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於板橋林家的林熊光（圖1），不僅是日治時期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實業家與臺籍政治菁英，同時也是知名的收藏家與藝術贊助者。自少年時期，林熊光即銳意於經營文化人脈與古物收藏。對林熊光而言，收藏的意義並不限於自身涵養或家族傳統的延續，更與外部的藝文網絡息息相關，透過交流與互動，使收藏不僅成為個人品味的展現，也在更廣泛的社會與藝術場域中產生影響。
有鑑於此，本文希望藉由觀察改編自林熊光日記的《朗庵過眼錄》，進一步剖析他在壯年時期的收藏活動，以掌握林熊光收藏家身分背後的人際網絡與藝文生活。《朗庵過眼錄》（圖2）出版於二〇一七年底，共發行壹佰二十部，乃編刪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林熊光日記而成，裝幀採取線裝，具函套，分為乾坤二冊。此書經由高峰編輯、林正子（1945–迄今，註1），審訂後，僅留取「有關古物收受賞鑒之頻替」及「人物交遊往來之羅列」兩部分，至於刪去內容為何，並未多作說明。在《朗庵過眼錄》中，林熊光大多是以毛筆書寫，少部分使用硬筆，且以中文為主，偶而參雜日文。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該書所述內容涵蓋廣泛，但礙於篇幅，本文僅著重於「賞鑑考據」與「收藏交易」二個面向擇例說明。
專業的鑑藏態度
身為一位專業的鑑藏家，林熊光在面對古物時，展現出極為嚴謹與積極的考證態度，他不僅關注藏品本身的形式與工藝，更著重於釐清其歷史背景與流通脈絡。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林熊光於日記中，記錄自己向臺北帝國大學的學者神田喜一郎（1897–1984）展示新近入手的銀餅，並獲知東京帝國大學學者加藤繁（1880–1946）曾於《東方學報》中（圖3），撰文考證此類銀餅為清代道光、咸豐年間之物。隔日，林熊光再次親赴臺北帝國大學，向神田喜一郎借閱《東方學報》，透過文獻與圖像比對，確認所藏與加藤繁所考漳州軍餉中有成功押字之銀餅相符，並進一步得知其為中國最早仿製西方貨幣之例，且文中亦述及臺灣發行軍餉與上海官銀號之兩種銀餅。
然而，林熊光對於銀餅的考究，並沒有就此停止。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六日，他再度前往東京帝國大學拜訪學者加藤繁，並藉此機會出示五枚銀餅，而加藤繁也向其主動借留攝影，表現出對於林熊光的藏品具有高度的興趣。及至七月十二日，林熊光又於日記中提及自文求堂取回的「乾隆西藏班禪銀餅」，已經加藤繁指認非屬貨幣性質。
綜合以上來看，林熊光的收藏活動並不僅止於物品的蒐求，他也相當重視考據與知識的建構。他透過拜訪學者、參閱專業期刊、對照圖像資料等方式，持續追索古物的歷史淵源，其對知識的渴求與藏品研究的投入，已超越一般收藏家的興趣層次，體現出一位專業鑑藏家應有的水準。
與河井荃廬的密切往來
河井荃廬（1871–1945），名得，號仙郎、荃廬，京都人。二十歲時師從篆刻家篠田芥津，並深受清代著名篆刻家吳昌碩的影響。曾多次往返中國，投入於中國文物的收藏與研究，尤其在金石學、文字學、書畫鑑賞等領域卓然成家，成為日本近現代印壇的重要代表人物。遺憾的是，一九四五年東京遭遇空襲，河井荃廬不幸罹難，其珍藏的萬卷典籍與珍貴書畫亦毀於戰火。
此外，河井荃廬也憑藉著卓越的金石書畫鑑賞能力，在諸多日本收藏家從事中國文物蒐集的歷程中，發揮關鍵性的影響，例如三井高堅、山本悌二郎與高島菊次郎等即是（註2）。在《朗庵過眼錄》中，也能發現壯年時期的林熊光在從事金石書畫收藏時，經常向河井荃廬請教文物的真偽優劣，對於林熊光在鑑別方面有極大的幫助。因此，下文將進一步說明他們的互動關係。
（一）鑑定真偽
從《朗庵過眼錄》中可見，林熊光在無法確定文物的真偽或優劣時，常親自登門向河井荃廬請益，且必以「先生」相稱，態度十分恭敬。從最早的紀錄——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到河井先生處，將硯拓本囑其鑒定取捨。」——可見一斑。河井荃廬不僅擅長鑑定文物，對於真偽與來歷亦常有明確見解。例如，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林熊光提及：「到文雅堂買書及借大順四年寫經來，大順無四年，可疑，河井先生云大似抄羅君所藏者。」針對這件寫經書法，他與河井荃廬皆對其真實性提出質疑，不僅懷疑其年代造假，河井荃廬更指出這可能是仿抄自羅君（應指羅振玉）所藏之物。
