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對話下的Taiwan Art】陳慶瀾是誰?重建一位「非虛構」福建籍書畫家的創作與生命

【對話下的Taiwan Art】陳慶瀾是誰?重建一位「非虛構」福建籍書畫家的創作與生命

【Taiwan Art Under Dialogue】Who was Chen Ching-Lan? Reconstructing the Art and Life of a "Non-Fictional" Fujianese Painter and Calligrapher

張李德和(1893–1972)收藏的書畫合集,裡面收錄與張李德和相識的臺灣、日本、中國書畫家的墨跡,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以嘉義琳瑯山閣為中心的東洋書畫網絡。其中,有一幅以彩墨筆觸,描繪中國江蘇省自長江沿岸眺望狼山支雲塔景致的畫作,落款僅有「通州狼山 甲戌初秋」,其餘字跡似乎被抹去。實際上,這幅畫出自與張李德和關係緊密的福建籍書畫家,陳慶瀾(1895–1947)之手。一位在臺灣、日本、中國留下足跡與影響力,如今卻被大眾遺忘的創作者。

臺北市立美術館收有數本來自嘉義女性藝術家張李德和(1893–1972)收藏的書畫合集,裡面收錄與張李德和相識的臺灣、日本、中國書畫家的墨跡,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以嘉義琳瑯山閣為中心的東洋書畫網絡。其中,有一幅以彩墨筆觸,描繪中國江蘇省自長江沿岸眺望狼山支雲塔景致的畫作,落款僅有「通州狼山 甲戌初秋」,其餘字跡似乎被抹去。

《通州狼山》,1934,收於張李德和,《筆歌墨舞(墨寶)》,紙本彩墨,33×23.5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圖片源自:《台灣製造‧製造台灣: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展》,2016)

實際上,這幅畫出自與張李德和關係緊密的福建籍書畫家,陳慶瀾(1895–1947)之手。一位在臺灣、日本、中國留下足跡與影響力,如今卻被大眾遺忘的創作者。

被遺忘的「陳慶瀾」

陳慶瀾出生於光緒年間的臺灣嘉義,祖籍福建龍溪,「慶瀾」非本名,而是別號。父親為當地漢塾教師,因此自幼慶瀾便身受漢學、書法的教育薰陶,此薰陶隨著進入日治時期,陳慶瀾前往臺北就讀總督府國語學校,接受漢文、習字課程的訓練,得到進一步的深化。

1910年代,陳慶瀾離開國語學校後,返回故鄉從事教職,期間除了作畫自娛,也不間斷書法的訓練。他曾抄錄自藏的嘉義書法名家羅峻明(1872–1938)《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出自明末清初書家朱用純(1627–1698)傳世格言,體現陳慶瀾臨摹名家翰墨精進書法,並藉格言端正自我品格的意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作中已出現「穎川陳慶瀾」款,其中穎川乃陳氏堂號,顯現書家對家庭、氏族的積極認同。

陳慶瀾,《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推測為1921年以後,136.7×68公分,紙本水墨,中央研究員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劉錡豫提供)

東京生活圈:日本與朝鮮的畫家

1924年,陳慶瀾決議辭去故鄉教職,前往日本東京習畫,有機會認識來自朝鮮與中國的藝術家,擴大自身的藝術網絡。他的日本畫師事平田松堂(1882–1971),被譽為「華冑界的美術家」,是具有華族地位的日本畫畫家。松堂的父親為武士階級,明治維新後曾作為岩倉使節團的一員前往歐洲學習法律,進入山縣有朋(1838–1922)的派閥。攤開平田松堂的家譜,可以看到他的親屬不乏官商政要人士,次子松下正治(1912–2012)是松下電器(今Panasonic)的社長,其家族至今仍在商界發揮莫大的影響力。在陳慶瀾求學的時代,平田松堂也已官至伯爵。

