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東京小叮噹展

鬆一口氣，進場首先入目的就是村上隆的《Wouldn’t It Be Nice If We Could Do Such A Thing》，那是一幅壓克力繪畫，鋪滿藝術家經典的花紋，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小叮噹漫畫圖案，包括被老鼠嚇壞的小叮噹、唱歌的技安、哭著求饒的大雄，其中沒有18歲以下人士不能看的畫面。旁邊另一幅同由村上隆繪畫的2002年作品《My Summer Vacation with My Little Brother and Doraemon》則彷彿在提醒觀眾，今次已是第二度的「小叮噹展」，當年首次展覽也曾引起同樣的騷動。

師傅都這麼聽話，做徒弟的Mr.自然節制，他繪畫了無重狀態下的大雄房間，短裙恰好蓋住靜香的屁屁；鴻池朋子（Tomoko Konoike）的《Shizuka’s Cave》倒有描繪裸體靜香被一隻狐狸咬住，但由於作品是繪在皮革上，因此不僅沒有色情暴力的感覺，反倒有一股太古神話的氣息。

渡邊希（Nozomi Watanabe）的《3D》是兩件小叮噹和一件小叮鈴外形漆器，作者如此介紹：「我愛小叮噹的軀體外型⋯⋯而漆器是一種自古流傳的工藝品，我希望以這種方式，祈求小叮噹能夠被繼續傳承下去。」蜷川實花（Mika Ninagawa）的《A tale of my dear DORA on a date 2017》則拍攝了一組與小叮噹約會的生活照，「我想小叮噹可能是日本女生、甚至全球女生的夢中情人⋯⋯我丟下所有其他工作，就為完成這個攝影計畫。小叮噹，誰都喜歡你……。」

「小叮噹展」就是這樣一個溫和無害的展覽。儘管有天真的孩子看見小谷元彥（Motohiko Odani）的「真人比例化小叮噹」雕塑《救世銅鑼衛門》（Guze doraemon）時，會說「這到底是蝦米碗糕呀？」看到西尾康之（Yasuyuki Nishio）的小叮噹雕塑背後那機械紋理時，又會道：「喔！真是毛骨悚然」，但最激進的作品也就是這些了。話說回來還有一段插曲，另外有個叫做「ドザえもん展」（Dozaemon-ten）的展覽，與「小叮噹展」同期舉行。與Doraemon只差一個聲母的Dozaemon，日語是「淹死之人」的意思。因此「ドザえもん展」只有一件作品，就是一隻前半身淹在水裡的叮噹雕塑。藝術家岡本光博（Mitsuhiro Okamoto）在一個訪問中說：「『小叮噹展』可是才華洋溢的藝術家參加的，怎會邀請我呢？只是，就連那些平時會將社會問題拿出來討論的藝術家，展出的創作都那麼溫和⋯⋯大概是『識時務』之故吧，這可以說這就是我舉辦「ドザえもん展」的動機之一。」話雖如此，說到底Dozaemon不過也就是玩玩文字遊戲而已，若說批判又有多批判呢？

倒是展場內的一件作品，特立獨行於所有其他做法。那是會田誠的《kisei-no-seiki ~Air~》，日文為キセイノセイキ，由於作品題目沒使用漢字，因此誰也不能肯定是什麼意思，可是誰又都知道，會田誠說的是「規制的世紀」。這個最不聽話的大男孩，非常狡猾地畫了一個浴室，其中有一個舉起的花灑，花灑對面隱約可見一個透明人的身體輪廓。當然你知道這是經典的靜香沐浴場景。再看會田誠怎麼說：「因為我做的一直是稱為『當代藝術』的東西，所以今次也做同樣的事，有興趣的人請努力嘗試解讀，或是在網路搜尋也或許有幫助，說明完畢。」

許多觀眾在會田誠的《kisei-no-seiki ~Air~》前稍站兩秒，說一句：「這怎麼回事呀？」便邁步離去。確實從策展人的角度看，這作品大概是不合格的，因為它離題。策展人開出的題目其實是這個展覽的關鍵：「請製作你心目中的小叮噹。」有別於一般展覽，這題目被設計成一句標語，大字印在展廳、網頁及宣傳品上，這就是展覽的核心定位，不是「請反思小叮噹的意義」，不是「探討小叮噹在21世紀的價值」，不是「小叮噹與日本社會的關係」，而是「請製作你心目中的小叮噹」。

一本今年年初發行的新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請製作你心目中的小叮噹」的含義。《叮噹物語—大雄系男子與藤子．F．不二雄的時代》（ドラがたり—のび太系男子と藤子．F．不二雄の時代）指出，在這個時代「解剖小叮噹」，有其重要意義：「重點在現齡30、40歲的小團塊世代（註1）與後小團塊世代（註2）的男性，他們是在1980年代小叮噹的巔峰期讀原作、看動畫長大的。時移事易，在今日日本，這些人無論在社會上的發言權、經濟上的影響力還是人口數目等各方各面都有重要位置，因此我們有必要問，他們年少時受小叮噹影響而在潛意識植根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呢？」

比如稻田豐史提到這一代男性中有不少屬於「大雄系」人格，缺乏計畫、鬥志、上進心，而這人格的構成又與小叮噹的時代背景有關：它流行於日本經濟奇蹟之後，發奮圖強取得勝利的熱血運動漫畫熱潮已過，孩子需要的、或家長希望給孩子的，是有如溫室一樣的成長環境。「小叮噹完美地滿足了1980年代孩子們的需要」，「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小叮噹是『最強的快樂供給裝置』。」

