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賞析〉善銅十物──商周青銅器名品賞析

莊嚴肅穆、艱澀隱晦，中國古青銅器長久以來一直給予人們一種莫大的距離感，綠色鏽斑、金屬光澤底下，包覆著商周先民敬禮天地的崇敬之心。作為中國古代的精神象徵之一，青銅器不論在器形、紋飾甚至銘文、製作技法上皆精緻用心。走過3000多年，蛻去「禮樂」的包袱，青銅器呈現世人面前的更多是商周藝術發展之蓬勃。從最大、最重、紋飾特殊、技法創新到銘文長度，青銅器處處都是挖不盡的小故事。

1939年3月某一天，位於河南安陽市北郊的武官村出了件大事，一位吳姓莊稼漢閒暇時拿著探桿在農地裡探寶，竟挖到了件大銅鼎。因為這一帶與著名殷墟中心所在小屯村只隔了一條洹河，為殷墟中王室貴族陵墓區，土裡埋著眾多寶貝，無怪乎村民們隔三岔五農閒時便遍地尋寶。這件大銅鼎引來大批村民圍觀，體積甚為龐大，且一耳已殘，眾人大費周章才將它挖出地面。稀世大寶現世，消息自然不脛而走，接踵而來的是古董商、日本軍人的覬覦，村民甚至在金錢的利誘下曾想將之大卸八塊，但在一晚敲打忙碌後，大鼎不為所動，村民才放棄。大鼎最後收為國有。

此一大鼎高133公分、寬79.2公分，重達875公斤，為現今發現最大、最重的青銅器，因於鼎腹鑄有「司母戊」（按：另有人釋為「后母戊」）而世稱〈司母戊方鼎〉。鼎身為方，下承四足，鼎上立兩耳，一耳出土時已缺，另一耳曾被敲損，後復原。鼎腹部以夔紋構出一方框，兩夔相對，中間有一短扉稜，另在器身四轉折處各設扉稜，飾有牛首紋、饕餮紋等。按銘文「司母戊」中「母戊」應為某代商王配偶廟號推測，此鼎應是後人為祭祀「母戊」所做。

「咱們今天的任務就是探到底！」擲地有聲的誓言來自中國考古專家鄭振香，1975年她站在河南安陽洹河南側的夯土堆上說了這麼一句話，敲響殷墟婦好墓考古挖掘的序鐘。商王盤庚遷都至殷（今日河南安陽小屯村一帶），為商代最後一個首都。20世紀中葉起考古學家以小屯村為中心，加諸附近洹河南北岸，挖掘出商代宮殿宗廟、商王貴族陵寢、宮城及平民生活城區等，為中國考古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發現，此發掘地點日後稱「殷墟」。但婦好墓的發現可說是種種偶然，婦好墓所在位置並非王陵區，而是在宮殿區中，非尋常的選址導致多年來考古學家尋找未果。婦好為第23代商王武丁諸后之一，其名雖未見於史書文獻，但在甲骨文中卻一再出現，足見其重要性。婦好墓出土有玉器、青銅禮器、寶石等達1928件，其中青銅器便有210件，其中有銘文者占190件，為「婦好」或「好」者更有109件，當中又以〈鴞尊〉為代表作品。

〈鴞尊〉外表為一鴞形，昂首挺胸，高冠對耳，喙部突出，粗壯的雙足與下垂的尾翼成了整器的三支點。鴞首後腦處有一四分之一開口並帶蓋，頸處有。整件作品裝飾有繁複的紋飾，除以雷紋為地，又見蟬紋、饕餮紋、盤蛇紋等主紋，並在器口下內壁鑄「婦好」銘文。商人視為鴞為神鳥，除模仿鴞做器，也見有以鴟鴞紋為裝飾之例。鳥獸形青銅器在殷墟前期出現並蓬勃發展，至春秋戰國時期日漸減少。

