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半醒轉，驚見床前站著一名默默凝視自己的白色媚影，鬼月時期，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美麗畫面？
前拉斐爾派畫家米萊（John Everett Millais，1829-96）的畫作《說話！說話！》（Speak! Speak!，1895）沒有任何引用的典故，只留下耐人尋味的標題，顯然刻意要模糊畫中主題。在米萊過世之後，這幅畫才在米萊之子的著作中稍微獲得說明：畫中敘述的是一名古羅馬男子，在睡前重讀了過世愛人的信件，於是在午夜夢迴驚醒時，赫然見到床前的簾幕被拉開，一名美麗媚影出現床前，容顏酷似那逝去的愛人，穿著她當年婚禮的白袍。女子默默凝視著男子，似欲傾吐，終又保持沈默。究竟這是愛人死而復生，或是借用了思念之人形體的鬼怪，或一切只是半夢半醒間的夢魘？米萊刻意不給予答案。「說話，說話吧！」男子和觀眾一樣在心裡吶喊著，渴望和眼前的幽冥媚影對話。
《說話！說話！》嚴格來說並非米萊的代表作，但這件因閱讀動作而召喚出的鬼「媚」形象，正呼應著維多利亞時期盛行的鬼故事敘述，尤其，是經常出現在那些鬼故事插圖中有苦難言的美麗女鬼。
幽冥捷徑
維多利亞時期，延續著18世紀興起的暗黑哥德體，來到了鬼故事的全盛時期。從信仰進入科學時期的不安、非黑即白的社會道德規範，使得人們比從前更著迷於超自然現象與靈異事件；印刷普及與閱讀人口的增加，更使維多利亞時期成了鬼故事的溫床，人們將之視為窺伺幽冥世界的捷徑。米萊《說話！說話！》中的白衣女鬼，實際上在盛行的《鬼故事》中不乏類似的場景。
而從19世紀前半到20世紀初的這段時間，也約莫和歐洲插畫書的黃金時期重疊，那些呈現暗黑美感的幽魂圖像，於是在西方的鬼故事插圖中廣為流傳。甚至，維多利亞時期的裝扮，直到今日仍是西方經典的女鬼形象：束腰馬甲、加了裙襯的蕾絲長裙，高聳的髮型與漆黑眼線——這樣的裝束本身幾乎就是種不合常理的存在，令人驚艷的同時又感到一股不寒而慄。
前拉斐爾派畫家羅賽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82）的一幅〈精靈池女子〉（The Maids of Elfen-Mere，1855）插圖，和《說話！說話！》同樣有著無法對話的神秘媚影，但此處令人著魔的鬼媚力量卻是更加強大。
〈精靈池女子〉是詩人艾林罕（William Allingham）在《樂師》（The Music-Master，1855）詩集中的一首愛情詩篇，敘述三個神秘的白衣女子總在夜裡出現，她們不與人對話，只是一邊歌唱一邊紡紗，而當鐘敲過十一響時，她們便消失無蹤。牧師之子深深愛上這詭譎又迷人的媚影，為了多看她們一點，他將時鐘往回撥，三名女子果然再度返回，然而從此卻再也不曾出現，痴等不到的男孩因此心碎而死。
羅賽蒂的插圖將詩中女子的被動角色轉變為主動，在舞台般的淺近空間上，白衣女子圍成半圈逼近男孩面前，使他跌坐地面不敢直視。女子們重複劃一的紡紗動作，彷彿命運女神般掌控著男孩的生死，在美麗中透露著不寒而慄的氛圍。
艾林罕的詩中未曾說明這三名女子究竟何人，讀者無法得知她們究竟是縈繞不去的亡魂或妖物，但她們就像維多利亞時期的夜半女鬼，背負著無法明說的故事，讓人在恐懼的同時又心生好奇，著魔的魅力足以使人至死方休。這也正是維多利亞鬼故事的特色：它們並非惡鬼害人的情節，而更多是令人魂牽夢縈的幽冥謎團。
愛人媚影
由於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中，「魔鬼／撒旦」和漂泊人間的「鬼／魂魄」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儘管前者令人懼怕，後者反而是人們朝思暮想的對象：尤其在插圖的呈現中，它們經常與死者的生前樣貌並無二致，叫人一時難辨生死，甚至喚起生者對已逝愛人的死亡迷戀， 一如《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中不惜挖墳也要見到愛人屍首的希斯克里夫。
