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至上　香港藝術的「黃金時代」

回歸20年，香港迎來了藝術遍地開花的盛況。1998年，特區首長董建華提出在西九龍填海區興建大型表演場地，帶領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2002年，文化委員會勾勒未來願景時，聲稱文化與經濟的互動，將凸顯大都會的活力。自此政府、企業、文化組織紛紛安排層出不窮的藝術活動，使得頂級國寶、皇室典藏、當代藝術明星、本地創作輪番亮相。藝術走入尋常百姓家，五花八門的作品佔據著商場、公園、大街小巷、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最亮眼的位置。生活藝術化，即使吃一碗雲吞麵、挽著一只帆布袋皆講究美學品味。藝術已蛻變為推動經濟發展的「賣點」，不但賦予商品別樹一格的符號價值，更激發娛樂消費的無盡慾望。

為求搶佔商機、吸引國際流動資源（包括人才、資金與資訊網絡等），城市假藉藝術妝點出豐富多姿的獨特形象，誘人沉醉其中大灑金錢。而藝術正好提供了消費品味的準則，指導大眾如何體驗生活、如何活得歡愉又自在。藝術以奇觀改造了城市的景觀，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內涵，經濟發展至上的思維又倒過頭來改造了文化發展的生態環境。下文擬以香港近年備受注視的文化據點為例，略談20年來本地藝術發展失衡的怪現象。

1991年，殖民地政府提出重新規畫油麻地、大角咀等舊區，並擬於現時M+視覺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M+）所在的填海地興建住宅及公園，減低該區的人口密度。回歸以後，香港陷入經濟衰退的危機，西九龍重建計畫幾番更易變成帶動城市發展的文化工程，任憑舊區居民以土炮創意研發擠迫空間的再利用。在發展國際大都會的想像框架下，政府籌組的顧問小組整理各路專業意見，提出從視覺藝術、建築設計、活動影像和流行文化四方面入手，呈現當代視覺文化的多元面貌。M+應允香港一座新型博物館以立足本土、放眼國際的視野，帶動本地文化發展。自2012年起，策展團隊即籌畫各式各樣展覽、講座以及公眾教育活動。其於本地舉辦的展覽大抵可分為五類：介紹博物館的籌備、著眼於特定的當代藝術形式、中國當代藝術、本地視覺文化，以及本地藝術家參與威尼斯雙年展的創作。展覽類別確實豐富多元，但其策展論述卻鮮有討論M+如何建構相關課題的新知識、新解讀與新想像，更欠缺對香港文化脈動的回應。

如2013年「當代充氣雕塑展Mobile M+：Inflation」邀請了來自英國、美國、阿根廷、南韓、中國與本地六位藝術家參展，彷彿不同文化的作品共冶一爐就足以呈現國際視野，毋須解釋崔正化（Choi Jeong-Hwa）的黑色巨蓮、戴勒（Jeremy Deller）的石柱陣彈床、麥卡錫（Paul McCarthy）的大糞堆等作品並置展示的智性考量。策展人不從作品的文化脈絡梳理其與當代藝術思維、展示空間又或觀眾體驗的互動，卻以看似專業又含糊的詞語「自然與人工、宏大與私密、永久與片刻、美麗與怪誕」（nature and artifice, intimacy and monumentality, permanence and temporariness, beauty and grotesque）展開討論。中英翻譯的落差，使得原本扎根於西方藝術的概念無法精準傳達，也無從探究作品的意義。難道展現國際視野的博物館就必須恪守某一套西方藝術語言，而漠視以自己的話語討論文化藝術？

暫且不談國際，本土文化脈絡又如何？近期的「曖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別演譯」以照片與服飾呈現偶像明星的作風做派，卻不求探究性別的建構與演繹，也懶得追溯本地流行文化的生產模式，以及其與日本、歐美演藝界千絲萬縷的關係。曖昧的是，展覽談及雜誌封面照時，策展團隊隨意以「中性」描述短髮造型、「性感」等同展示身體，而身穿便服即帶有「家居生活」的聯想，模稜兩可的分類未能思考性別定型的框框，反而落入更平面單一的描述。究竟視覺文化的討論是否只侷限於眼睛所接收的即時資訊，而忽略視覺經驗與時、地、人的互動以至其文化意義？

或許M+的迷失不在於無力照應國際與本土的視點，而在於以最顯而易見的行政手段制造「國際視野」的幻覺。是以M+大樓的總面積必須大於巴黎龐畢度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紐約現代藝術館（MoMA），而各項活動的籌畫總愛標榜館方與海外機構及文化工作者的緊密合作，卻甚少談及與藏品相關的研究、又或策展團隊對本地文化議題的解讀。M+所加的不是知識生產的能量，而是項目籌畫次數、屢破新高的參觀人數。但數字又如何說明M+與公眾的關係、其籌畫如何回應本地的文化需求，以及「博物館」這舶來品如何移植到本地文化脈絡？

今天西九文化區依然是一片塵土飛揚的工地，藝術館又因改建工程而伏匿於尖沙咀，藝術卻昂首穿梭於這片名牌黃金地的各大商場，為市民增添消閒娛樂的生活享受。眼前九龍市中心的藝術分布圖儼然是香港文化發展的隱喻。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對於推動知識生產、補足不同文化論述的思考往往有心無力，而商家財團正摩拳擦掌落力為香港整理藝術的定義。如香港白立方總監斯蒂爾（Graham Steele）曾揚言其所包攬的是最貼近時代的國際當代藝術，也是任何本地博物館做得不到的。2009年開幕的K11更雄圖偉略的把商場變成藝廊，首創全球購物藝術館，一意解除藝術品高高在上的光環，讓大眾親身接觸其非凡魅力。