四川古稱巴蜀，地處西南，群山環抱，肥沃的土地滋養著作物，也滋養出接二連三的古文明。成都北方40公里處的牧馬河南岸，靜靜地佇立著三座黃土丘，對岸則有一月牙形的高地，構成了「三星伴月」的特殊地景，而三座黃土丘便是巴蜀古文明代表「三星堆」遺址所在。自從1929年村民不小心掘出古蜀玉器以來，三星堆遺址經歷過大大小小無數次探勘挖掘，其中又以1986年發掘出一、二號祭祀坑最引人注目。一、二號祭祀坑出土有大量玉器及青銅器，從玉器作品判斷一號祭祀坑時間早於二號祭祀坑，時間約為商代中期（二里岡時期），二號祭祀坑則為商代晚期。

當中，二號祭祀坑出土有一系列青銅人像、人頭像、面具等，〈青銅縱目面具〉即為代表作。〈青銅縱目面具〉寬達138公分、重80餘公斤，面具呈方形，左右各有一大耳，雙眼極度凸出，五官誇張，表現十分特別。學者推測這類雙眼凸出的獸面具可能與當時蜀人的宗教信仰有關。而同一祭祀坑出土的人像、人面像、立人像、跪坐人像等，則可能是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靈和祭祀者。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青銅器代表當時蜀地已有高度發展的青銅冶煉技術外，接收中原文明的同時也發展出自我特色。

1959年，又是一位農人在山野荒地拓墾時，掘啊掘著，匡噹一聲，鋤頭似是打中了某個堅硬物體，農人定睛一看，竟是一個中小型方形鼎，且四面有著人面，好不嚇人。農人並未意識到這是個值錢貨，只想著銅可以賣點錢，便將此方鼎砸成數塊帶回家，不久便與其他廢銅送往冶煉廠。幸而湖南省博物館人員聽聞此事，連忙前往攔截載運廢鐵的卡車，陸陸續續找回了方鼎的大部分碎塊，後將之拼湊復原，這才發現此一方鼎別具意義。

〈人面紋方鼎〉通高38.5公分、寬23.7公分，屬中小型鼎，鼎呈方形，鼎身四面有浮雕人面紋。人面紋臉方而寬，大眼圓瞪，雙頰顴骨突出，大嘴、唇略凸。學者按鼎身、豎耳、柱足及器身裝飾之饕餮、雲雷紋，推測此鼎應是商晚期作品，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件人面紋青銅鼎。〈人面紋方鼎〉於鼎內有銘文「大禾」二字，又稱〈大禾方鼎〉。關於人面紋的意義各方學者多所推測，有人認為人面紋為饕餮紋或獸面紋延伸變化而來，也有可能是神怪的象徵外，尚有蚩尤說、黃帝四面說、祝融說等，而張光遠更曾將「大禾」二字釋為「年」，認為乃「年」字族徽，而人面紋則為掌糧政者的官相，意在看守年年豐收的稻田。

2014年中國文物界的大消息無疑以器蓋、身失散近百年的〈皿方罍〉，終於合體了。據聞〈皿方罍〉於1922年出土於湖南省桃源縣漆家河，也是由當地民眾無意間發現。商人石瑜璋聞訊趕至，再三探訪下終於見到〈皿方罍〉本尊，並以400銀元買下此器。但不知為何，器蓋卻流至當地國小校長鍾逢雨手中，器蓋與器身便從此分道揚鑣。器蓋後由桃源駐軍團團長周磐私藏，並於1952年繳回國有，目前所知的出土過程、器蓋器身流散過程也多由周磐口述。器身則流落海外，先後由美國、日本藏家收藏，後於2014年回到中國。

〈皿方罍〉因器蓋、器身處的銘文「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器蓋）、「皿作父己尊彝」（器身）而得名，為皿族用器。整器因埋土數千載而呈「黑漆古」色，含器蓋高餘80公分，器蓋似廡殿頂式屋頂，蓋上之鈕由如另一小器蓋。全罍四方與四中央皆有「C」形鉤狀稜脊，地紋為緊密的雲雷紋，以突出的獸面紋為主體紋飾，間飾夔龍紋。肩部兩側設獸首銜環，正面肩部及器腹側則又各設有一獸首，獸首上承外卷角。關於此件作品的製作地點，因不少學者認為此作為典型商晚期作品，理當出自商人之手，應是透過種種過程運輸至湖南地區，但相關論述仍尚未有定論。（圖為器身）

