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香港時代，亞洲藝術市場揭開新競合序幕

蘇富比和佳士得於2000年、2001年相繼離開臺灣，駐紮香港後，得力於香港特殊的政經地位、成熟的國際金融體系與自由經濟的市場環境，沒幾年就讓香港成為和紐約、倫敦並列的全球三大藝術品拍賣中心。並進一步磁吸國際一線畫廊與巴塞爾藝博會（Art Basel）陸續進駐，鞏固香港作為亞洲藝術品交易中心的堅實地位。而這一切隨著中國外交部於2017年6月30日宣稱《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註1）為「歷史文件，沒有約束力」之後開始逐漸瓦解。至2020年5月28日，中國第13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香港版國安法」的立法決議；29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也立即宣布將取消香港單獨關稅與旅行區等的優惠待遇後，20年的繁華注定成「明日黃花」。

後香港時代已經到來，去中心化的亞洲藝術市場將揭開新一輪的競合序幕。

去（2019）年3月15日開始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逐步延燒，發展成全球關注的「反送中運動」。修法起源雖然看似和2018年2月，香港男子陳同佳在臺灣殺害女友的命案有關。實則是鑑於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事件，觸動中國政府的敏感神經，為求反制，希望在香港掌握類似的法律籌碼，將「觸犯中國法律」而身處香港的中國人及外國人移送至中國大陸受審，而這將讓「一國兩制」形同虛設。

隨著「反送中運動」越演越烈，已經慢慢開始影響香港的藝術市場。首當其衝的是10月登場的典亞藝博（2019 Fine Art Asia）及亞洲當代藝術（Asia Contemporary Art Show）秋季展兩個藝博會，幾乎沒人，慘澹的窘境促使亞洲當代藝術博覽會的主辦方隨即宣布停辦2020年的春季展會。接著來自歐美多家畫廊聯名致信給巴塞爾藝博會香港展會（Art Basel Hong Kong，簡稱香港巴塞爾）的主辦單位，表示他們的藝術家和藏家同情香港反送中青年的訴求，將不會出席藝博會，希望2020年3月的展會取消。就在巴塞爾藝博會高層還在觀望時刻，武漢肺炎（COVID-19）爆發，中國採取激烈的「封城」行動，迫使主辦方正式決定取消3月的藝博會。

武漢肺炎的影響是全球性的，歐美疫情甚至比亞洲還嚴重，尤其當荷蘭的馬斯垂克歐洲藝術博覽會（TEFAF Maastricht，The European Fine Art Fair），出現數十名參展商是確診案例之後，多名國際重量級畫廊負責人表示，2022年之前的國際藝術博覽會恐怕都無法舉辦，即使如期舉行也無意參展。

由於各國邊境防疫管控的關係，阻斷人流對跨國藝術貿易的影響是巨大的，依賴近八成境外買家的香港，可以說是重傷。不過疫情總是會過去，經濟動能也逐漸恢復，市場體質優越的香港，牙一咬也就過了。只是誰都沒有想到，中國會在此時推出「香港版國安法」。

「香港版國安法」基本上就是中國對香港的治理將採取「新疆化」管理的法律基礎，「一國兩制」這個香港得以維持獨立關稅區（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地位的政治架構（註2），已經不具實質意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Pompeo）向國會證明，香港在中國統治下，已經不具備高度自治狀態，不再繼續適用於美國在1997年7月之前的法律待遇。雖然香港特區政府對外宣稱「獨立關稅區」是中國政府給予的特權，美國取消對香港的關稅優惠，只有對美貿易受到影響。然而真是如此嗎？從反送中到國安法，實際上已經侵蝕全球對香港國際金融體系與自由市場經濟的信心，敏感又脆弱的藝術貿易，將會是第一波反應的產業。

自治權的限縮、武漢肺炎疫情，以及美中貿易戰等夾擊之下，香港之於國際藝術貿易的優勢只剩下「極低的稅率」這一項，而這一項優勢只對拍賣市場能起到支撐的作用，畢竟「物流」、「金流」、「稅率」暫維持不變之下，拍賣動能受到的影響就較低。

不過，對於還需要仰賴「人流」的畫廊和藝術博覽會，情況就不一樣了，首當其衝的應該是香港巴塞爾。武漢肺炎疫情造成國際旅遊不便的狀況短期間之內尚難恢復，加上其母公司MCH的財務虧損不見好轉，現在又有「港版國安法」與美國的制裁等等，如果說「香港巴塞爾」從此成為歷史名詞，也不會令人感到意外。

當然，受影響的絕不是只有香港巴塞爾，其他國際各大藝術博覽會也都無法倖免，只是影響其他藝博會的主要因素是武漢肺炎對全球化的調整，日後仍有機會慢慢恢復。

國際畫廊群聚香港，看中的是香港匯聚來自亞洲各地高資產人士與跨國企業設立營運總部的利基，以及低稅賦適合作為亞洲營運的基地。香港朝向一國一制與美國取消其特殊待遇之後，將引發上述這些人士與企業向外流動，香港國際畫廊勢必也會跟著流失，但會流向哪裡？

