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十年城市物語

以忠泰基金會於其母企業領域或其近年於建築學界與業界累積的能量，自不意外，然而，細看它的「發言權轉變」，應可視為這十年來基金會投入建築、藝術、設計實作者田野，最大的分野。十年前，同場址的兩檔倉庫展覽，所展示的是「TheFLOWmarket」和集結五國藝術家的「HAPPY LIVING」展，其中「HAPPY LIVING」的展覽主軸裡探討社會對住宅的定義、理想生活、何謂充滿幸福感的家，與十年後的「HOME 2025：想家計畫」議題不謀而合，然而，美術館開館首展並不假手於外國名宿或借地移植平行輸入，由阮慶岳為主組成三人策展團隊，再媒合29組設計師與建築專業工作者、及20家規模大小不等的企業組成合作團隊，九成的本國籍設計師和企業，參展建築師的世代與合作企業甚至給予青壯輩與中小企業有更多的詮釋版圖。

阮慶岳仔細地解釋「HOME 2025：想家計畫」展覽發想的始末，原來，在最初（2014年末），另一位建築策展人謝宗哲，希望與日本設計師原研哉（Kenya Hara）進行合作而期望促成「HOUSE VISION／2016台北展」，然而在原研哉、忠泰基金會和阮慶岳半年的溝通討論後，認知了「HOUSE VISION展」主調在國際大型品牌感、規格齊一化的展示原則是難以改變的原則後，與基金會執行長李彥良很有默契決定打住了與原研哉的合作，忠泰美術館的首展決定走自己的路。阮慶岳認為兩者對展覽核心概念的差異在於「HOUSE VISION主要是媒合做出夢幻感的展示，以國際品牌和建築大師媒合做出一個夢幻的家，台灣的現況缺乏建築大師和國際品牌，於是我們計畫找中青輩的建築師，同時也找出台灣做厲害環節的小工廠，將兩個扣合起來，把現代住宅與台灣的處境重新定義。」

李彥良則補充，「HOUSE VISION」做展覽要求均一的品質，要讓觀眾看起來是整體性而統一的美學，最後的呈現也只能用單一一種木頭做空間的概念，這使得基金會與策展團隊認為美學規格反而成為限制與包袱，因而導向了更以議題思考為主軸的「HOME 2025：想家計畫」。

展覽計畫方向的大幅轉變，對於獨立策展人或是公營學院機構或許不稀奇，但對於曾將大型展覽計畫挹注在「The Vertical Village 垂直村落」和「代謝派未來都市展：當代日本建築的源流」，作為要將美術館作為本業事業體的企業文化，首展即能重用青壯建築人與設計師的創新，打破舶來品與品牌迷思，顯然需要有相當程度的自我價值感。

在忠泰基金會成立三年後才開始有所接觸合作的阮慶岳，對其基金會涉入文化生態有著這樣的觀察︰「忠泰的本業是開發商，於是大家剛接觸到多少都會懷疑或觀望背後是否有其他企圖或目的。忠泰基金會要取得藝術界和設計界的信任，便是他們很大的挑戰，也確實經過時間的考驗讓更多業界工作者信任。從建築文化推動的專業而言，無論是做『日本代謝派』和MVRDV的『垂直村落展』，所投入的決心與私人資金都十分認真，準確和漂亮度與專業度都很好，這兩個展在建築界是乾乾淨淨被尊重的展覽。」他也就之前於2011與2012年和忠泰基金會合作，「朗讀違章」與「人民的城市：謝英俊建築展」兩檔橫跨在藝文與建築界都受到重視的策展經驗而論，所獲得高度的支持和策畫自由度，完全勝過他2006年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的策畫過程。

在建築界的社群，忠泰基金會能夠在短短數年之內取得高度的認同，更不只是展覽的策辦，2012年起催生雙年一期的「ADA建築新銳獎」、2013年起定期的「建築人小酒館」活動，及每年十餘場的建築專業工作者的業界學界對話，其與民間建築獨立工作者社團非利益關係的友好交誼和沙龍風氣，應也是台灣建築專業界史上的僅見。

