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嚴肅越要不落俗套，如何陪伴繪本工作者找到人權的「故事」？

每個有了孩子的家庭，當要開始和孩子談起某種抽象的概念，各式主題繪本的引入，常是陷入各種詮釋困境爸媽的良伴。在某個二二八連假的下午，大女兒突然詢問：「為什麼我們二二八要放假？」，雖然盡力簡單口頭說明，但也馬上急忙查找是否有相關的主題繪本可以共讀，能夠在孩子剛對某個議題萌芽好奇感時，適當輔助讓這段歷史說明更生動、深入。然而，查找各大圖書館與販售通路，相關議題的本土繪本相當有限，另外也有圖文兼備的本土繪本實屬少數的感慨，當時便想，「要是能有一本好看、經典的繪本，能和孩子談談白色恐怖、人權議題該有多好？」

這個無心的許願，其實心裡也知曉，還是得等到有更多家長、民眾，體認到挖掘這段歷史的重要，當條件成熟，相應的出版需求才會出現。當時也盤算應要再等五到十年，相關議題的出版氛圍才會逐年成熟。

但沒想到，這一刻來得這麼快。

去年國家人權博物館舉辦了「畫話：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有別於只針對最後「成果」的徵選，這個計畫強調的是「過程」，是針對繪本創作者提供「人權議題」、「圖文關係」的能力補給，最後再進而培育孵化出人權繪本的可能。負責「畫話：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專案的蔡雨辰，目前為沃時文化總監，她提到人權館近年非常著力在人權議題的教育工程，現任館長陳俊宏過去曾擔任過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等職務，過去他處理人權議題工作時，有感若使用藝術、文化等軟性的方式來溝通，民眾的接受度會較單以書面、檔案來得高。畢竟這類歷史記憶的悲情氛圍和目前現有的生活有強烈的距離感，但多數的資訊又都是以檔案與受難者口述歷史為主，一般民眾不會主動接觸。因此陳俊宏一直嘗試用各種媒介，來引導民眾重新思考人權、轉型正義等議題。

陳俊宏重視人權教育的紮根，但他認為人權議題教育溝通的範圍不應只限於成人，討論的對象應更下探到青少年、兒童階段。人權館除了此次開設人權繪本研習工作坊，也曾鼓勵或訓練故事媽媽，投入人權繪本的傳播，引領兒童認識人權的內容及重要性，而這也是「畫話：人權教育繪本徵選計畫」成案的前情提要。

關於工作坊的結構，是蔡雨辰在採訪工作中接觸到害喜影音綜藝，他們承辦人權館「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展」，重新思考紀念碑的各種可能，以及不義遺址可以怎麼被標示出來，「這個案例邀請藝術家共同思考紀念、標誌的各種可能，也打開很多對傳統紀念物、紀念形式的可能性。」過程中，害喜的成員也發現，其實多數的藝術家並不熟悉人權議題，也有感在民眾對於人權議題的了解有限下，其實貿然去作出人權議題的紀念碑，對整個社會、公共空間理解這個議題的幫助非常有限。如何讓人權議題更融入一般民眾的「生活」，也成為這個活動的參與團隊和人權館的共識。

當沃時文化負責人權教育繪本工作坊的規劃時，工作坊有一定的運作結構參考當時害喜的案型，不同一般工作坊的單向教育，此次工作坊更強調：「怎麼在過程中陪創作者去討論人權議題，這樣的經驗反而是重點。」沃時文化另一位參與繪本工作坊的成員—陳瑞秋，也因他長期有出版繪本的相關經驗，他的經驗在工作坊期程的規劃上，更實質理解創作者在醞釀過程中，會需要哪些協助與知識內容。

而開始運作針對繪本創作者的人權教育繪本工作坊，蔡雨辰坦言，一開始其實最擔心的是創作者報名不夠踴躍，畢竟臺灣本土繪本創作者數量已經不多，再限縮是關注人權議題的創作者，可能就僅有非常有限的創作者會來投件，這個最初的擔心可謂相當合理。但意外地，首次的人權教育繪本工作坊，最終有53組創作者報名，最後經評選挑出8組創作者（共10位）參與工作坊。

工作坊進行約3個月的時間，第一個月以基礎課程鋪墊背景知識，分3天舉辦全天工作坊，內容聚焦在臺灣威權歷史、不義遺址、受難者生命故事，從歷史、空間、人物切入，為創作者建立基本觀念。接著便有安排偏向思考圖文關係的課程，來協助創作者進入圖文創作期，包括兒童文學評論家林真美的課程。列舉能傳遞出「題旨」的好繪本，及傳遞主旨不太清晰的繪本案例，以案例好壞來談繪本如何明確傳達故事意念。也有課程內容是介紹波蘭處理納粹議題的繪本，或是課程安排協助創作者釐清創作的初衷，以及邀請處理過受難者故事繪本作者的實務分享等，課程安排幾乎在臺灣現有的資源裡，與繪本、人權有關的可能課程，相當全面的提供給參與的創作者。

工作坊的氣氛也更像是「共學」，工作團隊與參與的創作者一同遊覽不義遺址，一同聆聽受難者的口述歷史，或是觀賞1950年代政治受難者的電影，思考怎麼藉由一個人物的經驗，轉化為故事的敘事。而比起其他不義遺址的導覽注重迫害體系的結構、歷史檔案的細節，繪本工作坊對於不義遺址的參訪，更傾向有「故事性」的地點，包括受難者刑場、墓地等，以故事性來挑選繪本創作者的參訪地點，協助能建構敘事與圖像的思考。

