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起什麼」這句話使我驚愕。⋯⋯我們在同一岸畫的圖是不同的。一人潛入水中，第二人造了船，第三人坐在岸邊等待下雨。誰能夠投注一個像拱形一樣的目光呢？由目光建起的橋樑可能抵達更遠的河岸。
—多和田葉子，〈我不想搭起一座橋〉
2021年，鄭琬融以詩集《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榮獲臺灣詩壇的重要獎項「楊牧詩獎」，時隔三年後，於今年（2024）再度出版詩集《醒來，奶油般地》；2022年，江婉琦的《移工怎麼都在直播》則先獲得 Openbook 好書獎，並於隔年摘下第 47 屆金鼎獎。這兩位屬於90世代的女性創作者，分別在詩歌與報導文學領域嶄露頭角，透過不同的創作文類，對外部社會、個人生命等議題提出種種疑問、觀察，「要搭建起什麼？」、「能夠搭建起什麼？」或許是一個長期而未必能解的探問，在不斷地書寫之中，兩人嘗試在其中拓展自己的視野與思考。
鄭琬融從高中就開始寫詩，大學就讀華文文學系。畢業後，她曾在一家出版社擔任編輯，主要負責翻譯文學線。這幾年間，則暫時放下工作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攻讀文學跨域研究所，希望擁有更多時間寫作。她提到，在花蓮那段幽靜生活中，自然田野議題就像一個起點，延續到她進入職場與研究所後。例如，隨「獵場與茶園」這門課走入新竹東埔部落，實地接觸在地文化議題；也參與了文跨所、舞蹈所與傳音所合開的〈混藝田野實作〉。「透過這段時間，我好像能漸漸找到一種面對、書寫這些議題的方式。」她說。
2015年，江婉琦則從臺南前往臺北，就讀世新大學廣電系電影組。在不知不覺間，也開始向外拓展自己的世界。作為一名「移動者」，她的第一次長途移動是為了求學，但逐漸發現自己難以適應同儕之間隱約的競爭氛圍。感到不自在的她，利用課餘時間參加臺北各地的社會議題活動與講座，進而結交了許多移工朋友。她說自己那時，「其實，並沒有想成為研究者或寫作者，只是對寫作一直抱有一些興趣。」
要搭建起什麼？是什麼讓我們搭建起一座橋？
「怎麼寫？如何寫？我能寫嗎？」在學院中的兩人，都曾面對「書寫」的可能性、合理性而產生困惑。「因為原本都寫個人的東西，當我要關注社會議題時，會不確定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書寫。」鄭琬融說。另一方面，年紀再小一點時，她不太常意識到寫作上伴隨「女性」身分而來的標籤與期待，而是在作品出版、得了獎後，「才意識到有這樣的標籤存在。」她回憶道。然而，標籤不見然要承接，「但一旦承接了，我想就有義務做得更好。或許不是去回應符合這個陰性書寫的期待或想像，而是擴寫它。」
最近，鄭琬融讀完了妮可．克勞斯（Nicole Krauss）的《成為一個男人》。其中，藉由女主角觀察周遭男性，如何渴望成為一個具有陽剛特質、充滿男子氣概的角色。但男人一定需要成為那副模樣嗎？是否在追尋這個樣貌時，也同時失去了什麼？小說中展現的「女性凝視」視角，啟發了她思考陰性書寫的其他可能。她談到，「以女性刻劃在一旁的觀察也很重要，不是只有受挫或遭受不公時起身反抗，而是這些日常的普遍存在的感受，就可以是陰性書寫的一部分。」同時，「陰性書寫」也應該超越「大歷史下的小書寫」的刻板印象。以辛波絲卡紀念戰爭的詩、亞歷塞維奇《戰爭沒有女人的臉》為例，她認為「女性書寫的主題從來就包含『所謂的大歷史的範疇』。」
