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較勁： 席勒與巴斯奇亞──巴黎路易威登基金會大展

今秋的路易威登基金會（Louis Vuitton Fondation）再次令人驚嘆的實力震撼巴黎藝術圈，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與埃貢．席勒（Egon Schiele）的雙個展，令人好不期待。綜觀展覽佈局，其實並不複雜，從地下一樓開始，用席勒當作前菜，而後馬上端出熱騰騰的主菜：巴斯奇亞，整整四層樓的巴斯奇亞，大部分都是大尺寸的作品。題外話，展場有超過120件的巴斯奇亞的大作品，有三分之二以上都來自基金會的收藏，讓人又不免想到去年轟動一時蘇富比的夜拍，當時一張巴斯奇亞於1982年的作品《Untitled》成交價達1億1048萬美元，超過當時所有美國藝術家的拍賣紀錄。隨後又想起，路易威登的創意總監基姆．瓊斯（Kim Jones）也曾表明2017年的秋冬設計靈感就來自巴斯奇亞，展覽剛開幕，法國的《VOGUE》雜誌立刻也大篇幅報導此次巴斯奇亞展覽的文章。恰逢席勒逝世百年前，全世界都大幅討論這個奧地利前衛巨匠的藝術家，善用藝術為其品牌行銷的工具，路易威登做得確實不錯。

回過頭來，細品展覽本身，雖說對話性與連結度其實並非如想像中的深刻，展覽還是很完整地呈現兩位天才的較勁。從表現主義的席勒帶到新表現主義的巴斯奇亞，從20世紀初期的歐洲藝術的突破講到美國街頭藝術的反叛，英年早逝的天才用彼此短暫的28年中所留下的熱情，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探索人類反動的能量，很重地，一次一次地撞擊當代社會的人們的靈魂。

埃貢．席勒（1890-1918）生於奧匈帝國君主體制的沉悶與傳統之中；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19世紀末的奧地利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特性。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Empereur François-Joseph），成功維持了龐大的奧匈帝國裡多元文化的統一──一個循規蹈矩的社會。因此奧地利與德法兩國不同，德國在19世紀中期發展了浪漫主義，法國在19世紀末發展了印象主義，而奧地利沒有發展任何先鋒派或是其他流派的運動。整個19世紀的奧地利繪畫被學院派和寫實主義所主導，奧地利的藝術變革運動出現在較晚的1897年，這也得益於由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領導的「維也納分離派」的出現。克林姆以創作奢華感官的場景而聞名於奧地利藝術界，他亦要求他最得意的弟子席勒堅持這方面的創作。

1908至1909年間，席勒的作品反映了克林姆與分離派的影響，對於輪廓線條的追求，其1909年的作品《達那厄》（Danaé），師承1907年克林姆的同名作品。不同的是，其裝飾線條的彎曲反對寫實的圖案以及真實的背景，而是展現對於「描繪」表現性的重視。很快地，這支筆被解放了，轉變為表現主義的追求。尖銳而緊張的筆觸，無情地切入肉體，身體被扭曲，被截斷，就像藝術家喜歡的那些木偶一樣。背景的留白，輪廓的解剖，如同1910年的肖像畫《Portrait of Doctor X 》，用奇特的手勢和姿勢展現人物的特徵，藝術家的獨特性一覽無遺。

席勒的肖像時而是臉，時而是四肢，偶而僅留塊狀的局部肉體。兩張1910年的《裸體的男子》（Male Nude）系列 ，粗暴的大筆法以及不自然的、過紅的皮膚，表現男子枯槁憔悴的背部。他們極端扭曲的姿態，反映了孤寂靈魂，透露了藝術家說的：「一切都活著的死去」。席勒也從這之後，開始大量創造自畫像。其自畫像總帶著敏銳的目光，透著折磨與痛苦，加上水彩的使用，使得這些身體就像漂浮在紙面一樣，都顯得不安與不確定。

1912年，席勒和他的情人維拉尼．諾依奇（Wally Neuzil）離開了維也納，來到了波西米亞南部捷克共和國一個非常美麗的小鎮克魯姆洛夫，他在那裡同樣創作了很多裸體畫像，他的作品無情地並超越性慾地來審視人類的命運，那些早期折磨他的線條也愈趨蜿蜒。年輕的放蕩不羈和明目張膽的挑釁的創作，讓保守的小鎮居民難以忍受，以傳播色情和傷風敗俗的原因，監禁了席勒24天，這是他的轉折點，也讓他一度重回傳統，嘗試創作風景畫作。

1915年席勒拋棄了原本的情人與中產階級的愛迪絲．漢斯（Edith Harms）結婚，隨即一戰爆發，他回到了維也納服役到1917年。他在軍隊擔任後勤的職務，閒暇之餘還是可以作畫。新生活一起改變了他的畫風，短而稜角的筆觸柔順了，曲線圓潤了，構圖平衡了，連帶畫中角色也逼真了許多，1917年，其夫人的肖像畫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作。雖然他躲開了殘酷的戰爭但躲不掉悲慘的命運，最終於1918年死於西班牙流感。短短十多年間，席勒已經經歷了三次大的畫風轉變，英年早逝的他，是奧地利表現主義的代表人物，是20世紀藝術史最有才華以及最古怪的藝術家之一，但是他死後便快速地被遺忘了，等到其作品被重新關注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對於法國的觀眾，人們重新認識席勒已經是在1986年龐畢度的展覽之後。直至當代藝術百花爭鳴的今日，席勒的原始狂放依舊是我們破碎心靈的撫慰，仍舊觸動著無數孤寂的靈魂。