有關陳慶瀾在平田松堂指導下學習水墨、日本畫的成果,其中一幅大和繪風格的繪卷值得注意,根據研究,此作摹自當時高野地藏院保存的《高野大師行狀圖》其中一段《天竺聖人飛來入懷中》。考慮到東京帝室博物館收有摹本,陳慶瀾很可能是透過摹本或相關影像學習大和繪的畫法。實際上,稍後就讀帝國美術學校的林之助(1917–2008),也臨摹了中國北宋畫家李公麟(1049–1106)的《五馬圖》,可見古美術的臨摹是當時美術教育的一環。

陳慶瀾,《天竺聖人飛來入懷中》,27×133公分,年代不詳,私人收藏。(劉錡豫提供)

除了臨摹日本的古美術,陳慶瀾在東京也與朝鮮畫家有所接觸。根據家屬舊藏,有兩幅出自朝鮮畫家李松坡(1882–1937)之手的水墨畫,可能在當時由陳慶瀾取得。李松坡,本名李清欽,朝鮮湖南地方出身,原在大韓帝國時代任官,日佔朝鮮後寓居東京。陳慶瀾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取得這兩幅畫作,已無從得知,不過由此可見以東京為中心,無論是學校或外部畫壇,皆匯聚了不同地方的藝術家在此活動。

兩件作品中,《山水》尤為特殊,根據畫面圖像與題詩:「東國金剛出,中州五嶽低。其下多仙窟,王母恨生西。」可知描繪的乃是朝鮮半島北邊的金剛山。該詩可追溯至朝鮮王朝時代的漢文小說《南洪量傳》,李松坡引用題詩,傳遞朝鮮人對金剛山的自豪之情。陳慶瀾想要去朝鮮嗎?我們不得而知,不過這幅由朝鮮畫家於東京創作的金剛山山水畫,由來自臺灣的畫家收藏,充分反映所謂藝術與國籍議題的複雜性。

左圖:李松坡,《山水》,畫纖板水墨,27.3×24.2公分,推測為1927,私人收藏。(劉錡豫提供)右圖:李松坡,《歲寒三友圖》,畫纖板水墨,27.3×24.2公分,1927,私人收藏。(劉錡豫提供)

除了李松坡,陳慶瀾的學弟與學長也不乏來自朝鮮半島的畫家蹤跡。例如同科比他小一屆的金周經(1901–1981),便是一位能創作西洋畫與水墨的朝鮮畫家。他在畢業後返回朝鮮從事教職,戰後成為北韓平壤美術大學校長,並參與了北韓國旗的初稿設計。

福建與上海

時間來到1928年,臺灣畫壇正因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的出現而充滿新氣象,此時陳慶瀾在日本受到來自中國福建的畫友邀請,前往參與福建美術展覽會的審查。有研究指出,該展受到海峽對岸的臺展刺激而出現。陳慶瀾展出《空谷傳聲》、《錢塘江》等作品,只可惜只留下文獻,畫作下落不明。 隔年,陳慶瀾受邀北上,擔任上海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教授,自此根據地從東京轉移到另一座大城市。福建的人脈或許使陳慶瀾更容易以中國人的身分進入上海藝壇,他在當地使用的名片並未標註自己出身臺灣,而是來自福建龍溪。期間他結識王濟遠(1893–1975),一位戰後旅居美國紐約,多才多藝的華僑畫家,也是當代水墨畫家張洪的老師。另外也認識了上海書畫界的紅人張大千(1899–1983)與張善孖(1882–1940)兄弟,在一次席會場合,眾人合筆贈予陳慶瀾,以表紀念,可見陳慶瀾已經打入了上海傳統書畫圈。

1930年11月20日,新華藝術專科學校福建同學會攝影,坐在前排陳慶瀾(右一)、校長俞寄凡(右二)、諸聞韻(右四)。(劉錡豫提供)

此時,陳慶瀾終於能追溯中國書畫淵遠流長的歷史,並追隨古代文人旅行、作畫之處,實現古今對話。他尤其偏愛杭州西湖、普陀山,透過寫生作畫,嘗試多種繪畫風格。 如今僅留下明信片圖版的《西湖東浦橋》一作,可以看到陳慶瀾借用類似日本浮世繪師歌川廣重(1797–1858)的版畫《龜戶天神境內》的構圖,表現獨特的空間結構,這是屬於曾到日本習畫的陳慶瀾,獨特的詮釋手法。

