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36年，西元1903年，也就是日本開始領台1895年的八年後，這個新興的島嶼帝國迎來了史上空前的催眠術大熱潮！
組織性的通信教育，以及催眠術團體接連創設，各大報紙也開始登出各種廣告，大量的催眠術書籍也陸續出版。事實上在1887年左右，催眠術的相關知識就已經進入了日本，但何以會遲至近20年後的1900年代，才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現象與市場熱潮呢？（註1）
佐佐木九平在1903年出版的《催眠術的精神現象》一書中提到，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對任何新進事物都有旺盛的好奇心，並且認為催眠術對矯正性情、治癒疾病以及教育方面能有顯著效果，特別是明治維新以來的「物質萬能主義」雖然帶來了社會的巨大進步，但是卻也為當時的人們帶來極大的生活壓力，因此帶有精神與心理治療特質的催眠術，似乎成了當時社會集體的情緒出口。
佐佐木進一步提出數點理由，首先催眠確實是心理療法的一種，能夠透過給予「指示」治療某些疑難雜症。其次，這樣的治療方法對於夜尿症、口吃與說謊癖也有矯正效果，因此對於教育工作也可以是一大助力。最後的第三個理由，在於當時日本的國內局勢使然。明治36年恰巧是日俄戰爭發生的前一年，整個社會充斥著不安的氣氛，對於當時的功利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滿的積累，自然會將眼光放向追求精神與心理慰藉。
由此可見，這時的催眠熱潮，某種程度來說期待將人類精神解放至無限。當然在操作形式上，也以一種類似咒術的方法能夠勾起大眾的好奇心。而且最有趣的是，同樣具有安撫與穩定人心的效果，催眠術與前現代的咒術相比，多了一份文明開化與科學性的新興想像。
催眠熱在當時幾乎遍及日本全國，知名的詩人北原白秋（1885–1942）的叔父就是沈溺其中的民間實踐者之一。在北原發表於明治44年（1911）的著作《憶起》（思い出）中，就提到他的叔父常常把年幼的白秋帶到蠶室中，以奇怪的眼神與手勢對他施行類似催眠術的指示。當時的北原只覺得叔父的動作很奇怪，一開始還帶點嬉笑的態度，但漸漸地他感覺到叔父是認真地在執行某些催眠的動作。這帶有點詭異的行徑，讓一位年幼的小孩心生恐懼，馬上就逃離現場。而事實上白秋的年幼經驗，大概發生在明治20年代（約1880年代末至1890年代初）早了之後的1903年催眠術熱潮約十年左右。（同註1）
日治初期的台灣催眠術經驗
如本文一開始破題的引文所述，當這始於明治的催眠熱席捲日本的當下，台灣已入帝國版圖八年。這個始於民間，而非殖民政策下的熱潮與這座島嶼的關係為何，十分引人好奇。近十幾年來，日治時期的相關文史議題，已成許多藝術家的創作題材，不過仔細觀看其關注焦點，大多聚焦在殖民政府的政治與經濟政策，例如現代國家與資本主義發展以及二戰期間總力戰下的殖民地動員等等，在泛靈、心理與精神性議題已成當代藝術顯學的當下，本文試著簡單整理明治至大正台灣的新聞媒體中，關於民間催眠術的報導與活動，解讀明治催眠熱在這座島嶼留下的文化遺產與未來藝術創作可能發展的方向。
醫療史研究者張邦彥在《精神的複調》（2020）〈靈學研究與精神治療——催眠術如何被引進近代東亞？〉一文中，曾為日治台灣的催眠術發展提出一個概論的框架，最早的催眠術相關報導可以追溯至1903年前後，《台灣日日新報》刊登了福來友吉（1869–1952）的催眠術實驗和桑原俊郎的學說，同時間也可看到「取締法」在「日本內地」發布的消息。殖民初期的台北、台中、台南等地，亦曾有一些日本人嘗試教授催眠術、提供治療或公開實驗表演，但很快地便被警務課關切或禁止。1910年代，台灣醫學界一度有短暫的催眠術相關研討及治療案例發表，但未能持續。1918年，台灣總督府修訂「台灣違警例」，正式加入取締濫施民間催眠術的條文，此後催眠術招牌近乎絕跡於街頭，也強烈要求具醫師資格才能操作催眠術。
張邦彥進一步表示，除了日本以外，少數台灣人也從當時民間盛行催眠術的中國理解相關資訊，並且仿效日本神秘學心理療法治療者與靈術界的應變之道，避用以催眠術為名來從事精神治療。如林垂青從「上海神州靈學會」學成後返回台北稻江開設「精神治療所」；郭錦如成立「精神統一講習會」，在稻江、板橋一帶活動，會員約數十人。但大致來說，20世紀前期的台灣人少有機會親身接觸或直接實行催眠術，大多只能透過報章期刊的文字敘述，一探民間催眠術的神秘面紗。
明治至大正《臺灣日日新報》中的催眠術