尚．米榭．巴斯奇亞（1960-1988），從80年代崛起後，已成為當代藝術市場中的頂級藝術家，其作品的表現性以及趣味性在上世紀末的西方世界造成轟動。而他的故事，也如同作品的激進，成為當代藝術史中的傳奇人物。

生於紐約的布魯克林區，為海地和波多黎各的混血的二代移民，雖然是黑人但並非出身寒微家庭，父親曾任海地內政部長，母親專職印花布設計，祖父亦為是吉他手兼拉丁諾樂團指揮，年幼的巴斯奇亞也因此從小受到藝術的薰陶，四歲就開始塗鴉。1976年他開始走上街頭，以「SAMO」（Same Old Shit）為名進行塗鴉活動，「SAMO」意味著「同樣老套」的意思，同時也會書寫饒富玩味的符號與富有詩意的句子。兩年後他因為惡搞校長，被勒令退學離開高中，開始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活躍於蘇活區一帶，進出紐約地下文化的基地，也因此遇到了許多流行文化的大家們， 如：大衛．鮑伊（David Bowie）、 瑪丹娜（Madonna）、安迪．沃荷（Andy Warhol）、凱斯．哈林（Keith Haring）以及策展人／藝評家的科爾特斯（Diego Cortez）。1981年，他參加後者於策劃的「紐約／新潮流」大展，正式走紅躋身紐約藝壇，受到許多藏家的青睞。他也開始使用不同的媒材，並嘗試油畫創作，風格繼續承襲塗鴉時期的不羈，大膽奔放色彩與線條，混合街頭以及各種次文化的元素，骷顱人物、非洲面具的頭像、足球、汽車、警察、建築、牛仔外套……天馬行空的被使用在其畫作之中，充滿文學性的詩句與符號……以兒童天真的手法描繪大都市的形形色色。次年開始，他和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大衛．薩利（David Salle）、恩佐．庫奇（Enzo Cucchi）等人一起展出，帶出一股新的時尚以及風格潮流，被稱為新表現主義。

1983年巴斯奇亞和安迪．沃荷合作作畫，並於1984年舉行個展，一炮而紅成為媒體的新寵兒。這段期間他也刻意在繪畫中加入更多的黑人形象，凸顯自己的歷史與獨特，也加入更多的拼貼或是裝置的技法，更成熟地表達自由形象的風格，全力移嫁對生命的激情，環境的脈動與活力到創作之上，此次展覽不斷出現兩個主題，種族主義和死亡，並用畫作特色區分作品：頭、街頭工作室、二元性、紙上拼貼、戰爭與英雄、敘述、音樂語彙、非洲文化中的吟遊詩人葛里歐（Griot）（編按）等等。展覽就如同藝術家的作品一般，有節奏的說唱著，對抗社會不公的，其作品《Untitled（Boxer）》，突起拳頭的黑色拳擊手帶著荊棘冠，憤怒的尖叫卻被格子的臉照遮住，我們彷彿聽到巴斯奇亞說：「我的作品，大約有80％的憤怒。」

在他因1988年毒品過世之前，短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已累積數千張的作品。好友安迪．沃荷的去世，導致巴斯奇亞更加的鬱抑，長期過分依賴毒品摧毀他的身心。在他短暫的生命結束前，巴斯奇亞匯集了兩個主題於最後一張作品《乘坐死亡》（Riding with Death），這一次，沒有文字，沒有拼貼，沒有激情的筆觸和顏色，簡單的背景中，只有藝術家自己─一個黑臉的人，騎著幾乎分解的骷髏……。

埃貢．席勒和尚．米榭．巴斯奇亞，同樣擁有令人眼花撩亂的戲劇人生，同樣死於28歲，他們都在短暫的創作生涯中，都同樣留下大量的作品。他們皆帶有高度的對抗意識，席勒對抗著維也納傳統的庸俗與虛偽，而巴斯奇亞的作品則大大譴責種族主義所給予的暴力。他們都創造了一個新的自我畫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經典。兩者皆以人物形象為創作的中心，也時常將自己入畫，是為彌賽亞的概念。最後，他們又皆在最美好最成熟的時候悲劇地殞落。

他們的作品如此的不同，卻又如此相近，他們皆通過形象的永恆和深刻的強度來作畫，他們皆採用主觀性的極端表達，扭曲的主題與圖像來反映內在靈魂對外在環境的觀想投射。兩個相差大半世紀的藝術家，看似不同，卻又有命運般的巧合，今日，他們穿越時空，在巴黎相遇。

編按　Griot指男性，Griotte指女性，傳統葛理歐男女皆可傳承，但男性可彈奏樂器，女性僅能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