美國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長詩《烏鴉》（The Raven，1845），敘述的便是一則渴望重見愛人媚影的故事。詩中主角有日見到一隻烏鴉從窗外飛進屋裡，停在雅典娜的頭像上，牠嘎嘎的叫聲彷彿訴說著「永遠不再」（Nevermore!）；主角於是憶起逝去愛人的點滴，質疑自己是否能再度振作，而烏鴉總是無情地回覆「永遠不再」。
愛倫坡作品中詭譎迷幻的內容，在歐陸出版之後，幾乎是正中下懷地受到19世紀後半的讀者歡迎，同時也引發了畫家的視覺想像，光是為《烏鴉》創作過插畫的知名藝術家就包括前拉婓爾派畫家羅賽蒂、以《愛麗絲夢遊仙境》聞名的譚尼爾爵士、法國現代主義馬內等等。其中，法國插畫家多雷（Gustave Doré，1832-83）更為《烏鴉》製作了大量篇幅的插圖（1883）。
和愛倫坡其他驚悚意味十足的鬼故事相比，《烏鴉》中並沒有真正的鬼怪出現，只有詩裡那名心碎的主角持續地哀悼，但整首詩的陰森氛圍卻依舊強烈；而多雷的插圖則是直接讓愛人的媚影還魂在畫面之中：或將躺在墓碑上的愛人屍骸浮現在主角房裡，或讓愛人鬼媚依偎在渾然不覺的主角身旁，或是將簇擁的飄渺幽魂描繪成裊裊升起的輕煙形象。多雷以他寫實細緻的版畫功力，將詩中意境轉化為具象的鬼「媚」場景。
受壓抑的女聲
米萊《說話！說話！》中的撲朔成分，除了神秘的愛人再現，也在於媚影「無聲」的事實。而這正是許多鬼故事的開端：由於生前的冤屈有口難言，以致死後仍徘徊人間冀求傾吐。在維多利亞時期的社會中，不僅女性的身體被加諸了實質的束縛，女性地位的低落、對於女性行為舉止的各種預設，都形成了精神上的約束；許多女性的聲音於是在生前飽受壓抑，無處訴說。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說明了為何在同時期的眾多鬼故事中，哀戚無言的女鬼成了反覆出現的主題。
除此之外，女性作家的崛起，自然也影響了女性幽魂的描寫。就如最知名的英國作家勃朗特三姐妹，她們筆下的女性主角總是蒙受淒慘遭遇；其中，艾蜜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1818-48）的《咆哮山莊》（1847）女主角凱薩琳更是抱憾而死，她的魂魄必須藉由對敘述者的夜半托夢，才有機會發聲託付遺言。
在眾多的插畫版本中，美國插畫家艾肯伯格（Fritz Eichenberg，1901-1990）將這段夢中情節，轉化為女鬼伸手破窗而入的驚悚畫面，木刻版畫的粗糙黑白線條加強了唐突的非現實意象，讀者彷彿能透過書頁，聽見女鬼的淒訴與敘述者的驚恐吶喊。
鬼媚無界
女性生前被壓抑的聲音，於是弔詭地成了鬼故事的代言。一如在鬼故事先驅、浪漫時期詩人柯勒律之（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老水手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1798，或譯古舟子詠）中，傳統中向來被動無聲的死神女伴，如今卻發出了勝利宣言。
同樣拜19世紀的多雷插圖之賜，讀者得以想像這幅經典場景：逐漸迫近的幽靈船上，載著死神和一名有著鮮紅雙唇和蒼白肌膚的豔麗女伴，「生不如死」（Life-in-Death）是她的名字；她和死神擲著骰子，決定犯罪老水手的命運。背向落日的死神落在陰影中，讀者看不清它的樣貌，女子則有著反差的快活神情，當她擲骰獲勝的一刻，讀者幾乎可以聽見她在畫面中的高聲大笑：「我贏了！我贏了！」
維多利亞鬼故事中女性聲音的覺醒，正反映著社會文化的轉變。尤其，在多數西方的觀念中，逝去的靈魂沒有輪迴或是中元普渡的選項，它們或在煉獄等待著最後末世審判，或懷著未竟遺言在陽間漂泊；而這些在東方文化中也不少見的孤魂野鬼，來到維多利亞時期的圖像中，卻是結合美麗與魅惑的女性形象，也正和臺灣普渡習俗中以男性為主的「好兄弟」形成對比。或許，一旦轉換了脈絡，鬼月不總是令人恐懼，而是欣賞與反思的時候了。
郭書瑄( 23篇 )荷蘭萊登大學藝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