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對焦的視野：2022惠特尼雙年展「保持緘默」

Out of Focus View: Whitney Biennial 2022 - “Quiet as It's Kept”

本屆惠特尼雙年展的主題「保持緘默」來自美國口語，意指對任何敏感性資訊或秘密避口不談，以免招致危害，通常接著某件必須保密的事物前使用。從這層角度來看，本屆雙年展展出的作品，也正是許多緊接著不可說之後，曾經需要保持緘默的訴求、個人記憶與集體歷史。

「自由女神在哪裡？」

觀看這次惠特尼雙年展（Whitney Biennial）「保持緘默」（Quiet as It’s Kept）最好的方式，是先在心中建立一顆定場鏡頭。與其執著於線性路徑、一件接著一件的作品累積至視覺高潮，倒不如先快速分別瀏覽引進日光、開放平面的展覽五樓，與滿佈視覺障礙、地下迷宮似的六樓。這近乎矯飾、干預性的策展語言——白與黑、解放與封鎖、闡明與混沌——也將在我們眼中，因明暗的強烈對比而留下模糊的殘影。這模糊的殘影不僅是我們直覺地生理反應，也是閱讀「保持緘默」一展後揮之不去的感覺：模糊於因疫情或戰亂而失去明確分界、黏著難分我們的日常時間與空間；模糊於在全球通貨膨脹、階級與意識型態越發對立的社會氛圍下，我們的經濟地位與公民立場；模糊於我們作為觀者，似乎和眼前63組藝術家或團體們，分享著共同的集體焦慮，以及同樣地，對生活、對未來的擦不乾淨、對不了焦視野。

惠特尼雙年展「保持緘默」展覽現場。（攝影／Ron Amstutz，惠特尼美術館提供）

本屆惠特尼雙年展的主題「保持緘默」來自美國口語，意指對任何敏感性資訊或秘密避口不談，以免招致危害，通常接著某件必須保密的事物前使用。保持緘默一詞，也常出現在非裔的創作中——當緘默與否在他們個人與集體的生命裡舉重若輕——像是文學家童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中的第一句話：「不能讓人知道1941年的秋天裡沒有金盞花。」（Quiet as it’s kept, there were no marigolds in the fall 1941.）像是爵士樂手麥斯．羅區（Max Roach）的實驗專輯名稱，或是2002年，藝術家大衛．海默（David Hammons）用以複雜化對非裔藝術的抽象作品聯展名稱。從這層角度來看，本屆雙年展展出的作品，也正是許多緊接著不可說之後，曾經需要保持緘默的訴求、個人記憶與集體歷史。

惠特尼雙年展策展人愛德華（Adrienne Edwards，左）與布雷斯林（David Breslin）。（攝影／Bryan Derballa，惠特尼美術館提供）

籌辦於2019年末，然因疫情而延後一年開展的惠特尼雙年展，在這短短不到四年的跨距裡，由愛德華（Adrienne Edwards）與布雷斯林（David Breslin）主導的策展團隊，正從已成為歷史的日常生活跨越至新日常：對藝術機構的新一波批判、新冠疫情、隔離、種族正義運動（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底的總統大選，直至今日烏克蘭戰爭；這可能說明了，何以愛德華與布雷斯林定調新日常下的「美國」藝術，與其說是提供觀眾可在變動生活中緊守的教條，倒不如說是一場信任練習：等待潛能成為可能，接受問題並不只有一種解答。

亞特．塔貝的作品《美國公民入籍100題》（100 Civics Questions）中提問：「自由女神在哪裡？」（Where is the Statue of Liberty）。（謝佩君提供）

或許這也說明了，何以本屆雙年展場的文字裝置多是以問句為主。例如，居住並創作於貝魯特（偶爾舊金山）的藝術家雷亞特．塔貝（Rayyane Tabet）的作品《美國公民入籍100題》（100 Civics Questions）中，將原本用作公民入籍面試的考題題庫，製作成黑字的標語，遍佈於美術館的各個角落。這些以美國政府組織、國內歷史與綜合公民知識為主的題目，失去原本具執行力的脈絡與論述場域，成為飲水機旁滋生的字句（舉出一個引發美國內戰的問題）、樓梯間窗台無意的問題（解放宣言的用意何在？），或是咖啡廳吧台後的帶狀裝飾（美國冷戰期間最擔心的是什麼？）提供觀眾們誤讀、誤解、誤答，甚至是忽略的可能。透過錯置這100則入籍問題，本身也曾歷經公民考試的塔貝一方面無效化這些問題的法律效力與事實性，另一方面也質疑國族性的獨斷——問題與「所謂的」正確答案的一對一關係。然而，當問題逃逸於正確答案時，這些迎面而來的問句，可以有更多超現實的可能。就像是，當我毫無頭緒地看到貼在窗上的問句：「自由女神在哪裡？」時，除了莞爾眼前的窗景像是尋找威利的遊戲，同時也不禁想自由女神也可以落腳在此處，是不是正在肉品加工區的紅磚牆上一角內舉起火炬？

