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位於台北市南海路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日治時期為台灣教育會館，戰後曾作美國文化中心使用，具備台灣美術的重要脈絡。（攝影／陳飛豪）
位於台北市南海路與泉州街交會口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舍建築前身是1931年台灣日治時期落成的台灣教育會館，作為官方色彩濃厚的民間組織「台灣教育會」所使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這棟建築物歷經數次所屬與功能上的轉變，其中使用時間較長的應屬1945至1958年之間的省議會時期（包括台灣省參議會與台灣省議會）與1958至2002年間的美國在台外交單位時期（包括美國在台新聞處與美國文化中心）。細數此建物的過往歷程，可說是台灣近代史的一個縮影。它從日本殖民時期的半官方教育機構、到戰後歷經二二八事件的省參議會、再到美國對台灣的重要文化外交場館，無論戰前或戰後，皆對台灣的教育、社會與文化面向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
專題｜塵封的台灣美術現代性記憶：從台灣教育會館、美國文化中心到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台灣教育會與日治初期現代美術的發展
從台灣割讓日本起算，直至1920年代初期，美術展覽可分為兩個不同的脈絡，其一是承繼清代的傳統中國書畫展覽，惜其多僅限於少數菁英分子參與；其二是日治時期初等學校教育成果展覽與其延伸。從上述脈絡觀之，現代美術的觀念仍處於草創時期。1910年代左右，台灣近代西洋美術啟蒙者石川欽一郎（Kinichiro Ishikawa）與其學生們以平日的美術習作舉辦了數次展覽，稱得上是台灣現代美術展覽的萌芽，此風潮雖隨著石川於1916年離台而稍歇，但其播下的美術種子至其第二次來台的1920年代中期時開始發展，終而成就了日後多產的台灣前輩藝術家們的藝術生涯，和他們大放光芒的舞台：官展與民辦展覽。在這樣的美術環境之中，台灣教育會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
日治初期（1901年）甫成立的台灣教育會，以推廣國語（日語）及學校教育事務為主要業務，但後來隨著總督府政策與社會環境的變化，其功能性質逐漸轉型成為社會教育團體，業務內容兼有活動、展覽、出版與媒體經營等。台灣教育會雖為民間組織，但組織幹部多為總督府各級官員兼任、會員以各級學校之教職員為主，而其財源亦主要來自於總督府所管理的「學租財團」（註1），整體而言組織的官方色彩濃厚，故其宗旨與目的也以配合官方政策、協助推行殖民地教育相關事務為主。
促進社會大眾對現代美術的教育與認識，也是台灣教育會日常業務中重要的一環。在尚未有官辦美展的1926年，台灣教育會就曾經有舉辦當時全台罕見的大型美術展覽的例子。該展覽是當時留學於日本上智大學的陳端明與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日本畫家夏目利政（Toshimasa Natsume）兩人所合作，為了將美術引介至台灣，而從日本邀請300餘幅畫作與雕塑來台展出，但因當時台灣還沒有專門的美術展覽場地，於是假今日二二八公園內的台灣博物館作為展覽會場。
1927年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舉辦時，台灣教育會館尚未建成，故於樺山小學校舉行。（來源：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1927年第一屆「台灣美術展覽會」舉辦時，台灣教育會館尚未建成，故於樺山小學校舉行。（來源：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井手薰、台灣教育會館與戰前的台灣美術展覽
1927年台灣總督府官辦的美術展覽「台灣美術展覽會」（簡稱「台展」）開設，自始即由台灣教育會所主辦。前四屆的「台展」曾先後以樺山小學校（今內政部警政署）與總督府舊廳舍（昔清台灣巡撫衙門與欽差行台、今部分存留於台北植物園中）為展覽會場，但這些場地作為現代美術的展覽場地皆不理想。1928年適逢昭和天皇即位典禮，總督府趁此紀念典禮機會決議興建台灣教育會館，作為可以提供活動舉辦、電影放映與展覽使用的現代式建築，建築的設計任務落到了時任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長井手薰（Kaoru Ide）的手上。