置身其中，消費者會發現趣味盎然的藝術品就在身邊。抬頭一望正看到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的小狗閉目養神，消費者大可與牠來個自拍照﹔才一轉眼，商鋪與商舖之間又看到展示燈箱的拼貼畫對人眨眼﹔逛累了，大家不妨坐在莫一新的雕塑上稍稍歇腳。興之所至，商場安排了藝術表演、教育工作坊、導賞團，讓大眾以不同方式親近藝術。筆者尤記得參觀K11首個展覽「臥遊」時，曾往服務台索取有關資料，但職員送上的卻是一疊疊購物優惠卷。展覽鼓勵觀眾四處尋找藝術品的影跡，使得觀賞經驗干擾不斷。先是色彩炫目的宣傳橫額與商戶燈牌，再來形形式式的大型雕塑穿插其間，加上還有參展作品散布於不同角落。商品、圖像、影片、燈光各出其謀爭奪消費者的注意力。藝術淪為商舖的點綴、包裝商業的市場策略。藝術家的創作理念不再重要，因為作品只是空洞的符號，邀請消費者投入偽審美經驗，享受小確幸的慰藉。

發揮港式拿來主義的草率，K11可謂山寨版的森大廈。兩者同樣以藝術包裝商業，胸襟格局卻差距甚大。2004年開放的日本六本木新城森大廈不但把商場營造成「藝術空間」，更確實的以森美術館（Mori Art Museum）、學術中心、圖書館提供了文化藝術交匯的場所，試圖展開智性討論。K11推廣的藝術只講感官愉悅的剎那，展覽文字大多泛泛而論，不求甚解。反觀森美術館，專業策展人積極思考藝術與其他領域（如科學、建築與人文歷史）的互動，又有策略的展示阿拉伯、印度等地區的當代藝術。有趣的是，K11的籌畫團隊曾邀請策展人梁展峰提交展覽企畫，殊不知他早已替商場辦過「臥遊」及「X+Y」兩場展覽。不談經驗累積，亦不必講究對藝術的理解，團隊獨以頻繁的活動項目推銷平易近人的藝術。小確幸的快感擠走藝術，剩下藝術的幌子高呼：商場如此多Fun！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2005至2014年期間，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增加值平均每年上升8.6%，相較於同期本地生產總值平均每年的升幅為4.6%，顯見文化藝術自有其價值。政府鼓吹藝術產業化，大眾也對藝術家改觀了。過去藝術家總帶著幾分癆病鬼（編按）的窮酸相，現在他們卻被媒體塑造為我行我素的嬉皮士，引發「非一般生活態度」、「有品味」等想像。風光背後，誰又想到文化及創意的生產不單需要展演空間及配套設施，更需要足夠的空間沉澱省思、實驗不同構想？

千禧年間，隨著本地工廠遷至中國內地，廠房租金下降，吸引了一批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師生進駐其中。有些藝術家看中了工廠大廈樓底高、空間寬敞，而貨用升降機也便於搬運大型作品；有的指工業區易於購買合適又便宜的創作材料；也有人認為人流少，創作更專注。彼此聲氣互通，火炭漸漸由地理空間蛻變為「伙炭」（藝術工作室，簡稱伙炭）—有機生成的藝術社群。意想不到的是，工作室開放日原為朋友聯誼，適逢政府銳意發展文化藝術，是項年度活動辦得有聲有色，引來對藝術好奇的觀眾，甚至商業贊助。2003年，參與的藝術家僅18位，2015年開放日記錄了80間工作室、超過250位業界人士參與。為求爭取資助，藝術家聚落成立董事會，並以行政規條統籌開放日所投放的人力物力。可是，活動愈見規模，藝術家卻發現當中竟然夾雜著手工市集、首飾銷售、畫室招生，甚至教授投資工廠大廈的攻略。2016年，董事會經投票決定將開放日延至3月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會（Art Basel, Hong Kong）期間舉行。不少藝術家更炮轟伙炭早已變質，租戶只求與藝術市場掛勾。藝術發展無可避免與商業市場、行政管理打交道。當商業與行政只顧及收益與效率，藝術能否堅持其獨立自主，以創作及知識生產為主導，從現實的縫隙中拓展其發展空間？伙炭留下的難題許是香港放下行政思維，認清藝術生態的不同需求，藉以重新思考何謂藝術發展的契機。

在寸金呎土的香港地，不少藝術家假借「倉庫」（storage）之名租用在工廠大廈本就有違法之嫌。今年3月，Hidden Agenda（HA）位於觀塘工廠大廈的獨立音樂表演場地被控沒有申領「娛樂場所牌照」；其後灣仔富德樓的民間學院也因舉辦講座而被指觸犯《教育條例》。政府著意發展文化藝術，但創作空間卻不斷被天價租金與不同規章條例所侵佔。沒有空間，香港談什麼文化發展？西九文化區又將展演什麼？

藝術的蓬勃發展正為本地藝術界帶來連串挑戰。商業利益掛帥、日常生活美學化、行政手段主導等，正不斷改變藝術創作的本質以及藝術討論的開展。人人都注視著藝術，藝術卻逐漸消失眼前。也許我們要問的不是：藝術給城巿帶來了什麼？為什麼城巿需要藝術呢？更根本的問題在於：文化藝術如何思考其於社會的位置？藝術如何審視現實生活的不同面相，藉以思考一切存在的本質？

編按　意指像罹患肺結核病一般乾瘦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