亞洲藝術市場仍在快速增長中，歐美國際一線畫廊基本上不會放棄亞洲的據點，如果最後選擇離開香港，將會因經營者的認知、市場定位、經營策略之差異，向周邊城市輻射分散。像香港這樣國際畫廊群聚的現象，短期內在亞洲地區應該難以複製。

香港作為亞洲藝術市場的交易中心，是中國、日本、韓國、臺灣、以及東南亞各國藝術品出口的重要平臺。如今這一個平臺出現危機，雖然有些城市可能會因此受惠，但對亞洲各國的藝術市場都是一個衝擊，尤其香港是臺灣藝術品出口最大的交易平臺，香港藝術市場萎縮，對原本就是亞洲藝術市場最大入超國的臺灣來說打擊不可謂不大，日後要開拓臺灣藝術家的海外市場只會更加艱難。

當然，後香港時代，亞洲藝術市場去中心化之後將重新洗牌，臺灣也可能會是受益者之一，至少也有發球權，這是去年大家熱絡討論臺灣能否重回交易中心的立論基礎。就大環境來說，這不是一個「假議題」，但政策工具操在政府手上，最後會不會淪為「假議題」，端看主管機關「文化部」的態度而定。只是，就去年參加幾次相關議題討論的會議結果來看，坦白說，我個人沒有太樂觀，看壞的原因如下：

國際畫廊落腳在香港，可以很方便服務亞洲各國的收藏家，作品進進出出參加各地的藝博會也很方便。為什麼？因為香港免「營業稅」，也無「關稅」，適合畫廊當作「基地」經營亞洲藝術市場。

臺灣雖然也有免「營業稅」的減免辦法，但只限在國內交易時適用，作品若來自國外，在海關進口時仍須繳納5%營業稅，無論臺灣或外國畫廊都無法免徵，雖說復運出口可以退稅，對畫廊來說仍然非常麻煩，也會墊高資本門檻，也就更遑論以臺灣為「基地」，經營亞洲市場。除非該畫廊的經營重點是臺灣的國內藏家，否則就尋求亞洲營運基地的國際畫廊來說，臺灣不會是他們落腳地的首選。

原本籌備去年成立的新加坡ART SG，已經確定會再度延後一年至2021年底，雖然國內畫廊界大都不看好這個藝博會，但據悉也是合夥人的臺北當代藝術博覽會總監任天晉（Magnus Renfrew）認為ART SG有發展成200個展位以上的藝博會潛力，相較「臺北當代藝博會」至多約120個展位上下來說，仍然有可為。而其中的差距是國際藝術界基本上將臺北視為一個Local的城市，限縮了發展的空間。

不過，我倒認為香港巴塞爾之後的亞洲藝博會市場，很可能出現「臺北當代」與「上海西岸」雙雄爭霸的局面，這對提升「臺北」的國際能見度當然有幫助。只是，上海政府積極應用自貿區的優惠解決相關稅賦的問題，我們的臺北市政府漠不關心，而文化部還在為是否引發為富人降稅的疑慮躊躇不前。

香港的拍賣市場，短期內受到的影響較小，因為香港有幾乎全球最低稅賦方面的優勢，但若香港的貿易地位不保，也會逐漸衝擊交易的效率。屆時，佔香港拍賣市場份額約三成近四成的臺灣拍品與資金，會轉回臺灣？還是移轉至亞洲其他城市，比如新加坡、上海和北京？

如果臺灣個人出售藝術品所得稅制不改，我認為拍品與資金轉回國內的機率不大，而這份額有多大呢？約是臺灣目前拍賣總額的30倍以上。簡言之，推動相關稅制修訂的目的，並不是為富人減稅，相反的是希望至少目前外流的拍品與資金能就近挹注台灣的藝術市場之外，更重要的一層意義是讓這些拍品的交易所得稅由我方財稅部門課徵，更白話來說就是把所謂富人應繳納的「稅」留在台灣。

我們希望打造具甚麼樣特色的臺灣藝術市場？可能比討論能否取代香港成為亞洲藝術中心更為重要。

高端的藝術市場是這個產業資金的重要活水來源，具有金融商品的特性，其相關資產和財富的管理也和金融法規有關，這方面的商業條件我們差香港很遠，過去在國內我們也很少去探討。香港事件是我們重新檢視自己不足、缺失與機會的契機，過去文化部在藝術產業上幾乎沒有作為（委託研究只能算是紙上談兵），這個產業失落20年，文化部難辭其咎。

香港問題讓我們聚集更多人關注臺灣的藝術產業，這是過去20年來不曾見過的局面，值得產官學投入更多心力、人力與資源，一起擘劃藝術產業的未來藍圖。

註1 《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的正式名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就香港問題共同發表的一份聲明》，1984年12月19日由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在北京簽訂，當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英國外交大臣賀維（Richard Howe）也在場見證。兩國在1985年5月27日互相交換批准書，並向聯合國秘書處登記，《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

註2 獨立關稅區（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最初的出現，其實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即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制定時，希望為未獲得獨立的殖民地政府而設置，令它們除了政治以外，在經濟上有自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