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未未英倫特展報導（二）行動才是實踐

帶有行動性質的「藝術文獻」

在中國當代藝術無數以政治為議題的創作中，艾未未無疑是獨特的。即使他的作品總是意在呈現激烈的政治批判，但觀眾卻無法在艾未未的作品中，看到其他中國當代藝術家大量採用的政治符號，而是以帶著寓意與歷史背景的現成物構成簡潔凝練的表現形式。在《上海的紀念品》中，艾未未以從官方強制拆除的工作室廢墟中搶救的斷垣碎瓦組合成龐然的方塊。事件在艾未未的作品中被轉化為帶有某種現代主義美學的物件。

隨著不少體積浩大的作品的主導，這檔展覽雖是擁有明確時間跨度的回顧展，卻捨棄編年形式，而是依循展場原有的空間結構布局各種裝置作品（對照先前於柏林、台北的展覽，這似乎已成為艾未未回顧展的特色之一）。艾未未著名的永久自行車在此與皇家藝術學院圓形大廳的水晶燈結合為限地製作的作品。而以縮小的擬真塑像重現艾未未被囚禁記憶的《神聖》（S.A.C.R.E.D.），則被包裝在六個供觀眾窺視的極簡鐵箱中，在偌大的展間中如賈德（Donald Judd）的雕塑般整齊對稱地分布。《言論自由拼圖》或是以陶瓷複製勞改營出土遺骨的新作《遺跡》（Remains）等小型作品則被收攏在一個個玻璃展示柱中。艾未未對於空間結構的敏銳讓整個展場呈現流利、簡潔的視覺效果。

這些指向「事事皆藝術。事事皆政治」的物件或許更傾向是葛羅伊斯（Boris Groys）所言的帶有指涉藝術行動性質的「藝術文獻」（art documentation），而非以一般藝術作品做解釋。葛羅伊斯認為以政治為動機的藝術只能以藝術文獻呈現，因為其起始動機即非為了創作彰顯藝術的作品。雖然與作為創造性活動產物的藝術作品具備相同的形式與媒體，但藝術文獻重在記錄藝術，藝術行動本身才是藝術實踐。相較於往往被形容為墳墓的美術館呈現的是作為藝術生命最終成果的藝術作品，藝術文獻則是利用藝術空間中的藝術媒介來指涉生命本身，因為藝術是一種生命形式，其本質即在於它是一個沒有最終成果的純粹行動（註1）。也因此，展場中這些被機構式地檔案化的物件實則如同索引，引導觀眾感受理解艾未未在現實社會中以行動、藝術和政治碰撞的力量。

「眾人之力」的缺乏

但另一方面，循著行動主義藝術的脈絡，卻顯示著這些藝術文獻呈現著不完全的紀錄，而具體凸顯了某種矛盾。艾未未善於透過媒體記錄、傳播言論並組織民眾行動，但在策展層面上卻似乎避開了「艾未未」並非僅是指稱一位藝術家，而是作為一個媒介的現象，而將焦點轉為艾未未作品中的工藝特質，或是對媒材典故多所著墨，去建構艾未未的藝術價值。但這樣的媒介性格實則是艾未未的創作路徑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使艾未未聲稱他永遠清楚了解他是粉絲們的媒介，是「艾粉」們辨明自我生命形式的標記（註2）。

畢竟行動主義藝術往往無法單靠藝術家一人，多元的公眾參與及對話關係才得以結合為人民的政治力量有效推動革新。然而眾人之力在此卻被簡化為象徵物件，如以融合Twitter標誌、手銬與監視器圖案的壁紙，形容被控制住的言論自由。或是在《直》中，鋼筋兩側牆面的白紙黑字是在中國政府隱匿汶川地震死傷人數的同時，由網路連結的公民調查組織所整理而得的5266名汶川震災罹難師生名單。然而，展覽中少見過程、多見結果的展品或說明，讓觀眾更難以細緻地理解這樣的號召是出於什麼樣的動力以及對於個人生命形式的影響力。政治關懷彷彿成為英雄式的個人經驗，民眾的參與則多封存為紀念碑式的存在。

這是面對行動主義藝術所需謹慎面對的，尤其是對於艾未未如此成功開闢名人行動主義（celebrity activism）路線的藝術家。這回，艾未未並未缺席布展與開幕，但在完美無瑕的作品展示後，我們是否能見到更多支撐著這些藝術行動的生命體呢？畢竟，藝術家所追求的言論自由絕非是單一的聲音。

註釋

1 Boris Groys. "Art in the Age of Biopolitics: From Artwork to Art Documentation." in Art Pow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53-65.

2 Ai, Weiwei. Weiwei-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

「事事皆藝術。事事皆政治」

收錄艾未未近年思想言論的《未未主義》（Weiwei-ism）封底上如此地昭告天下。這本模仿《毛語錄》的袖珍書也讓我們可以將艾未未的主張歸納為幾個關鍵字：行動主義（activism）、言論自由、政府、權力、道德、數位與歷史。簡言之，艾未未的藝術與政治緊密疊合，以行動主義作為核心創作策略，運用數位的力量，重建被抹除的歷史，挑戰政府的敗德與無上權力，以爭取言論自由與公義。但也因如此，即使在西方社會擁有極高知名度，多數人是從政治事件認識艾未未，而非他的創作。社會行動者的光芒勝過他始終堅持的藝術家身分。

因此，當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舉辦艾未未在英國首度的綜觀性展覽時，即有意地以高規格扭轉如此的情勢。這檔展覽由藝術總監馬洛（Tim Marlow）、資深策展人洛克（Adrian Locke）及艾未未合作策展，將時間軸從1993年艾未未自美返國延伸至今二十餘年。策展人馬洛期望這檔展覽能讓英國觀眾體驗一個創作現象如何同時是激進的、政治的、建築的、歷史的、詩意的，且富於物質上的創造與改造能力，而策展人洛克則坦承與艾未未的合作對院方而言即是一項挑戰。如何凸顯作為藝術家的艾未未成為這檔展覽饒富興味之處。另一方面，也正因艾未未言明他的藝術與行動主義無法分離。那麼走在純化而脫離日常的形式主義美學以及被政治挾持的宣傳藝術兩個極端之間，試圖擺脫以物件創作為目的，而以一種新型態公共藝術之姿，重視過程、公眾參與且善用媒體，將撼動社會作為理想的行動主義藝術，自然地成為觀看這檔展覽的最佳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