林熊光向河井荃廬求教的紀錄相當豐富，涵蓋範圍廣泛，包括文房古玩、金石拓本、書畫篆刻等，充分顯示他對文物鑑賞的重視與審慎態度。其中，較為特別的是，他曾數次就清代書畫家趙之謙的「雙鉤漢碑」冊頁、〈異魚圖〉（圖4）、書法條幅、對聯、繪畫等向河井荃廬請教，例如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下午訪河井先生示以異魚圖卷。」河井荃廬雖未對趙之謙〈異魚圖〉多作表示，但有關此作的來歷可對照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林熊光的紀錄，從「午后奕甥來交其弍百円，彼携其友滬上楊君所存唐模蘭亭卷及趙之謙異魚圖來看，唐蘭亭著錄於《珊瑚網》，系郭祐之、鮮于太常詩跋者，不真（非著錄原品）。異魚圖係聚學軒劉氏物，曾影照於《悲盦賸墨》者，物真而奇，囑詢其價。」可知，趙之謙〈異魚圖〉是由林熊光外甥的友人楊君攜至日本，且林熊光對於該作來歷相當清楚，知曉〈異魚圖〉曾收入於第二輯《悲盦賸墨》之中（註3），為聚學軒劉世珩的舊藏。他判定該作確為真蹟且相當稀奇，因此囑託來人詢價，顯然有意入藏。
事實上，早在一九二五年夏天，第八輯《悲盦賸墨》出版時，就刊有林熊光所藏的四件趙之謙書畫。在《朗庵過眼錄》中，林熊光經手過的趙之謙作品更是不計其數。另一方面，根據西嶋慎一的觀察（註4），河井荃廬更是將趙之謙藝術引介至日本的重要推手。身為收藏家，河井荃廬也非常喜愛趙之謙的作品，一生中累積逾百件收藏，還曾因大量購入趙之謙的作品，而使得其價格大幅上漲，讓趙之謙迅速地成為日本書畫界的焦點。至於林熊光對於趙之謙的關注是否受到河井荃廬的影響？目前尚無明確證據可供論斷，但可以確定的是，二人對趙之謙作品皆懷有極大的興趣，並在收藏與研究上投入了相當的心力。
（二）指導文章
在《朗庵過眼錄》中，林熊光與河井荃廬的往來，除了文物鑑定的交流，還涉及文章指導、書籍借閱、出版請益等諸多事務。這些看似瑣碎且無關的互動，若加以深入考察，不難發現兩人之間實則存在某種程度的師生情誼。
就文章指導而言，最早可見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的紀錄：「午后訪河井先生商起藁日本現存唐宋名家墨迹事。」此處所提及的文章，正是後來於一九四二年一月刊登於書法雜誌《書菀》（圖5）的〈日本現存唐宋名家墨跡擧知〉（圖6）。對比日記記載與最終刊出的文章標題，可見草擬與定稿之間的細微差異。此文篇幅頗長，且根據日記內容，應是出自於河井荃廬之請。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林熊光記錄下：「午后至河井先生處，彼云原稿欲愈長愈好，余託（按：原文誤作托）其指導応加處，後日來取。」
興許是有先前撰文的經驗，一九四二年九月，林熊光於《書菀》刊載的第二篇文章〈臺灣へ金石學を導入した呂西村先生〉，書寫的過程就顯得格外順利。由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六日的紀錄：「早訪河井仙郎先生，交給呂西村傳藁并參考品。」可知，約莫在刊登文章的三個月前，林熊光就已將完稿交給河井荃廬。同年九月十日，林熊光即寫道：「書菀本月号出余稿〈台灣へ金石學を導入しタ呂西村先生〉。」
然而，令人好奇的是，河井荃廬與《書菀》究竟有何關聯？為什麼林熊光要特地拜訪河井荃廬商討文章？林熊光完稿後，又需將文章交由河井荃廬處理？根據研究（註5），《書菀》於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三省堂創刊發行，主編為藤原楚水，而河井荃廬即位列顧問和委員名單之中，此外，他也積極參與編輯，在卷首圖版的選擇和釋文的核定等方面，都具有實質的影響力（註6）。正足以解釋為何他能作為林熊光文章的指導者。
與霧峰林家林松齡、長兄林熊徵帳房許丙的文物交流