像極了愛情

除了常見以牆面為基礎的文字裝置外，紐約藝術家強納森．伯格（Jonathan Berger）的「無名之愛的序言」（An Introduction to Nameless Love）系列作品則是用文字打造（僅有形象不具背景）的巨型雕塑，並以情愛之外的愛作為討論的內容。本次展出的系列中的三件雕塑，來自伯格長年和攝影師瑪格麗特．摩頓（Margaret Morton）和隧道居民瑪莉亞．A．普拉多，烏龜保護人士理查．奧格斯（Richard Ogust）和他第一隻搭救的烏龜，以及自閉症哲學家馬克．奧特（Mark Utter）與他的溝通合作夥伴艾蜜莉．安德森（Emily Anderson）等人的合作關係。這三段構築在特殊場址、社群、工作、物件甚至是跨物種間的無名之愛，儘管不能稱為愛情，卻和俗稱的真愛有著相同的情感強度與羈絆。而透過搜羅各種無名之愛，伯格企圖延展我們對愛的定義：在當前的社會文化習慣之外，愛還可以是什麼？在哪裡可以找到？以及更重要的，超乎常規的愛是不是也能重塑我們的經驗？

阿爾弗雷多．賈爾錄像作品《2020年6月1日，18點39分》。（Courtesy the artist and Galerie Lelong & Co., New York and Paris，惠特尼美術館提供）

同時，對伯格來說，無名之愛的強度不僅在故事內容本身，也在於它的形式如何言說。透過一連串極需耐心與專注力的繁瑣步驟，藝術家充分顯露他對文字的細心照料，換言之，對文字的無名之愛。他首先將過去和摩頓等人的對話，請專業編輯重新編整修定後，再請設計師設計字型。然而，文字在此處的功能並非是資訊的傳輸，而是儲存。於是，我們看到伯格選擇將文字製成大尺幅的紀念碑：先由他逐字且不厭其煩地，將字從錫版上割出，再和匠人們合作，將每一個字焊接於鎳網上。這些仿若懸空的文字方塊並不易讀，它們在沒有背景的狀態下，持續無聲地招喚著觀者的專注力。《無名之愛的序言》就是這麼一件需要我們耗費時間與眼力、智識與其他身體疲憊的作品；當然，願不願付出端看個人意願，像極了愛情。

「法西斯主義降臨於美國。」

藝術家阿爾弗雷多．賈爾（Alfredo Jaar，出生於1956年智利）的作品《2020年6月1日，18點39分》（06.01.2020 18:39, 2021），同樣地要求觀者的耐心與專注力。據博物館學者統計，平均每一位觀眾觀賞作品的平均時間是30秒，然而此處，賈爾想再多跟我們要一點時間——在他的影片前待滿六分鐘。賈爾的影片乍似典型地安置在黑盒子（六樓展區特別設立的空間），以他手機的自攝畫面夾雜新聞影片，重演藝術家在兩年前，喬治．佛洛依德為警察殺害一週後，前往華盛頓特區抗議的現場。看似尋常的和平抗議活動，很快地遭受警方的反擊：當時的川普總統，為了於聖公會教堂前手持聖經拍照，而下令聯邦武力開道。我們看著這些再熟悉不過的畫面：警察投擲催淚瓦斯、橡膠彈，抗議群眾有得試圖反擊、有的找掩蔽。如果是兩年前曾經在現場的我們，可能會被換起些許創傷記憶：激動混雜著恐懼，仿若是戴著口罩，在炙熱的美國東岸六月裡，自己粗重的呼吸聲和群眾的叫嚷逐漸產生共鳴。

在這無聲的五分鐘影片後，我們看到軍用直昇機從天而降；同時之間，在黑盒子上方的工業用風扇也開始轉動，風扇隨著螢幕裡直升機的逼近而越轉越快、越來越吵，或坐或立的我們，衣服被風吹鼓、頭髮刮在臉上。當越無法專注於螢幕上的影像時，我們就越像是螢幕裡頭抗議群眾的鏡像。直升機的影像和風扇在同時間倏地停歇，但我們卻似乎依舊被風釘在地上，手臂上汗毛直立。這層尚未可以語言清楚表達的強烈情動，或許說明了，軍用直升機機只是一個符號，它所指涉的是：6點39分，當政府下令攻擊在拉法葉廣場上的群眾時，我想起皮諾奇特（Augusto Pinochet Ugarte）獨裁下的智利。幾個小時過後，我害怕地看著直升機的降臨。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了解到我正在目睹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已降臨美國。就在這對觀眾專注力多於30秒的要求下，本屆雙年展達到了「保持緘默」的一致性。儘管題材、媒材、物質種類各異，有的給予即時的社會性修復（如可可．福斯科 [Coco Fusco]的錄像中的沉思）、有的向觀眾投以驚嚇效果（像是露西．雷文 [Lucy Raven]音畫作品中的衝擊波），而有的小到一不小心就會被忽略（如拉爾夫．萊蒙 [Ralph Lemon]的無題繪畫，僅與藝術家介紹文字塊一般大小），然而，不可說的是任何一個有效的雙年展，最需要的是觀眾超過30秒以上的耐心與關注——讓我們被作品觸碰、感受愛或恐懼，體驗超乎言語可以描述的詩意與感動——來誘發所有可能的情動、智識批判，或者最好的，一個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