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部透過問卷了解學生如何看待AI進入藝術與教育現場,翻閱回覆時,發現學生的態度不盡相同:有人已經習慣將AI納入學習流程,也有人對AI介入教育抱持疑慮。其中,曹淯安在回答中提到了吸引編輯部目光的關鍵字——「罪惡感」。
現年26歲的曹淯安,大學時就讀傳播科系,目前就讀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二年級。對她而言,AI已是熟悉的學習工具,她並不排斥使用,也願意向指導教授說明自己的使用方式。然而,即使知道這些工具確實帶來便利,她仍不時懷疑,自己是否因此省略了原本應該經歷的思考過程?

這個方向是我想出來的嗎?
AI早已是曹淯安研究生活的一部分,在具體使用上,她分享會透過Gemini和NotebookLM整理文獻的摘要、問題意識及研究方法,再從中挑選值得深入閱讀的篇章。
相較於直接生成文章,利用AI搜尋、整理文獻,或許是多數人較容易接受的使用方式。畢竟,查找資料往往被視為一種基礎工作,似乎只要確認資訊正確與否,就不太涉及個人的主觀判斷。然而,正是文獻的選擇與排列方式,本身就可能影響研究者如何理解一個問題。當AI決定優先呈現哪些資料、歸納出哪些重點,使用者所接觸到的資訊,是否也已經過某種程度的篩選?
這也是曹淯安感到不安的地方,作為跨領域學習的研究生,面對陌生領域,她習慣先與AI討論,從系統提供的幾個方向中選擇一條路繼續研究。「可是這個方向是AI給我的,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另外,研究過程中,有些問題她又擔心因為自己並非本科生,問得太過基礎,而不好意思開口詢問指導教授。相較之下,AI隨時都能回應,也不會因為問題簡單而失去耐心。只是當AI提出建議,她也會憂慮這些方向是否帶有某種傾向,又或者自己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受到AI所提供的選項影響。
「要不要走AI說的方向,其實是自己的選擇。但我有時很難分辨:這到底是我想不出更好的方向,還是我真的想朝那裡走?」
不過,她並非全然被動。篩選文獻與發想題目,仍是她堅持親自完成的部分。她曾讓AI依照文獻自行生成一段研究背景,讀完卻發現「那就不是我要的東西」。此後,她會先擬好段落的先後順序,要求AI照著自己的安排撰寫,再逐句調整成自己的口吻。

我是不是太偷懶了?
除了研究方向,工作效率的提升也讓她有些不自在。過去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的文獻回顧,如今一個禮拜就能完成。「我會想,以前沒有AI的人要花多少時間?那我是不是太偷懶了?」
她總覺得,研究應該經過一定程度的摸索與累積,太快完成反而令人心虛。然而,指導教授的看法卻恰好相反,並不希望曹淯安將時間耗費在繁瑣的整理工作上,而是期待她把更多心力放在觀察與分析。
只是,省下的時間未必帶來從容。她坦言自己常將工作提前完成後先擱置,等到期限將至才交出成果;看著身邊朋友一邊工作、一邊辦展、經營社群,她也不免焦慮,覺得「好捲」。透過AI提升效率之後,空出來的時間,似乎很快又被新的待辦事項填滿。對她而言,真正的休息,反而是「不用記錄一切的時候」。
如此看來,真正難以釐清的,或許不是AI能替自己完成多少工作,而是哪些過程可以省略、哪些仍需要親自動手?

當AI進入課堂,使用的界線在哪裡?
曹淯安對界線的反覆斟酌,從一份課堂作業中便可看出。某次作業時,她需要設計一張書籤作為實驗工具,非設計背景的她只能徒手繪製,畫完覺得太醜,便請AI美化,但是美化後又感到心裡不安,再丟進Photoshop裡面修圖。經過這三道工序,她依舊不安,特地去問老師這樣是否可行,老師則一派輕鬆地表示沒問題。在她過去的認知裡,學術研究是嚴謹的過程,這樣的回應反而讓她意外。
相較於自己使用AI時的小心翼翼,她也觀察到,AI在教學現場的應用已經相當普遍。例如,有些課堂簡報可能借助AI製作,也有教師嘗試透過AI代理人輔助批改。她並不反對教師使用AI,畢竟備課與批改作業,同樣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只是當AI已經能夠協助完成越來越多教學工作,哪些內容可以交由工具處理、哪些仍需要使用者親自確認,也逐漸成為值得討論的問題。

與此同時,學校的相關規範也正逐步建立。曹淯安提到,今年開始,學校要求研究生在學位論文發表前簽署AI使用說明,交代研究過程中哪些階段、哪些內容曾使用AI。她也認同課堂上聽到的一項觀點:「AI能夠提供大量資訊與建議,但如何編輯、篩選及判斷,仍是使用者必須負起的責任。」
回頭談起最初提到的「罪惡感」,曹淯安說她其實很清楚,使用AI並不代表沒有投入努力,也不必然損害研究的品質。但她在意的是:「當問題總能迅速得到回應,自己是否還有足夠的耐心,去思考那些尚未找到答案的部分?」
「現在的AI太擅長給我答案了。」
對她而言,AI已經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助手,但如何與這個總能提供建議的工具保持適當距離,仍是持續摸索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