林熊光所出身的板橋林家，是臺灣首屈一指的名門世家，產業橫跨土地、製糖、金融等領域，對臺灣近代經濟與社會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且與其他臺灣的望族都保持著密切的往來。這些交流不僅涉及人際交誼，亦涵蓋商業合作與公私協力，展現出家族間在社會網絡與資源統整上的密切關係。除此之外，從《朗庵過眼錄》中，還可以觀察到林熊光與其他望族成員於文物收藏的頻繁接觸，展現出過往所不為人知的互動面向。
◆霧峰林家之林松齡
林松齡（1910–1987，註7）（圖7），林紀堂（1874–1922）三子，林獻堂之侄。心思敏銳，個性獨特。平日喜愛收藏古董，曾不惜斥資蒐購印材、硯臺等，但常改換興趣，對於西裝穿搭、玫瑰種植、繪畫創作等皆有涉獵（註8）。
在《朗庵過眼錄》中，林熊光與林松齡的最早往來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林松齡君來遊，讓彼楊大瓢冊300、鄭海藏冊250、竹臂閣二60，又約讓與朱指山小影硯1500，雲根雨線研600，趙子昂金書經冊1500。」可見當天林松齡向林熊光購買了清代楊賓與鄭孝胥的冊頁及二件竹製臂擱，總共六百一十元，並約定之後再購買兩方硯臺與元代趙孟頫書作。隔日，林松齡即來交付昨日款項，並再與林熊光同赴守尾保太郎的瑞芝堂一遊。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林松齡於七月十一日預定的其餘三物，在之後似乎並未全部成交，可見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日記所述：「松齡君來長談，至午后三時始帰，讓彼雲根雨線研600，成親王字120。」僅見林松齡買入雲根雨線硯六百元及清代成親王永瑆書法一百二十元，並無七月時約定的其餘二件物品。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間，林松齡與林熊光往來相當密切，除了因購藏文物而登門造訪，兩人亦時有互動。林熊光有時會邀請林松齡外出用餐，例如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六日記載：「早松齡君來，邀其至帝國ホテル便飯，復同其至清雅堂看其新到法帖，無奇特者。」當日兩人先在東京帝國飯店共進午餐，隨後再一同前往清雅堂賞覽新進法帖。有時林熊光則在家中備餐招待他，如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所記：「松齡君來中飯。後至守尾、守口等，又到文雅堂会松齡君，見郭蘭石臨溫公碑，惜失去一頁，約買周閑画幅四十円。」可見兩人也常在餐敘後，轉而賞鑑與購藏書畫的活動。有時更因拜訪彼此時，而適逢古董商在場，或直接觀覽文物，或乾脆同至古董店。此外，林熊光與林松齡亦時常相約或於偶然巧遇後，在一日之內連訪多家古董商鋪；甚至是與友人們結伴拜訪收藏家。藉由上述可知，林熊光與林松齡往來頻繁，兩人不僅常以文物為媒，相偕賞鑑、交換意見，亦共享日常起居與人際網路，關係既密切
且深具文化趣味。
◆長兄林熊徵帳房許丙
許丙（1891–1963，圖8），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曾任林本源家第一房庶務係長、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監察役，與板橋林家關係甚深。喜收藏瓷器，數量眾多且價值不斐。書畫則以明清、近代海派諸家，或與臺灣有關係者為主（註9）。
在《朗庵過眼錄》中，林熊光於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三日曾記載：「許丙、源泉君携書画十七件交守尾作布套。」由此可知，許丙與古董商陳源泉當天共攜帶十七件書畫作品，交由瑞芝堂的守尾保太郎製作放置卷軸的布套（圖9）。此外，林熊光有時也會邀約許丙一同造訪古董店，欣賞書畫作品。例如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日記中記載：「邀許丙君同往守尾看董字冊，已為他人借去，許買吳昌碩藤花幅，余買青花煨磁小印盒一六，嘉慶湯雨生、張穆三對四十金，可謂廉矣。」當日林熊光原本計畫與許丙前往瑞芝堂賞鑑董其昌書法冊頁，無奈該冊已被他人借走，未能如願。不過，即使如此，許丙當場仍購得一幅吳昌碩所繪〈藤花〉，而林熊光則入手一件青花瓷小印盒，以及嘉慶年間湯貽汾（1778–1853）與張穆（1805–1849）所書的三副對聯，總價僅四十金，可謂物超所值。