另一方面，在2021年出版的《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中，鄭琬融記錄了畢業前夕，她前往歐洲當交換生的半年生活。在那段時間裡，她得以從外人的視野中，逐漸了解到「臺灣在其他國家的人眼中代表著什麼」。進而讓她驚覺，自己對於生活的土地似乎了解得不夠深入。回臺灣後，她也逐漸將目光轉向在這片土地上觀察到的日常景色，如在〈廢田．冷海．曠野中的白矢〉中，那片西部濱海、稻田與發電風機的風景，正是她回到老家掃墓時無意間觀察到的。「這片風景本來可能沒有特別吸引我，但突然發現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而詩正好成為一個介於個人與土地之間的媒介，串起她的觀察與思考。
江婉琦則是在與移工朋友們的相處與觀察中，不時回頭思考自身。從朋友過渡到研究對象之間的微妙矛盾，也讓她曾經有過掙扎。在與移工好友的相處中，目睹許多研究者的來去匆匆，有時甚至感受到他們「見獵心喜」般的態度，總讓她感到不自在。「我只想當他們的好朋友，絕對不要研究他們。」她曾如此想。然而，幾年過去，善於「觀察」的她，依然在日常相處中發現了許多有趣的現象。例如，菲律賓移工熱衷的選美比賽、移工們的獨特直播生態。在移工常用的社交平台上，她反覆看到一致的畫面：每晚12點左右，「幾乎有許多帳號都在直播自己的睡臉。」睡眠的時刻看似極為私密，卻成為移工社交平台上的常見現象，隱隱在江婉琦的心中留下好奇的一筆。2018年，她轉學到國立政治大學修讀民族系，一邊上新聞系的採訪寫作課。第一次，她以「移工直播」的主題寫成了一篇文章。
在臺北，外籍移工的工作結構以女性、看護居多，江婉琦認識的移工姊姊們大約都已在臺灣待了一段時間、年紀比她大上十歲左右，自然也面對著不同階段的人生課題。好比在〈幸福快樂的結局〉中的好友芬蒂，在結束了臺灣岡山的看護工作後，回到家鄉印尼結了婚、關了臉書，兩人一度斷掉聯繫。直到2019年江婉琦到印尼田調，兩人無意間連絡上。在拜訪芬蒂時，她也觀察到儘管過去她時常在臉書上分享與丈夫的合照，但丈夫其實早在結婚後三個月便前往韓國工作，兩人開始長達兩年多的遠距婚姻生活。
回到家鄉，就一定幸福快樂了嗎？江婉琦談到，芬蒂說自己回到印尼後變得不喜歡開臉書，因為不想看到在臺灣的印尼朋友們過的「絢麗」生活。回到家鄉，意味著要承擔家庭的責任，還有可能需要直面過去那個不喜歡的自己。道別時刻，芬蒂淚流不止地向她說道：「妳是我最好的朋友。」令人感動的一句話，卻讓她突然從心中與對方拉開了距離。她說道，「為什麼我們許久未見，我卻會是她最好的朋友？這個細節讓我思索很久。」她也發現，這些在田野之中相遇，令她感到好奇、有趣，而最後都讓她得以沉入更深處思索的朋友們，之間都有著一個共同點：「在這片廣大的田野調查中，每次與某些個別的人相處後，不論是回到家或在相處後，心裡總會多了一些想法或感受。」她形容。
移動與回返、矛盾的魔法
移動與回返，以及保持距離的觀看，也與兩人的生命與創作有所疊合。2023年，鄭琬融透過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前往熊本縣，在阿蘇火山下生活了兩個月，觀察當地文化、風土民情、流傳千年的信仰儀式，也結交了許多當地的朋友。「有點像回到花蓮的生活方式。」她形容，在阿蘇的那段生活彷彿一種回歸。在她的詩中，偶有「想要從城市離開」、「流浪漂離」的意象，「可能會讓讀者以為我想逃離、想去流浪。但我其實很能夠在一個地方定下來，也不覺得一定需要流浪。」她說。一場「旅行」的回返，接觸陌生的外界，反而才是她重要的養分。這段期間她觀察、構思，想寫出兩篇以火山為題的小說，關於世界末日與人類如何面對生活中的重大災難。
「但一開始真的寫不出來。」換了環境，反而讓她一時找不到切入點。兩個月間，她從唐．德里羅（Don DeLillo）的《白噪音》（White Noise）為靈感開始，以勒瑰恩的《一無所有》（The Dispossessed）結束。「這本書講了一位科學家試圖將研究帶往新的國度，最終卻仍無法逃避背叛與失望，只能回到一無所有的狀態。」但她也因此想通，即使一無所有，仍可能從過程中找到啟發。她笑著說道，「我也是後來才知道，原來『阿蘇』這個地名，其實有『回到原點，復活』的意思」。