羅振玉的《俑廬日劄》是目前記載〈虎食人卣〉最早的相關記錄，書中寫道：「徐梧生監丞言，盛伯羲祭酒家藏一卣，形制奇佹，作一獸攫人欲啖狀，殆像饕餮也。從前人記述古彝器圖像者所未知。」現存共有兩件〈虎食人卣〉，一件藏於日本泉屋博古館、另一則由法國巴黎賽努斯基博物館收藏（Musée Cernuschi），兩件作品基本一致，僅在紋飾細微處有些微差異。泉屋博古館藏〈虎食人卣〉曾收入於容庚《海外吉金圖錄》、《商周彝器通考》等書，容氏認為當日羅振玉所言盛氏所藏卣即為此件作品，並認為出土於湖南地區。關於此件作品的確切出土過程及流往海外的經過則不甚清楚，僅知由住友春翠於1903年購入。

〈虎食人卣〉作一虎蹲踞貌，虎眼圓瞪、大耳圓鼻，虎口怒張，口下竟是一人。此人看似緊抱著猛虎，雙手環抱、雙腳踩在虎後足上。人臉傾向左側，與虎口近逼的緊張情緒相反，人物毫無驚恐樣。人物上裝飾有鳥紋、蛇紋及菱形紋飾等，而虎身則有獸面紋、夔龍紋、龍鳳紋等，紋飾極為複雜。獸食人的題材在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的玉器、青銅器上經常見之，而〈虎食人卣〉可能代表了神虎吞食惡鬼，亦有學者認為是透過吞食行為達到人與神虎合一的境界。

國立故宮博物院因藏有大批稀世古物，海內外遊客紛至沓來，而複製品的〈毛公鼎〉一時就成了遊客合照紀念的代表物。〈毛公鼎〉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之一，但它沒有大過或者重過〈司母戊方頂〉，也沒有花稍的裝飾，可看處正在它的腹內。〈毛公鼎〉造器穩重樸素，器腹內壁32行約500字的銘文卻是現存所知最長銘文。過去商代製青銅器器身銘文多為部族名，或為父母、先祖製器等，但到了周代開始出現有賞賜、冊命等內容，銘文長度因而增長。〈毛公鼎〉器腹銘文則是來自於毛公對於周宣王的諄諄教誨，字字用心，同時也是西周「宣王中興」的歷史見證。

出土於道光二十八年前後（1848）的〈毛公鼎〉也是經過一番波折才落腳台灣。出土後的〈毛公鼎〉輾轉於各商人、古董商間，包括陳介祺、端方等人，端方家後人將之抵押給銀行後，由葉恭綽帶往上海。抗日戰爭間，葉恭綽交代其姪葉公超保管此鼎，並說「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毛公鼎〉因葉家叔姪二人死命相護才躲過日軍侵占，但最後仍因故抵押給銀行，由富商陳詠仁贖出，並於1946年獻給國民政府，入藏時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後運至台灣。（圖為器身〔出自《中國美術全集》，錦繡出版社〕）

傳聞商紂王帝辛喜好歌舞、酒池肉林、暴虐無道，周武王起兵伐紂，牧野之戰商紂王兵敗，鹿台自焚，這一把大火也終結商代600多年的國祚。周氏宗族出身陝西地區，後定都鎬京（今陝西西安市西南）。多年來陝西周原地區出土了為數眾多的西周青銅窖藏，周原本為周人龍興之地、宗廟所在，此地出土的青銅器多為祭祀禮器，屬家國重器，為周代青銅代表。莊白一號窖藏發掘於1976年，出土地正是周原遺址中心所在，出土103件青銅器，按銘文可知最少包含微史家族四代族人作器，包括有名的〈牆盤〉等。

〈折觥〉也是莊白一號窖藏出土重器之一，由名「折」之人為紀念王之恩賜、同時為祭祀父親而製作此器，器因而得名。〈折觥〉器形特殊，器分器蓋與器身，蓋為昂首挺立的獸首，獸首承一對大角、大眼粗眉，蓋上鑄有扉稜；器身前有長流、後有獸形手，四角及中央處皆也設透雕扉稜，除饕餮、夔龍、獸面紋，器身上還裝飾有大象、蟬、蛇、龜等，集各類青銅紋飾於一身，繁複精緻卻又不失莊重之感。陝西周原地區分布許多類似的西周貴族窖藏，學者推測應是西周晚期政治動盪之際，貴族隨周天子逃離前將重器埋藏於地底保存，並期終有一日可重返故土，祭祀祖先。