然而，更為特別的是，許丙有時也會將古董讓售予林熊光。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許丙前來拜訪林熊光，並以一千五百元將一只定窯碗讓予林熊光。然而，林熊光似乎對該器的真偽有所疑慮，故而請江藤濤雄代為鑑定。六月三日，他在日記中記道：「午后江藤電話告許氏之定碗係偽作不可買。」可見江藤濤雄對此碗的真實性存有懷疑。林熊光並未僅憑一人之見便下定論，翌日更親自攜帶該碗前往另一間古董店求證。他在六月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早持定碗至川合店，彼處有一仿製者比較，恰是同一笵所出，唯許碗色澤較佳，然亦仿造者也。」據此可知，林熊光在川合店中發現另一件仿製定窯碗，兩者出自相同模具，雖然許丙所售之碗色澤較為出色，但終究亦為仿品無疑。事已至此，令人不得不好奇的是，林熊光最後又是如何處理此事？一九四三年六月五日，他的日記的紀錄為：「午后訪許丙君，以定碗還之，且贈以由川合所買之仿定碗壱。」是日下午，他再度拜訪許丙，當面歸還先前許丙所讓的定窯碗，並將自己從川合店購得的仿製品一併贈予對方，以此作為比對的佐證。從這段紀錄可看出，林熊光非常熟悉收藏圈的運作規則，因此日記平鋪直敘，未見任何情緒，而是以實物對照、理性處理的方式，來化解可能的爭議。
結論
本文以《朗庵過眼錄》為核心史料，從「賞鑑考據」與「收藏交易」兩個面向，重新檢視林熊光壯年時期的文物收藏活動。林熊光的收藏並非單純以蒐羅古物為目的，而是建立在嚴謹考據、專業鑑定與廣泛人際網路之上的文化實踐。一方面，他透過與神田喜一郎、加藤繁、河井荃廬等日本學者、鑑藏家的密切互動，不斷深化自身的鑑識能力，展現兼具研究者與收藏家的特質；另一方面，他亦藉由與林松齡、許丙等臺灣收藏家的文物流通與交流，使收藏活動成為維繫其他臺灣世族的重要媒介。由此可見，《朗庵過眼錄》不僅忠實記錄林熊光的個人收藏歷程，更具體呈現戰前東亞書畫收藏圈跨國的交流樣貌，也突顯林熊光在其中兼具鑑賞者、收藏家與文化中介者的多重角色，為理解近代臺灣收藏史及其跨國文化網路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註釋：
註1 高峰，日本東京摩訶書林店主；林正子，林熊光長孫女。
註2 西嶋慎一撰，鄒濤譯〈趙之謙與日本─以河井荃廬與西川寧為中心〉，《中國書法》總190期。2009年2月，頁33。
註3 岩出貞夫《趙之謙─覆刻悲盦賸墨─》，東京：東京堂出版株氏會社，1982年1月，頁49、69－71。
註4 西嶋慎一撰，鄒濤譯〈趙之謙與日本─以河井荃廬與西川寧為中心〉，《中國書法》總190期，2009年2月，頁33、36－37。
註5 蘇浩、邱吉〈書學集英：《書苑》、《書菀》刊載中國書法概觀（1911－1944）〉，《或問》第44號，2023年12月，頁117。
註6 西嶋慎一撰，鄒濤譯〈趙之謙與日本──以河井荃廬與西川寧為中心〉，《中國書法》總190期，2009年2月，頁40。
註7 林松齡乃逝世於1987年3月3日，此一訊息為林津梁（林松齡之二兄）之孫林鼎章先生代為詢問其後代家屬而知。
註8 許雪姬撰稿，王美雪記錄〈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中縣口述歷史第五輯‧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40。
註9 〈島人士趣味一斑（十四）書畫骨董妮古錄〉，《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8月1日，夕刊，第四版。
參考資料及延伸閱讀：
林熊光著述、高峰編輯、林正子校閱《朗庵過眼錄》，東京：摩訶書林，2017年12月。
劉庭彰《板橋林家收藏系譜與林熊光書畫收藏史》，新竹：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25年7月。
文圖出自《典藏．古美術》405期〈「賞鑑考據」與「收藏交易」－從《朗庵過眼錄》（1935－1945）看壯年林熊光的文物收藏活動〉，作者：劉庭彰（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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