左圖:陳慶瀾,《西湖東浦橋》明信片印刷,192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劉錡豫提供)右圖:歌川廣重,《龜戶天神境內》,《名所江戶百景》浮世繪,1856–1858。(圖片源自:維基百科

同時,他在上海期間,也有來自師友、學生贈送的書畫,這些作品或許也對陳慶瀾的書畫創作形成影響。例如陳慶瀾收藏多幅新華藝專教授諸聞韻(1895–1939)的作品,其中一件《紫藤》從落款推測是諸聞韻贈送。諸聞韻借紫藤的藤蔓,表現宛如草書筆法的半抽象表現,類似風格可能被陳慶瀾運用於一幅小品花卉畫中。

左圖:諸聞韻,《紫藤》,紙本設色,122×52公分,1933,私人收藏。右圖:陳慶瀾,《菊花》,紙本水墨,31×33公分,私人收藏。(劉錡豫提供)

琳瑯山閣的招待與澹廬的題字

1933年,陳慶瀾離開上海,途經浙江、江蘇,最終自日本神戶港返回臺灣。隔年秋天,他受到嘉義書畫家張李德和的款待,在這位琳瑯山閣主人的書畫冊內留下作品,也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通州狼山》。

實際上,此幅彩墨出自1933年返臺途中,陳慶瀾於江蘇遠眺狼山時的鉛筆速寫,可以說是某種旅途中的おみやげ(土產)。也因為是憑藉記憶與速寫畫成的彩墨,畫面失去寫實的空間感與造型,例如汽船與河岸草木的比例明顯不對,但反而帶有稚拙的趣味。

左圖:《展望通州狼山》,紙本鉛筆,12×18公分,1933,私人收藏。右圖:陳慶瀾,《通州狼山》,1934,收於張李德和《筆歌墨舞(墨寶)》,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劉錡豫提供)

之後,陳慶瀾選擇琳瑯山閣的庭園為主題作畫,表現張李德和精心打造的庭院風光。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自豪的表示:「此為模仿中國傳統畫風,表現出東洋氛圍的南宗畫。」可以看出他在中、日接觸古美術,最終歷經上海時期不斷摸索畫風、最終確立方向的過程。「去年為止,作為東洋人而言,我的畫作也充分發揮了東洋氣氛,而今年我打算更加深入,這是由於東洋人的性格的緣故。」這種廣闊的「東洋性」,也是之後他在作品中多次想要表現的議題。

所謂「東洋人的性格」,不能滑坡為陳慶瀾的作品絕對具有上述元素,而是置身在東京、福建、上海期間的多元經驗,使他具備高度的觀點來思考何謂東洋畫家的創作,這點在他當時的言談與作畫筆法、圖像選擇中皆可見一斑。

曹秋圃,《挽瀾室》橫幅,紙本書法,22.5×11.2公分,私人收藏。(劉錡豫提供)

也許是寓居東京、上海的經驗,陳慶瀾深感臺灣藝術風氣相對不盛。於是同樣剛從福建返臺的書法家曹秋圃(1895–1993),便呼應陳慶瀾的雅號,贈送「挽瀾室」橫幅書法為其畫室齋名。若說陳慶瀾是跨越海上波瀾,在東亞各個城市往返活躍的書畫家。與「慶瀾」雅號帶有慶祝河海安瀾的意思不同,「挽瀾室」的書齋名無疑有期許畫室主人能「力挽狂瀾」,提升臺灣藝術風氣的意義——因為就在曹秋圃贈送書幅的前年,陳慶瀾與友人成立了「臺陽美術協會」,藉由實際的行動提振臺灣藝術,「修飾臺灣的春天」。