相較於建築界極高比例的支持與交心，忠泰基金會與藝術界較密集的交往則在2010至2012年的「城中藝術街區」時期為主，適逢當時文化治理失當、官商勾結案例、居住正義和都更拆遷爭議不斷、扭轉過往對社會與政治相對疏離的補償作用，藝術界對社會參與時態明顯提高警戒。本業即營造開發商的忠泰基金會，自然也成為一波就近批判的對象，然而，兼具多面向（收藏、代理、贊助）支持藝術家身分的李彥良，對於該時期多次被輿論流彈攻擊，因而暫時打住延長「城中藝術街區」的念頭，將基地經營的重心移往國有財產地的閒置倉儲空間「中山創意基地URS21」（簡稱URS21），進駐單位以商業設計、工業設計、時尚設計等設計社群為主，展場則穿插建築展、設計展，以及如「台泰交流展」等當代藝術聯展，對於2011、2012年藝術界的都更批判，自評從未打量「以藝文進駐而使地產增值」腦筋的李彥良，如今再回視那段過去，也只是淡淡說了句「我們不想泛政治化」。URS21的非私有基地、集中式社群和不同的鄰里關係，也促使基金會正向再度思考，如何能明確活化區域的目標。

URS21在李彥良與忠泰基金會最初的想像，因最初由市政府單位的媒合合約最長得續約兩次至九年期限，於是建立了「長期經營」的規畫藍圖，然而地屬中央的國產署提前收回，再度給了這個長期致力在街區文化與內容生產社群的基金會，另一個游牧的階段。兩年前某日，台北市政府市場處不起眼的委外標案「新富市場」吸引了李彥良的目光，他認為，此件最大的特色是提案自由度，不像多數得照章辦事、毫無創造可能空間的委外案，也經過一年的準備時間，基金會將在十週年之際，首度經營兩個空間場域︰「忠泰美術館」和「新富町文化市場」。新富町文化市場成為基金會「都市果核計畫」的第三部曲，歷經平均40多年舊樓房私有街區、後工業公有地倉庫，這回來到了具有文化資產身分的市定市場古蹟。

「新富町的空間屬性很不一樣，腹地很小，它被舊社區包圍起來，於是我很想去嘗試看看如何活化和周邊鄰里的關係，就上一階段來說，URS21仍是只有活動才有人來，與鄰里彼此的互動也很低，在那裡我們只認識里長。而新富市場的使用合約年限長，不像城中和URS21兩案，才剛點起火苗就被熄滅。」李彥良回觀這十年來接觸到三個經營的城市進駐街區，最大的特色就是「沒有時間表，維持開放性，有適當機會就把握」。這樣的開放性原則，阮慶岳認為應能歸於李彥良對於全面性的知識是開放的、謙虛和好奇。

「他的第一個概念，如果他認定你也相信你，就會放手給你做，一方面信任你和向你學習，他學習的過程是建構在他相信的客體身上，他挑客體很直觀，他的信任有他的底蘊和開放性來評估，而不是單以自己來定義核心價值，而是以開放式邀請他認可的人來參與，給他們舞台來形塑舞台。內在是柔軟和謙虛的，我認為在這方面他是可敬的。」阮慶岳進一步分析，李彥良這樣的人格特質讓基金會的開放特質因而相對於其他企業基金會有更高的包容性和彈性，而他對忠泰基金會第二個十年的展望觀察則是在於︰如何能成為一個擾動器而不是過渡的容器？如何能在一種開放而願意接受刺激與擾動的狀態，去樹立一種核心價值觀？阮慶岳補充，建立價值觀不代表不再開放與接受擾動，而是一種彈性而可流動的價值觀，並能對外宣告，你的組織即為一種信念。

