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中的世界史：「Sonsbeek 2026」遊記

邊境小城的歷史課

搭乘ICE高速列車從荷蘭前往德國時，離開荷蘭前的最後一站通常是安恆（Arnhem）。這座位於荷德邊境的中型城市，對多數旅人來說，僅是旅途中又一處可見的地名。然而，安恆卻因長期主辦「Sonsbeek藝術計劃」（Sonsbeek Art Projects, Sonsbeek Kunstprojecten），而在歐陸的戰後展覽史中占有獨特的位置。

歐陸戰後成立的知名當代藝術大展之一，是1955年始於德國卡賽爾（Kassel）的文件展（documenta）。每五年舉辦一次的卡賽爾文件展，其在國際藝壇的地位，在此應不需再贅述。除此之外，自1977年起於德國每十年舉辦一次的明斯特雕塑展（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也成為戶外雕塑／公共藝術類型展覽的重頭戲。然而，冷戰結束後知名度始終不高的「Sonsbeek藝術計劃」，其實早於前述兩項大展，自1949年起便不定期於荷蘭城市安恆舉辦。

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英美法為首的西方盟軍逐步反攻、收復遭納粹德國占領的歐洲領土。在此過程中，安恆不僅遭受重創，甚至因德國占領軍的強制疏散命令，一度成為無人居住的「鬼城」。戰後，安恆市府參考英國倫敦的戶外雕塑展，自1949年起，以該城重要的郊區公園Sonsbeek公園作為主要展場，展出國際當代公共藝術。對安恆來說，「Sonsbeek藝術計劃」象徵著該市的戰後復興，同時也反映出市府透過支持公共藝術，期望民眾藉此接觸戰後前衛／民主文化的理念。

「Sonsbeek藝術計劃」並不如前述兩項大展，有著大致固定的展出頻率。「Sonsbeek藝術計劃」近五屆的展出年份分別為2001年、2008年、2016年、2021年及2026年。雖近年來大致維持五年一屆的頻率，但「Sonsbeek藝術計劃」仍不希望訂定明確的展出年份。這項遊戲規則雖然賦予籌備方更多的彈性，卻也造成在行銷上較難使得國際觀眾錨定該展覽的時程。

我不需要一座私人花園

本屆「Sonsbeek 2026」由埃及裔法國策展人阿米拉・加德（Amira Gad）與香港策展人李綺敏（Christina Li）共同策劃，展覽名稱罕見不採用英譯，而是直接以荷文「Ik hoef geen tuin, ik deel een park」命名，意思為「我不需要一座私人花園，我共享了一座公園」。展名以荷文為主體，似乎重新宣誓了一遍該展覽的觀眾仍是安恆居民而非國際藝評。另一方面，該標題亦適切地回應了「Sonsbeek藝術計劃」的空間規劃。

自成立以來，「Sonsbeek藝術計劃」最重要的展覽空間便是位於火車站北側的Sonsbeek公園。該公園在二戰之前便已成為市民平日遊憩的重要郊區公園，公園內除規畫了各種造景、人造湖及苗圃外，亦有餐廳及咖啡廳等設施。實測在Sonsbeek公園看展，一路上會遇到許多各種族裔的家庭、運動大叔、遛狗的年輕人等：他們不是藝術圈的觀眾，而是每天都需要來公園度過一段時間的居民。

1970年代起，「Sonsbeek藝術計劃」便不僅侷限於Sonsbeek公園內展出，該展開始將不少藝術品安插於城市內各處。「Sonsbeek 2026」亦與安恆美術館（Museum Arnhem）及位於市區的藝術空間及公共空間合作，導引國際觀眾藉此機會認識該城。實測後發現，只要早上願意早點開始看展，其實一天的時間是絕對足夠參觀完所有展出作品。另外不客氣地說，「Sonsbeek 2026」在展場導引的介面上，亦遠勝同一時間於鄰近的德國魯爾區（Ruhrgebiet）舉辦的歐洲宣言展（Manifesta）。

進入一座公園

從車站步行至Sonsbeek公園，立刻就會看到公園的運河上佇立著黎巴嫩藝術家穆妮拉・索勒（Mounira Al Solh）的作品《落跑歐羅巴》（And Europa fled）。該作品借用古希臘神話的典故來重新探討歐洲這片土地的當代意義：歐洲的辭源來自女神歐羅巴（Europa），只是這次女神選擇落跑，而非任憑宙斯將其綁架並強暴。該充滿拙趣的雕塑，提醒了觀者歐羅巴也曾為弱者，甚至其形象更近似於今日的難民。

美國藝術家「狗狗」（Puppies Puppies，本名Jade Guanaro Kuriki-Olivo）在公園中佇立了一尊看似傳統的青銅雕像，近看才發現原來是一位由男跨女的跨性別女性。這座作品名稱過長的雕像翻轉了傳統西方公園中到處豎立的裸女雕像，並以最直白的形式借用傳統語彙卻反轉了傳統價值。迦納裔英國藝術家拉里・阿奇安龐（Larry Achiampong）則是用非洲旗幟包裹公園及市區中的偉人紀念雕像，然而其在Sonsbeek公園展出的作品卻在某天夜晚遭不明人士破壞。藝術家決定維持原樣以便讓觀眾理解社會的真實情境，而該破壞事件也讓我想起荷蘭極右翼支持者數量正在該國較內陸的中小型城市快速成長。