結語:慶瀾與《琳瑯山閣》的意義

讀到這裡,相信有些敏銳的讀者已經知道,這位「陳慶瀾」是什麼人了。沒錯,慶瀾是死於二二八事件的臺灣西洋畫家陳澄波(1895–1947),罕為人知的別號。

左圖:〈陳澄波(慶瀾)〉,臺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士鑑》改訂,台北:同編者,1937。右圖:陳澄波上海時期名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劉錡豫提供)

本文擷取了陳澄波生命中的片段,重新「非虛構」建構出一位福建籍書畫家的生平,包含他早年受傳統漢學與書法訓練的歷程,赴日期間學習日本畫、收藏朝鮮畫家的水墨,在中國藉由寫生與接觸古畫,重新消化傳統的過程,都屬於陳澄波=陳慶瀾生命中的真實經驗。對我而言,如此重構與書寫的方式,實際上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這位長年被二二八、臺灣意識等多重迷霧,遮蔽了部分真實面貌的畫家。

二二八事件後,隨著陳澄波的死,張李德和為免惹禍上身,只得將畫冊內的《通州狼山》落款抹去,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文章中所提到的《琳瑯山閣》畫作上。

1935年陳澄波(右二)與張李德和(前排左一)、張錦燦(後排左一)合攝於琳瑯山閣,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劉錡豫提供)

如果說二二八事件帶來的傷痕與記憶斷裂,阻礙我們知道陳澄波的存在,那麼,隨著陳澄波以受難者身分被「再發現」,實際上也導致他作為畫家的形象被淡化,使得大眾對陳澄波在日治時期臺灣美術史中的位置及創作內容認識有限。更甚著,當我們急於建構某種臺灣美術史的面貌,由於背後推動的臺灣主體性與意識形態,乃是當代的價值觀,也容易使我們發生偏頗與脫離歷史情境與解讀。

無論是聖人化的「受難者」陳澄波或「藝術家」陳澄波,甚至是本文介紹的「書畫家」陳慶瀾,都只是這位歷史人物的特定切面。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陳澄波作為活生生的人置身於複雜的時代下的創作實貌。如同嘉義琳瑯山閣一度成為日本、臺灣、中國文化人士往來的雅集空間,也如同陳澄波《琳瑯山閣》裡交織著某種對「南宗畫」的詮釋態度,那些存在於歷史與圖像深處尚未被挖掘出來的,遠比我們對歷史的建構還要複雜。

陳澄波,《琳瑯山閣》,73×91公分,畫布油彩,1935,私人收藏。(劉錡豫提供)

延伸閱讀|【對話下的Taiwan Art】從吉維尼的花園、周杰倫的MV,到嘉義的牛稠山上:林玉山與莫內筆下的蓮花池
延伸閱讀|陳澄波與他的好朋友:「人.間─陳澄波與畫都」在嘉義市立美術館


備註

  1.  以上大多數圖檔來自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網站
  2.  有關《通州狼山》一作為陳澄波所畫,出自黃琪惠的研究發現。見黃琪惠,〈交遊創作與收藏——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的《書畫合輯》〉,《台灣製造‧製造台灣: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展》,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2016。
  3.  有關陳澄波抄錄《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見蔡耀慶,〈點.線.面-陳澄波與他的書畫收藏〉,《線條到網絡:陳澄波與他的書畫收藏》,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9。
  4.  關於陳澄波臨摹《高野大師行狀圖》,見邱琳婷,〈陳澄波的文人畫觀〉,《線條到網絡:陳澄波與他的書畫收藏》,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9。
  5.  有關陳澄波與福建、廈門畫壇的往來,見呂采芷,〈華人藝術的在地性與普遍性-以林學大為中心的考察〉,《藝術學研究》20期,2017.06,頁1–55。
  6.  有關陳澄波、張李德和與《琳瑯山閣》的故事,見張哲維,〈陳澄波與〈琳瑯山閣〉〉;劉庭彰,〈張李德和《玄風書道會資料冊》中的人與事〉。

劉錡豫( 46篇 )

台灣美術史的學徒,經營《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粉絲專頁,從事藝術與藝術史的非虛構書寫跟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