而原先規畫美術館的大直預定地，則因受景氣循環而推遲了進度，眼見應是五年內仍無法動作的現實處境，李彥良兩年前決定不再等待，先行於今年啟用不久的企業總部設立，而美術館業務的推動，也讓整體企業面對藝術的單純化，在原先MOT畫廊與美術館的承啟關係，他認為「基金會一開始做展覽的明日博物館縮寫MOT，我認為是生活的博物館，MOT是營利的品牌，基金會的明日博物館就以中文寫做區隔，MOT就讓生活開發去用，但是之前MOT又有畫廊部門，於是就會造成認知混淆上的困擾。結束了MOT的畫廊部門，基金會又多了美術館，就決定藝術文化主要都以基金會來做推廣。」

關於當代藝術，李彥良也如同他動態而開放式的學習原則；關於建築，除了近於實用性的本業，之所以令建築人抱以高度信任的，則在於他對「村落、違章、廢墟」非正統議題的持恆興趣，迥異於所有人對營建業主身分的想像；甚至在不動產租賃版圖，對於小型新創公司或工作室，都將從過去聚合內容創意工作者累積出的經驗，提供育成園區甚至投資的計畫。

台灣的城市分區混合的狀態，使得除了少數重劃區轉為商業中心地帶，絕少形成排他的CBD。大致上，對於藝術家或SOHO創意個人工作者，用以歐美日那種上、中、下城與近郊的同心圓理論而生的城市研究不盡相同，市場機制更無法同位而語。忠泰基金會直至現今，願意在各種不同區段（城中、中山、萬華）與各種社群（藝術、設計、社區文史）和各種土地建物身分（多地主私有舊公寓、公有倉庫、市定市場古蹟）進行文化地理的探勘；甚至也同樣在精緻與宣傳為重要目的的開館展，選擇了不同發生樣本的面貌（國際或在地，名流或獨立）；其與設計和建築社群的友好關係，甚至可說如果沒有忠泰基金會締結與社群間的整合，台北今年舉辦的世界設計之都，都將更難策畫與橫向集結。於藝術社群和政治社會的介入，也同藝術界學習著拿捏的尺度，將成為鑑往知來的讀本。

「十年後，我們將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HOME 2025：想家計畫」展覽手冊扉頁如此寫著，如同電影《藍色大門》台詞說的「留下什麼，我們就變成什麼樣的大人」而帶來了一個十年的台灣小清新文化；過去的十年，忠泰基金會所面對的街區游牧、社群聚合分離、野性的運動、質樸的外學院田野，都是這十年來與台北城藝文界共存的城市物語。懸而未決的，留待展望。

十年前，承載著台北市中心最大的車輛立體交叉的市民大道與建國南路，待拆除的台鐵修車倉庫裝上白外牆，斗大的白底紅字寫著「MUSEUM of TOMORROW」和「A better tomorrow」，螢光燈管組立的數位字碼，倒數著展覽與舊建築的生命日數。那個年頭對「閒置空間再利用」步數熟知的文化人，看到此般品牌精品感鑲嵌於外的手法，也不免側目張望。

那是當年剛滿30歲的丹麥新銳設計師Mads HagstrØm的展覽「TheFLOWmarket」，主辦單位全然的陌生，如同消費時代所能讓人留下最多的印象，就是那句slogan。

2006年底，台灣的文化風向正處在轉變期︰對巨型展覽的迷戀持續，前衛文件展第三度和台北雙年展競逐展覽目光；劇場對新生代混搭文本蔚為風尚；國片電影市場幾乎等同文青市場消費量；《Ppaper》發行兩週年，也是最多設計雜誌創刊的一年；音樂祭迎向萬人時代；創意市集是當年最熱門的文化現象。

於是當年那些組立在倉庫內白牆間的設計風貌，又是那麼入時而不令人意外，更多觀眾或許也心想著，這不過是另個趕時髦的過江之鯽與泛泛之輩。十年後，同一個街角，嶄新企業總部最是珍貴的地面兩層樓，設置的不是商場、餐廳或銀行，而是一間美術館。

忠泰美術館的設立，慶祝了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忠泰基金會）成立十週年，於其開館首展，則又拋出了另一個以十年為單位的議題「HOME 2025：想家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