作之「生產性」一般在於「整理」，以種種「作者」和「評論」的作品作為「原材料」，透過裝嵌、重置、編織、篩選等手段，最後繪製出一幅知識圖譜。於是，我們在此亦開始構想編輯的「創造性」：他們「創作」的不是作品、不是知識、而是一種理解知識生態的方式，讓讀者可以按圖索驥，進入所在的知識生態圈中。
當然，這個過程並不限於雜誌或書藉的編輯工作，從教育、文化機構，例如書店的經驗，以及當代的網絡實踐中，也能對知識生產貢獻。因此，我所指的「編輯」是一個廣義的知識整理活動，理論上說，不論你是在設計一門課、經營一間書店，或主持一個網路自媒體（self-media），其實都是在做編輯做的事，只是物質條件和傳遞平台不同而已。而若對照最初的知識生產位階，以及其跨界想像，即「評論作為創作」或「編輯作為評論」，更可以發現出一種理想的編輯精神：「編輯作為創造」。這不是說編輯跟作者一樣，具有絕對的「創造性」，而是說，編輯的創造恰恰在於它並沒有創造任何「新事物」，而是創造了對舊事物的「新連結方式」：當作者或評論者孜孜不倦地進行「點」的創作（藝術作品、評論觀點），編輯則是用「線」把這些「點」連起來，而形成一張「網」：一張知識圖譜。
上面所述，只是理念上，而在現實中，一名親力親為的編輯往往把自身工作想像成市場行為。市場行為的意思是說，即使你滿富理想，不算成本，不計銷量，一心想著要做好一本文藝雜誌，或者一本書，你仍然是在判斷讀者會怎樣理解你的編輯工作。在很多香港文化史論述裡，都會以各式各樣的雜誌當作坐標，粗略地說，文化藝術型雜誌多數會在下述四種二元形態或定位之間來回擺渡：
一、感性文藝 vs. 知性文化藝術：前者以呈現藝術美感為主，如以刊登作品為主的詩刊；後者多以引介、評論為主，以開拓讀者對整體文化藝術的認識；
二、老派文藝 vs. 小確幸式新派文青腔：前者指上一代文藝工作者強調拒絕庸俗、拒絕消費的定位、主張藝術純粹性的文藝品味，二十世紀的文藝雜誌多屬此類；後者則是在現今消費時代裡，以清新形式和輕巧感覺為主調的類消費性文藝，視「文青」（與傳統的「文藝青年」相對）為一種生活方式多於精神追求；
三、文藝消費 vs. 流行消費：同樣是奉迎消費主義，前者強調另類和小眾的文藝品味，後者則更傾向與大眾消費經驗接軌。我們可以在很多文藝氣意較重的潮流雜誌中，找到這兩種狀態的拉扯；
四、公共領域文化知識生產 vs. 學術知識生產：定位於知性評論，甚至是具體的、深入的知識生產，但前者多指向對公共領域的文化建構，著重一般讀者或為數不少的知性讀者對新知識的需求；後者則強調學理上的嚴謹性，以及被生產知識或論述的真確性和專業化，卻忽視一般讀者的接受能力。跟學術期刊類似，讀者通常被想像為受過高等人文教育或具較高閱讀能力的專業讀者或學者。
本質上，編輯面向的是一個知識生產市場，他們需要思考把什麼傳遞給讀者，以怎樣的圖式傳播，而讀者又需要什麼知識，以及他們希望以怎樣的方式接收。更重要的是，編輯所要整理和傳遞的不只是個別作品或知識原材料，也得處理在編輯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知識美感和品味：當中涉及了時代氛圍、歷史想像、新的思考方式、新感受性以至集體情感結構，最終才形成一種屬於特定時代和社會背景的知識型（episteme）規劃，以及知性與感性互相滲透的集體自我想像。有時候，我們會把上述過程稱之為：啟蒙。
鄧正健曾擔任編輯的《字花》雜誌書影。（本刊資料室）
以上所說的編輯想像，源於我過去許多年的編輯經驗，而我也一直維持將所謂「編輯」一事理解為「編輯」一部紙本或網上書刊。但這一想法，卻正以一種似是緩慢又似雪崩速度一般，在我的生活氛圍裡瓦解。當代世界正在面臨一個知識生產體制的破碎過程，過去知識生產的主導者必然是知識精英：藝術創作者、知識份子、學院體制的掌權者、知識傳播機構的負責人。而編輯，正是其中一份子，或是其中的串連者。他們面對的是大眾讀者，或是諸多的分眾讀者，他們站於知識生產的中心，有能力全面或局部「啟蒙」讀者。但當代的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漸漸失去了這種由上而下的特徵，當代知識——更準確說，當代最有時效性和實用性的知識——的生產通常不是來自精英，而是在知識傳播過程之中生成的。過去我們曾有關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啟蒙想像，認為社會知識應來自大眾相濡以沫，不過這些知識仍是需要借助體制（例如媒體）的發放，才能干預社會的知識型態，更新人們的知識圖譜。而今天我們已不再需要這一套了，在網路世界，知識生產、傳播和接收是同步進行，亦互相滲透，我們既找不到生產原點，也見不到掌控生產邏輯的整理場和發放站。所謂的「編輯」，不再由個別精英完成，而是一直在網路的熱鍋裡蒸騰翻滾，生生不息，瞬息萬變。
有人說，網路是當代民粹主義的溫床。這只說對了一半。民粹主義本意是強調大眾意見為政治取向的最終依歸，大有反精英主義的意味。但這種民粹想象假設了「大眾意見」的知識水平是平庸而不足的，因此反精英的意思，其實就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當代網路民粹卻示範了一種反精英但不反智的去中心知識生產方式。套用現今香港政治抗爭術語，這是一種「無大台」的知識生產：當代網路民粹打破了「大眾意見即平庸」的慣見，這並非因為大眾知識水平普遍提高，而是因為，在網路之中，來自各種領域的傳統知識分子和精英，都不再站於實名的「知識生產中心」位置，而是樂於匿名地成為「諸眾」（multitude）之一，共同以「連結」、「交流」、「互滲共生」等方式去生產知識，放棄傳統的「創造」、「整理」和「傳遞」。尤其在有關社會政治等知識生產領域裡，大論述、大立場已失去了壟斷和統合大眾的絕對權力，大量微觀、即時性、散點化的「如水式」（be water）知識生產方式，反而更有效影響由諸眾構成的整體社會發展。
由知識生產機制的大轉型，到傳統編輯刊物方式的退居二線，我們需要對「編輯」這一行為再作定位。可以肯定的是，自詡在知識高端、品味前線或精緻文藝的編輯操作者是不合時宜的，也再沒有一份刊物可以自稱代表某一時代，或僅僅是一個分群。相反地，編輯作為專業的整理者和溝通者，他們更應該做更多知識串連工作，尤其是需要對網路生態變化特別敏感，積極連接一些仍然隔絕的版塊。
許多年前，文藝雜誌的「純粹性」是一種編輯美德，至今則是封閉、離地和不知人間政治的代名詞。香港年輕有活力的文藝雜誌都必然帶著明確的「跨界」欲望，但跟十年前不同的是，過去的「跨界」主要是市場考慮，希望吸引不同領域的讀者以哺養雜誌，繼續生存；而今天的「跨界」，則是一種知識生產的基本想像，一個有見識、有眼光的編輯絕不可能再把自己的「編輯／整理」工作限制在某一個小疆域裡，而是懂得面向網路，迎向大眾生活多樣複雜的面貌。而「政治」——作為在當下正式取代「流行文化」而成為真正的大眾／諸眾興趣——則是無可逃避的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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