日治時期知名官方建築師井手薰（Kaoru Ide），在台灣留下許多經典建築如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與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今最高法院），最後於日治末期終老逝世於台北。（賴英泰提供）
設計台灣教育會館的著名建築師井手薰，身為日本近代建築大師辰野金吾（Kingo Tatsuno）的學生，在那個台灣總督府正試圖將台灣打造成為模範殖民地的年代來到台灣，進入總督府營繕課工作，透過理論與實踐的並行來完成自己對於建築的理想。他不只完成了許多存留至今的作品，如台灣總督府高等法院（今司法大廈）與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在推動台灣建築學術研究上也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井手發起了戰前台灣建築界最重要的民間組織「台灣建築會」，並發行「台灣建築會誌」會刊，提倡須順應台灣高溫高濕多地震的風土氣候來改變建築設計與建材使用方式的概念，整體而言對戰前台灣的建築研究貢獻良多。
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會館外觀與內部設計。（賴英泰提供）
井手薰除了在建築領域作為領頭人物之外，他也對日治時期的台灣現代美術界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從1928年的第二屆「台展」起，井手在每年的「台展」內皆擔任幹事，實際上扮演今日類似策展團隊成員的角色。可以合理推測，擔任「台展」幹事的經歷也讓井手薰對台灣教育會館的建築設計上，多了一份將此建築物的展場部份作為每年美術盛事的「台展」會場來設計的考量。
至1931年台灣教育會館新建築落成後，官方便將其作為「台展」、「府展」主要展覽場地所使用。（註2）同年，台灣教育會亦完成法人化，並以新制會規明文訂下台灣教育會的主要業務，其中一項便是：「台灣美術展覽會及其他展覽會的舉辦」。除了官展之外，民間最重要的美術展覽「台陽美術展覽會」，也在1935年5月於台灣教育會館舉辦第一屆的展覽。
井手薰對美術活動的投入，不僅限於台灣教育會館展覽會場的設計，他在官方展覽與民間展覽的參與也持續了十年以上。1938年起，「台展」改為「府展」，主辦單位也從台灣教育會收回到總督府文教局的手上，此時井手薰與塩月桃甫（Touho Shiotsuki）、木下靜涯（Seigai Kinoshita）等人在「府展」中改列名為評議員。除了官展之外，民間的台陽美術協會於1934年成立時，井手薰也出席了成立大會，並且在會上致詞呼籲台陽的會員們之間必須團結，亦談及組織的經濟問題與組織的未來方針等問題。
日治時期的台灣教育會館除了是美術展覽的重要展演場地外，亦有影片放映設施，辦有多場放映活動。（賴英泰提供）
談回台灣教育會與教育會館本身，除了展覽之外，台灣教育會更編列預算購入收藏優秀的「台展」作品，如第二屆「台展」時藍蔭鼎的作品《練光亭》即為台灣教育會以300餘日圓購藏。在那個沒有美術館、沒有館藏、更沒有專門美術學校的年代，台灣教育會作為組織與台灣教育會館作為展覽館舍，兩者合一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美術發展上扮演了近似於美術館的角色。因此，將台灣教育會館視為台灣最早也最重要的官方的近代美術展覽場地，並不為過。
戰後的轉變：從經歷二二八的省參議會到作為西方藝術引進窗口的美新處與美國文化中心
戰後，台灣為國民政府所接收，政治與社會狀態重組，台灣教育會館輾轉易手後，於1946年起為台灣省參議會作為開會地點之用。省參議會中部份議員在隔年的二二八事件之中慘遭毒手，其餘多數議員亦因二二八事件之故而退出議會。後來經歷國府遷台、韓戰等亂局，至1951年縣市行政區域重新規劃後所選出的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取代了原來的台灣省參議會，而後臨時省議會在此辦公至1958年隨省府遷往中部為止。
省議會撤出後，台灣教育會館舊建物空了下來；另一方面，1957年時美國在台新聞處（常簡稱為「美新處」）因發生了劉自然事件而遭抗議之民眾搗毀，於是美新處便搬遷至台灣教育會館開始辦公。此後直至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為止，在南海路的美新處成為1960至1970年代間美國文化訊息的傳入台灣窗口。