周代遵行宗法制度，國家以周天子為中心，繼承分大、小宗，大宗由嫡長子繼承，小宗各分封地，以此控制政治體制。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宗法制度崩壞，雖表面仍尊周天子為王，實則群雄爭霸、梟雄四起。鄭國於西周晚期由周天子冊封，開國君主為周宣王之弟鄭桓公。隨周平王東遷後，鄭國也將首都遷至今日河南溱水和洧水一帶，為與舊都區別而稱新鄭。日後韓國滅鄭，也將首都遷至新鄭，因而新鄭故城延續200餘年，直至韓被秦所滅。1923年菜園底下沉眠千年的新鄭鄭公大墓重見天日起，考古隊於此附近陸續發現宮殿、宗廟、城牆等遺跡，鄭韓歷史日漸分明。

李家樓鄭公大墓前後經考古挖掘、收購徵集到100多件青銅器，其中一件〈蓮鶴方壺〉堪稱春秋青銅器的佼佼者。〈蓮鶴方壺〉口方弧身、垂腹，附蓋，蓋頂鑄有一直張翅欲飛的仙鶴，四周繞數瓣蓮瓣；器身兩側鑄有龍形耳，器身中央設突稜、器腹四角又飾龍形獸，底部承獸形足；整器滿飾交龍紋，甚是複雜奇特。此件作品多處附件都是分鑄再先，再與器身合鑄，展現出焊接等青銅製造技術在春秋戰國時期發展之盛。〈蓮鶴方壺〉出土時為一對，目前一件藏於北京故宮、另一件則藏於河南博物院。

縣城內的2萬居民全圍在郊區一座小山坡的周圍，這可不是單純的趕市集活動，眼下見證的可是中國考古史歷史性的一刻，淤水抽去，浮現於世人眼前的是闊別人世2400年的戰國古墓，也是日後人稱的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因長年積水，隔絕了盜墓者的貪念，保留下近6239件青銅器、535件玉石、玻璃器等，為戰國歷史、樂器史、古文字學帶來不少的研究新材料。曾侯乙墓出土有含銘文「曾侯乙」作品208件，其中一件帶銘文「曾侯乙之寢戈」的青銅戈及楚惠王所賜鎛鐘可知，此墓墓主人為戰國早期曾國國君乙，墓葬上限為楚惠王熊章五十六年（公元前443年）。

一時震撼學界的曾侯乙墓，知名的出土品除一套掛於三層鐘架共65件的編鐘，便是那件盡現戰國青銅器精華的〈尊盤〉。尊與盤各自獨立，出土時尊放於盤內，視為一組使用。尊與盤口沿皆有精細超常的透雕變形龍蛇紋飾，以尊為例為高低、內外各兩層裝飾，每圈算有16個單位，一單位又有四對變形龍蛇裝飾，足見裝飾之繁密，為青銅器失蠟法製作的經典。失蠟法即先以蠟做模，以細泥漿澆模硬化形成外範，再以高溫銅液注入內模，蠟模熔化脫出，即完成作品。此外尊與盤的器身上皆另鎔鑄有龍、螭、豹等各類爬獸及其餘附件，集分鑄、失蠟、焊接等技法於一體，展現當時青銅技術發展臻至鼎盛。

李學勤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4．青銅器（上）》，台北：錦繡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精彩一百國寶總動員》，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蔡玫芬主編《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蔡玫芬、朱乃誠、陳光祖主編《武丁與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曾侯乙墓》，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1992。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珍賞》，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1995。

三星堆博物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三星堆與金沙：古蜀文明史上的兩次高峰》，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泉屋博古館《泉屋博古．中古銅器編》，京都：泉屋博古館，2002。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銅器》，長沙：岳麓書社，2007。

李琴〈商周時期的鳥獸形銅尊―從婦好鴞尊談起〉，《故宮文物月刊》358期（2013：1），頁11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