入選參與工作坊的繪本作者黃一文表示，去年因受到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啟發與感動，後續又陸續看了《返校》、《超級大國民》等人權議題相關的電影，便有了想產出回應這些思考民主、人權議題繪本的念頭。而時機點剛好，工作坊學員的招募訊息恰巧發布，也讓她順利能聚焦相關議題展開繪本創作。

雖然人權議題的成人讀本、檔案她都還是能在坊間找到，多數都是被整理、修飾過後的文本呈現。但因為工作坊得以親身貼近受難者的口述，除了故事，她更關注受難者無心提起過往的生活細節或往事，或是一回溯就無法止息的記憶洪流。這些日常與不經意的敘述，是她無法在書面資料上閱讀到的，遺址的空間感、真實的口述，反而讓她捕捉到許多真正觸動她的靈感，「我最後完成繪本的靈感就是在參訪過程當下，決定要繪製的主題。」

黃一文最後的故事，是寫一列不順它意，就會把人帶走的火車的故事。她提到在參訪人權館，受難者提到被囚困的地方，很像火車一間間的車廂。原本搭車是為了前往他處，但在監獄裡，像是一列不會動的火車，「不會前往任何地方」。這個景象的描繪觸動了她，而有了這次人權繪本腳本的雛型，「如果沒有親身走訪，只是閱讀資料，很難有這樣圖文清晰的靈感。」

而在課程授課的規劃結束後，工作坊執行團隊又安排了「繪本園遊會」，邀請包括親子共學團體的家長與孩子、受難者、繪本工作者等。蔡雨辰提到這樣的安排，是她在工作坊期間，有感到學員推進創作時，有很大的「討論」需求，而許多資深繪本工作者也建議，人權繪本的腳本一定要有「小孩」的意見參與。因此「繪本園遊會」找到了親子共學團，由他們推薦幾組家庭，多數都是對白色恐怖議題有興趣的家長，對於有相關議題的出版相當期待，也希望把他們和孩子的回饋，傳遞給參與工作坊的創作者們。

「繪本園遊會」的進行有幾點設定，希望參與者與親子在現場收集不同的故事，繪本創作者也能立即觀看到小朋友們的反應，「包括聽到哪個段落會有特別有感觸，或是看到那些圖像會有反應。」其實繪本創作，小孩子的反饋相當關鍵，但由於孩子們的反應通常很直接，對還在處理故事腳本的創作者而言，也是非常大的挑戰。黃一文回憶道，她當時是提供圖像讓孩子們來敘述圖像，她勤作筆記，再做文字上孩童比較能理解概念加以調整。

蔡雨辰補充為何先尋覓對於白色恐怖議題有興趣的家長，而非去找對這個議題一無所知的家長來作第一次接觸。「工作坊的出發點是在培植這樣的故事、繪本產生，而不是來讓創作者與民眾產生爭執或被質疑，而失去對於議題研究的興趣。工作坊從一開始就蠻有意識，想找可以溝通的人來討論繪本。」蔡雨辰談到和社會討論白色恐怖議題，需要循序漸進的溝通技巧，而工作坊清楚知道，目標即是「陪伴創作者找到故事。」

而在工作坊的最終，則是舉辦了創作者繪本的成果發表，並邀請出版社出席，希望能媒合創作者與出版方，進而成功出版。黃一文與各家出版社接觸的感想，體認到即便是出版人權繪本，每間出版社的出發點都不同，最終創作者都會將各家出版商的理念進行比對，以確認和哪間合作默契會最佳。黃一文也觀察和她一起參與工作坊的學員，對於成品被出版的意願都很高，「出版」對繪本工作者繪製作品是很大的動力來源。

黃一文也認為去年工作坊的時機點設置的很好，因為今年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漫畫，就有四到五本的出版，目前相關的繪本出版還沒太多，這個時間點，工作坊對於人權繪本的培力也填補了未來市場需求的可能。

經歷了人權繪本工作坊承辦與執行，包括尋覓講師、課程、大量的與繪本創作者互動，這樣的工作經驗有別於過去沃時文化多數以編輯案型為主的工作模式。而沃時文化最初觸碰和人權議題有關的繪本，也是由於團隊本身想生產，但後來成員討論，要觸碰人權議題，好像不是單向生產一本繪本就結束，更重要的可能是和不同群體討論人權議題的過程。恰好人權館的工作坊案例，也讓他們從原初生產人權繪本的動機轉換角色，成為協助繪本創作者生產出人權議題繪本的陪伴者。

蔡雨辰也提到，工作坊協助8組創作者生產出繪本雛形與腳本，最後學員的繪本腳本會再次接受評審的評選，包括一開始參與徵選學員的評委林真美即表達，感受到學員初次的提案與最終腳本完成度的落差，都體現出這個工作坊對於創作者的幫助。黃一文也提到，繪本工作者多數都是宅在家埋首創作，但工作坊讓她尋覓到可以討論人權議題與討論圖文創作的新夥伴。目前在工作坊創作的繪本最終皆有找到感興趣的出版方，正式完成後應全數會出版。

回看人權教育繪本工作坊的模式，無形間成為一個匯聚討論、生產人權議題的平臺，並串聯創作端與出版端。這樣的工作模式與方向也促使思考，比起過往重視生產實質議題相關的成品，就人權教育繪本工作坊案例來看，如何啟動討論議題機制、平臺規劃其實可望造成更廣泛的討論，甚至影響到相關產業與文化的回應。近年，社會缺乏因應各種意識形態的無效溝通與衝突，透過人權繪本工作坊的案例，可以思索如何翻動這塊土地下被埋蓋已久的故事。單向教宣的模式可能從來不曾有效，透過新的匯聚機制，細膩的鋪陳、討論與溝通，也許才可能讓沉睡與被遺忘的故事，緩步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