在二戰後的世界冷戰對峙架構中，美國提供許多資源予反共陣營國家以換取其盟友支持，中華民國亦於冷戰體制中的1951至1965年間，接受美國一年一億美金的美援扶持，美國文化即隨著人員往返與資訊流通而進入台灣。那是一個以反攻大陸為國家短期目標而造成的長期戒嚴與白色恐怖的社會狀態，中華民國政府的威權統治對國內外言論與思想的嚴格掌控程度，堪稱台灣史上之最。在這種嚴厲的社會情狀下，赴美國留學是當時學生們的夢想之一；但對於能力或經濟狀況不許可的青年大眾來說，美國新聞處所舉辦的展覽、美國電影的放映和圖書室裡面的美國書籍，是台灣在政府對資訊的嚴格控管下，極少數能了解國外資訊的管道。
半官方組織的台灣教育會，其任務也包括促進社會大眾對現代美術的教育與認識，在尚未有官辦美展的1926 年，台灣教育會就曾於總督府博物館（今國立台灣博物館）舉辦當時全台罕見的大型美術展。（來源：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
該時期，美新處曾舉辦過多次的美國相關藝術展覽，也對當時的中華民國藝壇造成相當影響。據陳曼華研究，當時，半抽象風格、強調抒情的美國版畫來台展出，為當時中華民國強調戰鬥文藝取向的木刻版畫風格造成了相當的衝擊，連帶影響促使了現代版畫會的成立。另外，美新處於1960年舉辦的「20世紀美國名畫展」雖為複製畫作展，但此展覽一方面展現了美國繪畫跟歐洲藝術潮流之間的脈絡與對話，另一方面又呈現出現代藝術在美國的獨立發展性格，是當時中華民國罕見能夠直接接觸到西方的藝術展覽。（註3）
美新處從1972年起開放藝術展場的公開申請，使其在藝術圈中持續地作為重要展覽場地而存在。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原址的美新處改名為美國文化中心至1991年時租約到期，美國文化中心退出本建物。時台灣省教育廳一度有改建此建築之議，但後遭抗議而停止此計畫，而在1992至1993年間轉租予中華民國童子軍總部，一年後重新由美國文化中心承租，持續使用了此建築20餘年，至2002年美國文化中心遷出為止。
同一棟建築物在戰前作為台灣教育會館，是日治台灣最重要的美術展覽場地；在戰後的美新處時期，又是西方藝術風潮輸入台灣的窗口，戰前與戰後的歷史似巧合又非巧合地相互呼應著。數十年來，無論是透過日本殖民折射對於歐洲藝術的認識，或是透過美國的轉化接觸到的西方藝術文化，可以確定的是，此建築物對於台灣的現代美術史而言，在進入美術館時代之前的70年之間，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註1 「學租財團」是指台灣總督府繼受清代舊有的書院、社學、書房等教育機構所屬田地而成立的財團組織，以徵收學租來維持資金收入，並將此收入用在推動教育相關事務之上。
註2 從第五屆至第十屆「台展」、第一屆至第四屆「府展」，前後共十年間的「台展」和「府展」，皆在台灣教育會館展出。
註3 陳曼華，〈新潮之湧：美新處（USIS）美國藝術展覽與台灣現代藝術（1950-1960年代）〉，《台灣美術》，109期，2017.07，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頁27-48。
主要參考文獻資料
01 方瓊華，《「美術」概念的形成——以日治時期台灣美術展覽活動為中心，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碩士，2002。02 台灣大百科，井手薰，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887。
03 陳曼華，〈新潮之湧：美新處（USIS）美國藝術展覽與台灣現代藝術（1950-1960年代）〉，《台灣美術》，109期，2017.07，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頁27-48。
04 陳曼華，〈台灣現代藝術中的西方影響：以1950-1960年代與美洲交流為中心的探討〉，《台灣史研究》，24卷2期，2017.06，頁115-178。
05 蔡幸伶，〈日治時期台灣官辦美展之行政探討〉，《博物館學季刊》，30卷2期，2016.04，頁5-31。
06 鄭政誠，〈日治時期台灣教育會的創立與發展〉，收錄於台灣省教育會主編《台灣省教育會百年發展專刊》，台北：台灣省教育會，2014.03，頁30-50。
07 鐘雅薰，從建功神社看井手薰的設計理念：https://tinyurl.com/ycfwab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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