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揭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達隆．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賽門．強生（Simon Johnson），以及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同獲得。他們的研究深入探討了為何法治不健全、實行剝削性制度的社會無法實現持續經濟成長，進一步凸顯了民主制度在長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無獨有偶地，11月時，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了史丹佛大學資深研究員許成鋼的著作《制度基因─中國制度與極權主義制度的起源》。書中提出「制度基因」的概念，指的是制度演變過程中那些不斷自我複製，並影響制度變化的核心要素。許成鋼透過「制度基因」的框架，剖析了現代中國極權主義制度的歷史淵源，揭示了中西方憲政發展與極權演變的前因後果。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發展，制度從來不是靜態的存在，而是在「輸出—回饋—調整」的動態循環中不斷演變。這種邏輯不僅適用於制度設計，也貫穿於人類歷史、科技發展與文化變遷的軌跡中。而在賽博時代（cybernetics age），這種回饋機制變得更加明顯，甚至更為迫切。
賽博時代：輸出、回饋與歷史的遞迴
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揭示了一個現象：我們當前所見的結果，是在漫長的時間脈絡中，經歷無數競爭、變化與演進後所呈現的狀態。這意味著，特定的環境條件將深刻影響趨勢的未來發展。如果我們不理解歷史，也就無法理解這些環境條件，自然也就難以有效地預測未來，或者在趨勢發展中進行修正。在這個過程中，輸出（output）、回饋（feedback）與修正（adjustment）構成了一個循環機制，這與現代控制論（Cybernetics）所描述的模式如出一轍。換言之，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一個不斷輸出、回饋、修正的遞歸過程。這樣的視角讓我們理解過去的行動如何產生回饋，如何進行修正，並進一步影響當下的輸出。
當我們將控制論的核心觀念——輸出、回饋與修正，應用於歷史的脈絡時，便能更加清晰地理解為什麼某些現象會朝特定方向發展，並具有其必然性。這個過程不僅揭示了歷史趨勢，也讓我們看到長時間遞迴過程中所隱藏的發展邏輯。歷史上，科技的發展往往依賴於特定文化的開放性與挑戰精神。那些允許多元聲音與挑戰傳統的文化，往往更容易發展出具有突破性的技術與科學成就。中世紀的阿拉伯社會因為文化的開明，曾在科技與知識上遙遙領先基督教社會；然而，當阿拉伯社會在18世紀後逐漸走向封閉時，進步進而停滯。從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研究成果來看，也再次印證開放性與靈活調整機制對一地文化、制度的重要性。
在這個賽博時代中，輸出、回饋與修正的無限遞迴過程已成為科技與社會發展的核心機制。正如科技的發展需要挑戰精神，歷史的理解也需要我們不斷回顧、反思，並從中尋找未來的方向。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不斷變化的賽博時代中，看見歷史與未來的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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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5年1月號388期
朱貽安（Yian Chu）( 153篇 )大學學習西班牙文，後修讀中國藝術史，有感於前生應流有鬥牛士的血液，遂復研習拉丁美洲現代藝術。誤打誤撞進入藝術市場，從事當代藝術編輯工作。曾任《典藏投資》編輯、《典藏．今藝術&投資》企劃主編，現為典藏雜誌社（《典藏．今藝術&投資》、典藏ARTouch）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