從明治台灣開始，媒體傳遞的是怎樣的催眠術報導，其實也令本文非常好奇。翻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6年（1903）7月24日與25日，報紙以上下的形式刊載了兩則紀錄心理學者福來有吉在7月9日，於東京施行一次成功催眠術的實況報導：〈催眠術的實驗〉（催眠術の實驗）。而這位學者就是後續在明治42年（1909年）開始，在日本全國引發騷動的千里眼事件的要角。他因為以催眠術進行超能力實驗遭質疑作假，最後甚至被學界排擠，是日本心理學與神秘學發展的傳奇人物。
回到這篇〈催眠術的實驗〉，福來首先提到，近年來日本國內催眠術興盛，但也成為某些宵小或不良份子用以詐騙獲取不義之財的手段。事實上，若由醫學人士或深入鑽研此術的學者實際操作，這看起來有點奇幻的術法，特別是被催眠時的「魔醉」（ヒプノセラピー）現象，亦常被用於各種心理與精神的專業領域當中。當時在現場被實驗的對象，是一名叫吉川的16歲少年，而他正是特別容易被催眠的「魔醉」體質。
一開始福來與少年對坐，先讓他進入近似打坐時的冥想與沈靜狀態。催眠者輕壓少年的兩側耳朵上方，讓他閉著眼睛數著自己呼吸的聲音，在之後的三分鐘內漸漸地進入「魔醉」狀態。福來補充，施術者也會讓對方專注看著自己的眼與鼻，或另外在胸前準備發光的物品給予暗示。之後輕撫對方頭部與手部，引導至平靜的情緒狀態，等待腦部漸漸貧血，進而產生嗜眠感讓受術者進入催眠狀態。
福來為了證明吉川已經進入被催眠的狀態，也在現場讓觀眾分辨「睡眠狀態」與「魔醉」間的不同。他下指令讓受術者舉起手伸直，再做下彎的動作，表示在看似睡著的狀態，仍然可以接受指令。之後福來進行了多項指令，例如要求對方能夠朗讀報紙，並且用心算解答算式。其中最有趣的還有記憶偽造部分，過程中來福設下暗示讓吉川短暫忘記某些日常事物的名字，例如硬幣與白紙。而受試過程中，他也停頓了些許時間才能正確回答出這些物名為何。
雖然明治時期，許多媒體紛紛有介紹催眠術的內容與報導，但後續亦對這民間熱潮有許多檢討與必須管制的聲音。例如明治36年（1903）〈催眠術利弊〉（催眠術の利害）與明治37年（1904）的〈教育與催眠術〉（教育と催眠術），分別就一般人擅自施作催眠術在日常與教育用途一事感到疑慮。因而希望透過法律約束，進而出現上述如張邦彥提到的各種法律禁令。
不過有趣的是，根據報載在大正時代1913年9月14日，台北朝日座戲院有過催眠術公開實驗與座談。雖然後續還是遭到關切與禁止後續活動，但也是少數公開於台灣施行催眠術的有趣紀錄。當時操作的日本講師為鹽崎日輪，他的主題大部分為心靈與精神議題、胎兒的生命起源、幼兒心理狀態的治療的口腹藥餌治療法，以及聽覺治療法等等，並在演講後開始實施催眠術表演。首位受試者，是名為中村的日本青年，施術者一開始宣稱一聲喝令，便可以讓他進入催眠狀態，但第二次才成功讓中村陷入催眠狀態。不過到了第二位受試者，應是台灣人身份的國語學校學生時，卻無法讓他進入催眠狀態。當天觀眾共有百餘人，亦有女性，最有趣的是這位鹽崎演講時穿西服，要實行催眠時，則是換上黑色長袍，增添了整場講座的趣味性與表演性。
催眠術、精神治療、身體規訓與陳哲偉的創作實踐
若提到長期關注心靈與精神治療議題，且關注時代有跨至日治時期的創作者，非藝術家陳哲偉莫屬。他在2016年於北美館的個展「養神院」當中，探索了1930年代台灣第一家專門安置、監禁以及治療精神病患之機構。藝術家藉此作為引子，審視現代性社會發展進程中，因為心理健康因素，被整體社會制度排除的對象——精神病患。而有趣的是，2021年於台北當代藝術館的「過站不停」展覽中，他發表的錄像作品《矛》中，拍攝了一位解離症者演員在被催眠後，演出自己生命經驗的某些記憶片段，試著在影片中，將各種現實與虛擬的片段重置與融合。
從陳哲偉這兩件作品，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過去台灣歷史進程中，催眠術與精神治療的發展狀態，如何反映在其創作經驗。在他建構的論述想像中，1930年代養神院的設立，代表了某種國家身體規訓之於精神病患收容的殖民社會運作邏輯。不過他後來引用催眠術的作品，在時代感上以當代台灣為主，無任何歷史議題。陳哲偉作品的狀態，表現出明治時期的民間催眠術在統治者的強力禁絕，隨著後續政權轉換，也與當代台灣社會出現明顯的記憶斷裂與論述鴻溝。相對於此，本文重新述說這被遺忘的明治催眠熱，還有怎樣的可能性與未竟的解讀方針，或許值得後進與創作者們繼續深入探究。
延伸閱讀｜梁廷毓的《斷頭河計劃》：藝術作為理性與非理性論述間的模糊地帶
註釋
註1 一柳廣孝。《怪異の表象空間：メディア・オカルト・サブカルチャー》。日本東京：国書刊行会。2020年3月。
陳飛豪( 122篇 )陳飛豪，生於1985 年。文字寫作上期冀將台灣史與本土想像融入藝術品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