同樣的「出走」，也存在於江婉琦的寫作經驗中。她說，寫完《移工怎麼都在直播》後自己感到消耗殆盡，感情上的挫折也讓她陷入了一段低潮之中。2023年，在因緣際會下，她離開熟悉環境前往荷蘭旅行。希望能藉由「移動」作為一種儀式性的脫離，藉此切割痛苦的過去。在荷蘭旅行期間，她也因此與現在同樣旅居荷蘭的臺灣藝術家先生相遇，交往十天後便決定結婚並定居荷蘭，現在正在就讀烏特勒茲藝術學院（HKU）的美術研究所。
而移動到新的地方，是否便象徵著重生，或重新開始？當距離拉開，同樣處境降臨到自己身上時，江婉琦說自己突然開始能夠理解當時芬蒂的某種情感。「比如，她為什麼會抗拒回憶過去在異鄉的自由生活，或者她為何對比自己在臺灣的朋友時感到不自在。」她說，也許異鄉生活對許多移工來說，象徵短暫的逃離與建立一個新的自我。然而，一旦回到了印尼、過往家鄉的現實之中，這種逃離終究不得不面對它背後失落。
《移工怎麼都在直播》的關注核心，是移工們的生活日常。而如何找到潛藏在日常生活中那些細微而有趣，值得深入挖掘的人事物？江婉琦笑說她的方法是「矛盾的魔法」—「意思是當我在和受訪者或是朋友相處時，即便是看似簡單的日常對話，若觀察到一點矛盾的細節，裡面通常會潛藏值得深入挖掘的故事。」尤其當她現在移居到一個全新的國度，接觸新的人事物後，自己的感官也重新被打開，能感受到很多細微的事物。
但關注那些日常生活的細微小事，有意義嗎？正在重新探索人生方向，就讀藝術研究所的她，談到自己對於當前歐洲藝術主流敘事的觀察，主要圍繞著迫切的戰爭、難民議題展開，「像是烏克蘭戰爭、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衝突，或敘利亞難民議題。」但當她在觀看作品時，也同時反思：「如果我創作的作品，並非這些宏大的敘事，而是非常個人的議題，比如挑戰自我界線、觀察生活中的細微之處、某種情緒上的細節，又或個人的移動經驗。」這些看似渺小的事情，如何讓它們也能與人產生聯繫，甚至觸動觀眾？
柔軟與尖銳的平衡
在《醒來，奶油般地》的後記中，鄭琬融如此寫道：「擁有重新注視的目光很珍貴，正是因為這種注視，我們才能從無數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裡找驚奇之處，擁有感悟與反思。」在其詩中，總能感受到柔軟與尖銳的共存，有時來自一種對世界的質問，有時則是以更剛強的姿態面對挫敗。作為90後的創作者，她也觀察到，「我們這一代似乎更習慣擁有自己的事業，並追求理想的自由。」
另一方面，同時代女性或許對職場上的不公平與刻板印象更加敏感，她認為，儘管女性所處位置與過去相比已有所轉變，但仍有許多空間可以改善。「不過，我也在想若要談論這些事，如何點出不滿，同時又不影響到與讀者溝通。畢竟作品要說服人，需要讓讀者沉浸其中，而有時只傳達情緒的效果有限。」
採訪結束後，鄭琬融寄來了一首日本詩人多和田葉子《一詩一書》中，她十分喜歡的一首詩作—〈我不想搭起一座橋〉。想要搭建起一座橋意味著什麼？首先，也許是一種主動想與他人建立聯繫的姿態，同時也允許了彼此在橋的兩端來回行走。彷彿呼應江婉琦最後談到的，正是當她移居荷蘭後才逐漸發現，在看似無關宏大敘事的小細節中，能夠映照出一種集體的、更普遍的情感，其中包含著深刻意義。正如她在書中所寫下的—「當我們回到個人與日常，最後會發現，啊！那也是我。」
那麼，不想搭建起一座橋又意味了什麼？意味著，在一首詩中那些所有可供延展的想像與無形的可能。鄭琬融如此解讀，「她原本可能不想要跟人有任何連結溝通的意圖，但又透過某種想像告訴你，即使不跨越這座橋，也能選擇潛入水中、停留在岸邊觀看。或者，以彼此相互觀看的目光跨越更遠的河岸。」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4年12月號387期
章郡榕（Chun-Jung Chang）( 3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