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欄｜ART WITH PANDA】教學現場——從安迪沃荷出發更認識自己

你知道 Andy Warhol 是移民之子嗎？

你知道他從小在虔誠的天主教家庭長大嗎？

這些身份對於他的藝術創作又有什麼影響呢？

這天和九年級的學生在 Brooklyn Museum 的安迪沃荷（Andy Warhol）特展中探討身份認同。我們從他的自畫像和媽媽的肖像畫開始，再到與尚·米榭·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合作的拳擊沙包，最後以槍枝畫系列作結，我們從顏色、表情、象徵符號拼湊他身分認同的蛛絲馬跡，再回到自己。

面對著色彩濃烈的肖像作品是不同年作的自己和媽媽，有學生說自畫像中他的表情沒有情緒，但光是紅色和黑色就充滿了憤怒的感覺。

藉著這個討論我分享道沃荷從20幾歲就開始戴那標誌性的銀白假髮，青春正盛的大家或許還沒有髮線後移的煩惱，但討論起沃荷戴假髮卻能試著理解他的心情。

「他可能不想要被發現他有禿頭，像是戴面具掩飾一樣」

「也有可能他想要呈現某種特定的形象」

「我同意，好像說他想要決定別人怎麼看他」

我接著講到沃荷的爸爸媽媽 Andre 和 Julia Warhola 在20世紀初從現在的斯洛伐克移民到美國，但沃荷搬到紐約後就把原本斯拉夫姓氏剪短成 Warhol 走跳。大家原本還在訝異他是移民之子，下一秒突然露出理解的表情，討論起他可能為什麼要改名呢，紛紛說道

「他可能想要融入」

「他覺得很丟臉」

「他可能不想要別人知道他是移民的小孩⋯⋯」

「這個社會會讓人覺得要同化才會得到更多機會」

「對對，尤其是他那個時代」

身份認同除了那些我們想要用力宣揚的，也可能有不想被知道的部分，而這些也都不自覺影響了我們面對世界的樣貌。

安迪沃荷身為公開的同志在他的年代（1928-1987）在社會上遭遇很多歧視，更遑論同時也是天主教徒的他得面對來自信仰的評斷和矛盾。

我們來到他與巴斯奇亞在 1985-86 年間共同創作的拳擊沙包作品前，沙包上畫有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的耶穌，並混雜了大大小小的“judge（評斷）”字樣。

我問大家「觀察到的視覺符號之間可能有什麼關聯呢？」，幾位學生分享他們的思緒：

「那些字的呈現方式看起來很生氣的樣子」

「看到沙包會想到要對著它打，但通常耶穌的畫像不會出現在這種地方」

「把耶穌的臉畫在沙包上可能是他對信仰感到憤怒」

「可能沃荷身為同志覺得在信仰裡受到評斷」

「大概很想離開這個信仰可是又離不開的感覺」

巴斯奇亞（1960-1988）和安迪沃荷相差超過三十歲，同樣在天主教家庭長大的他是個雙性戀者，挑戰塗鴉和主流藝術的界線，21歲就成為廣受注目的藝術家，在當時黑人藝術家極少像他這麼成功的。

散及沙包各處的「評斷」字樣指的是什麼沒有標準答案，或許是他們的性向，也有可能是他們曾經經歷的種種。

巴斯奇亞和沃荷的忘年之交常常受到批評，被說是互相利用鞏固各自在藝術界的地位。其實，他們都經歷過創作被蔑視的時候，巴斯奇亞衝撞街頭藝術和所謂「高級藝術（high art）」的框架，數十年前沃荷則用商業藝術嚇壞高級藝術裡一票人。

說回來他們的性向和原本的樣貌不被接受不只是 1980 年代的社會或天主教環境，現在還是有很多人做自己卻不被接受。話題自然地轉到我們自身，有學生分享自己非二元性別的經驗、以及日常中受到信仰約束的無形壓力——

「有時候我覺得我怎麼樣都達不到信仰裡的標準，沒辦法被接受的感覺」。

我邀請大家在紙上列出自己覺得重要的身份認同，我舉例自己是台灣移民在美國、女兒、教育者、平權倡議者等，然後思考我們在意哪些事情呢？我們的核心價值又是什麼呢？

接著從這些發想來創作，具象或抽象都好，用視覺符號來表現「你是誰」。

前面提到面對信仰感到很糾結的學生畫了一個充滿裂痕的十字架；有人畫自己戴著耳機正在運球，寫下自己的各種身份認同，包含中國移民、高中生、反對持槍權（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也有畫自己在不同的情境裡的樣子，一旁寫著混血（波多黎各、多明尼加、厄瓜多、義大利）、泛性戀者、自己的第一語言是西班牙文、喔，還有容易想太多。

安迪沃荷戴假髮或許是要隱藏禿頭，也或是積極打造特定形象。認識自己是不斷持續的過程，我常覺得很神奇藝術和對話能讓學生們卸下心防，和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甚至是自己脆弱的一面，在 75 分鐘課程間看到這些九年級生溫柔的同理心、認真思考自己是誰，我知道有許多都是同儕或家長原先不知道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