離開認同政治的深水區後，Sonsbeek公園其實仍有不少座我相信極右翼大叔們也不會反對的作品。荷蘭藝術家凡雅・鮑茨（Fanja Bouts）在公園內四處豎起的彩色玻璃作品非常吸睛，與公園的景觀共同導引出視覺上的對話關係。但為了進一步保護其作品，每天開展及閉展時，工作人員都需使用巨大的木箱將彩色玻璃封存起來，以避免遭受民眾破壞。巴西藝術家若塔・蒙巴薩（Jota Mombaça）的作品《長語言（螺旋）》（he long language (Spiral)）則是在公園中的苗圃，透過土丘及懸掛的有機材料，創造出宜人且神祕的空間氣氛。

荷蘭建築家阿法伊娜・德・容（Afaina de Jong）則在丘陵上建造一座巨大的極簡雕塑空間《未言的未來》（Future Untold）：該作品乍看非常復古，讓人聯想起上世紀的國際抽象風格。然而近觀卻發現《未言的未來》事實上是希望邀請觀眾坐進該空間內休憩，並透過其巨大的圓形來重新觀看公園的景觀。更有趣的是，作品內還會不停播放各種音樂，就像是一座免費的Spotify景觀休息區。

走入城市內

「Sonsbeek 2026」與市區幾處獨立空間合作，觀眾亦可趁此機會步行參觀該城。也許是因為策展人包括了李綺敏，更可能是因為荷蘭當代藝術的傳統；相對於硬是要在無趣的西方當代藝術場景中證明些什麼的歐洲宣言展，「Sonsbeek 2026」顯得更貼近全球藝術的觀點。在獨立空間「Omstand」我們可以看到印尼藝術家伊佩・努爾（Ipeh Nur）的作品，而獨立空間「郵局」（Post），則有泰國藝術家柯拉克里・阿拉南猜（Korakrit Arunanondchai）及「法醫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的創作。

阿拉南猜裝設於Sonsbeek公園內的雕塑比較讓人不明所以然；然而其於「郵局」展出的錄像雕塑，卻有著流暢的敘事：將失智的長輩、記憶、佛教及科技等內容，全部混合在一起，並藉此探討自身過去創作的經驗。對筆者個人而言，彷彿是從一連串沉悶的歐洲藝術中嗅聞到了精緻烹飪之後的魚露味一般，突然從昏昏欲睡的古老大地中醒來。

「Sonsbeek 2026」的重頭戲，應當是設置於市中心，由比利時藝術家安－米・范・克霍芬（Anne-Mie Van Kerckhoven）所設置的《神秘六芒星》（Mystiek Hexagram）。該作品由大量花卉設置而成，站在刻意搭設的高台上可向下觀看到由花海所構成的螺旋圖紋。不少市民朋友可能不見得對「Sonsbeek藝術計劃」有興趣，但大家似乎都無法抗拒爬上高台看一眼的好奇心。在展覽結束後，構成《神秘六芒星》的盆栽們將分送給市民朋友，以某種方式使該段記憶留存於世。

步入一座美術館

安恆美術館的非售票區，則是展出已逝土耳其藝術家艾斯瑪・伊伊托盧（Esma Yiğitoğlu）的作品。其雕塑創作以某種神祕主義的形式，將紙漿、陶土及稻草等有機材料製作成一座又一座彷彿來自遙遠古代的神話雕塑。除了艾斯瑪・伊伊托盧外，另一位已逝藝術家河原溫（On Kawara），其曾於1990年代在「Sonsbeek藝術計劃」合作的兒童繪畫計畫，仍持續於今日展示。本屆以相關的文獻，在市中心的Rozet藝術中心大廳中展出。

安恆美術館亦趁著此次大展，推出不少精彩展覽。其中包括來自印尼西巴布亞（West Papua）地區的當代藝術創作：西巴布亞在脫離荷蘭殖民統治前，荷蘭曾推動其自治運動，但卻在1963年被印尼所實際控制至今。該展同時展出目前於西巴布亞活動的藝術家及流亡荷蘭的巴布亞裔藝術家，呈現出不同的政治觀點。另一檔討論裸體的展覽，並沒有循著普遍的西洋藝術史套路策畫。展覽內容從潘玉良的畫作到哈薩克當代藝術家阿瑪古兒．門利巴耶娃（Almagul Menlibayeva），呈現出完整的全球藝術史觀，遠比先前由泰德美術館籌畫的全球巡迴展還要精采。

從「Sonsbeek 2026」到安恆美術館的觀展經驗，突然給我一種「很台」的感受。那種觀看經驗是一種包裹在小敘述裡的大敘述：不論是「Sonsbeek 2026」還是安恆這座城市，都不是一個耀眼的國際品牌。在相對尺度及預算有限的情境之下，卻仍可看到策展人及藝術家們企圖透過相關的展覽鋪陳來編寫面向全球的藝術敘述。「Sonsbeek 2026」確實不是藝術圈如禁臠般的私人園林，該展不僅是地方阿伯散步運動的好所在，更是某種世界史的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