因此小叮噹斷然不是沒有批判討論的價值，只是這些討論不會在展覽中出現—即使，稱為「當代藝術」的創作形式幾乎必然地，總是帶有對自身、對社會、對創作對象的反省。我們可以說，在這流行文化與當代藝術結合的「小叮噹展」中，當代藝術被弱化為一種純粹的表現方式。會田誠大概是看穿了這一點，所以他才會煞有介事說：「我可是個當代藝術家！而這是一個『規制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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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誰又能憑什麼理據說，在「小叮噹展」，我們一定要用當代藝術的批判性批判小叮噹（或，借小叮噹批判社會）不可？

每個人對小叮噹大概都有好些童年回憶，請讓我也說一段往事。我兒時最好朋友的父母經營報攤，整個童年我和他就在攤邊一本接一本讀小叮噹。後來升學、出來工作，朋友沒聯絡，小叮噹也沒看了。這一次看「小叮噹展」，最觸動我的不是梅佳代的小叮噹家庭照、不是村上隆的花紋，更不可能是會田誠的靜香出浴圖，而是一部動畫。不是誰的作品，僅僅是一部用來過場的動畫，自然也沒什麼大不了，不過是讓小叮噹的動畫場景在畫面上縈迴，配以久石讓（Joe Hisaishi）風格的音樂。說老套是超級老套、說煽情是超級煽情，但看著小叮噹吃紅豆餅、大雄撞見靜香洗澡、媽媽看見大雄用功而感動，我就得忍住不讓淚掉下來。

鴻池朋子另外還有展出一件作品叫作《Doraemon’s Song on Moriyoshizan》，錄像中主角將自己埋在雪下，一邊讓冰雪打進口裡，一邊唱小叮噹主題曲，唱完後「呀」的一聲喊叫。歌聲與叫聲響徹展廳，觀眾十有八九不明這部錄像含意，但又如何，大家都笑了。那笑固然是因為歌曲唱得趣怪，但說到底，這些互不相識、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之所以不約而同覺得它唱得怪，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共同擁有聽小叮噹主題曲的經驗？會心微笑，其實是集體回憶擦肩而過的小交流，「小叮噹展」是提供這些小交流的場所。

所以如果問，「小叮噹展」有沒有批判性？沒有。從當代藝術的角度看，這是不是一個好展覽？或許不是。但這展覽我看得開不開心？開心。它有沒有讓我感動？有。它是否能給人省思？我不知道其他人，但看完這個展覽，最少我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在當代藝術領域，資本主義可以痛罵、白雪公主可以恥笑、國旗可以破壞、藝術家可以裸體走入博物館，放個小便斗當作品又有什麼所謂？但是小叮噹不容否定。而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心裡，多多少少都應該有某種不容否定的存在，否則生而為人也太悲哀。

你那不容否定的存在又是什麼呢？

編按 「ドラえもん」（Doraemon），香港稱「叮噹」；台灣早期以「小叮噹」稱之，後期作「哆啦A夢」。此處作者保留使用「小叮噹」。

註1 「團塊世代」（団塊の世代）指的是日本二戰後的嬰兒潮世代，此語出自堺屋太一（Taichi Sakaiya）1976年的小說《團塊的世代》；「小團塊世代」（団塊ジュニア）即指1971-74 年生的第二次團塊世代。註2 「後小團塊世代」（ポスト団塊ジュニア）指 1975-84 年出生之人，換句話說，是生於小團塊世代後的人。

很難找到不看「2017東京小叮噹展」（The Doraemon Exhibition Tokyo 2017，以下簡稱「小叮噹展」）的理由。首先，沒有人會討厭小叮噹（編按），就算你說對小朋友的玩意沒興趣，夠「成人」的會田誠（Makoto Aida）、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也能吸引你，若又覺得他們太Hardcore？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山口晃（Akira Yamaguchi）呢？想再溫和一點還有梅佳代（Kayo Ume）、桑久保亮太（Ryota Kuwakubo）等，「小叮噹展」就是這樣一個老幼咸宜的展覽，因此美術館外才會有那條長人龍，並在展覽開幕一個半月後，參觀人次已超過十萬。

作為小叮噹永遠的好朋友（小叮噹永遠是大家的好朋友喔），我也是滿懷期待走進位於六本木的森美術館（Mori Art Museum）。唯一的隱憂是，這是個當代藝術展，藝術家們真會這麼乖巧聽話？你也不是不知道村上隆的《我的寂寞牛仔》（My Lonesome Cowboy），心臟衰弱的我可接受不了小叮噹做這種事。

沒人接受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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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一口氣，進場首先入目的就是村上隆的《Wouldn’t It Be Nice If We Could Do Such A Thing》，那是一幅壓克力繪畫，鋪滿藝術家經典的花紋，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小叮噹漫畫圖案，包括被老鼠嚇壞的小叮噹、唱歌的技安、哭著求饒的大雄，其中沒有18歲以下人士不能看的畫面。旁邊另一幅同由村上隆繪畫的2002年作品《My Summer Vacation with My Little Brother and Doraemon》則彷彿在提醒觀眾，今次已是第二度的「小叮噹展」，當年首次展覽也曾引起同樣的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