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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異象:《天元玉曆祥異賦》的古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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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異象:《天元玉曆祥異賦》的古今啟示

今日得見新編本的公開刊布,既要緬懷朱家太祖、仁宗習登觀星臺,也需感佩欽天監的夜夜堅守,雖然陰陽官厠居最低一級甚或未入流,但正因有這些無名氏世守其業,才能將古來的天文知識流傳下來。

仁廟(明仁宗)一日語楊士奇等云:「見夜來星象否?」士奇等對:「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上曰:「此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元)玉曆祥異賦》賜群臣。─王鏊《震澤長語》

皇帝一問「夜來星象」,臣屬竟紛紛噤口「不知」或「不敢習」?如此祕不可言的知識,我們今日是否仍有機會得以一睹其祕!本文介紹的這一部《天元玉曆祥異賦》,正是古代皇家的星占祕笈,在今日卻兼具科技史的價值,原本僅限於宮禁御覽,但後來得以流傳出宮,則是出於明仁宗這一念之「仁」。這部星占術的大部頭類書,可說是歷代占星資料的集大成,在正史中分散於天文、五行志,原本都是條列式的內容,乃仿元代司玄大夫岳熙載《天文精義賦》、《天文祥異賦》,被改寫成七篇的天文賦,目的就是方便背誦容易記憶。這七個門類的分部和名稱:第一天地部「天地雨霜玄黃賦」、第二日部「太陽炎光賦」、第三月部「太陰玄精賦」、第四為五星部「五星躔經賦」、第五即是五星瑞妖部「五星瑞妖賦」、第六為雲象部「諸氣賦」,最後第七部則是風角類「諸風颷颺賦」。(註1)

這部祕笈分散珍藏於世界的各大圖書館,總數約40餘部,根據不同版本可以分作三類:賦體本(無圖無注本)、綱目體本(無圖有注本)以及彩繪本(有圖有注本)。其中的「彩繪本」數量不多,卻是圖文並存而最精彩。國家圖書館(簡稱「國圖」)藏有朱絲欄本與藍格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一部,另外上海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各有一部。這種彩繪本傳世稀少的原因,就是圖像均由人工所彩繪,數量又龐大,在現代天文照相術出現前,這種耗時費工的作業不可能太多,卻是接近真實的唯一方式。這部《天元玉曆祥異賦》採取上圖下文的形制,乃仿效宋仁宗朝的《寶元天人祥異書》,二者均屬宮禁內御覽的占星書,但目前海內外所見的並非明宮原本,而是不同時期的傳錄本,因而呈現編目失序的問題,可能為了避免觸犯宮禁或禁書,因而故意混亂原編的次序;原先的賦名也悉數被刪而改標為「朱文公曰」,致使學者推測是出於朱子學派之手。幸運的是賦體本仍遺存於「內府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個版本;而無圖有注的「綱目體本」,所有綱目也保存了賦體的文序,明人詹斌改編的《天元玉曆璇璣經諸占正集》,國圖也有一個藏本。去年(2020)大塊文化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出版《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下稱「新編本」);這個新編本正是採用國圖所藏的「明朱絲欄精鈔彩繪本」作為底本,再參考內府本與綱目體本重加校正,希冀復原這部天象祕笈的原貌。

《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赤氣竟天占」。(大塊文化提供)

宮禁中的天象祕笈

在耶穌會傳教士將西方天文知識引進中土之前,明仁宗頒賜大臣的《天元玉曆祥異賦》,可說是數千年來天文知識的集大成。而珍藏於明宮的彩繪本目前下落不明,僅有一條難得的資料記載其事,葉德輝曾引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謝峻生云:武英殿之後敬思殿,窗臺上得書十二本,蓋兵書也。無名目,書中畫圖,按圖解說。圖皆著色,畫有斷尸橫陳、將軍缺首等像,見之怖,解俱稱朱子曰。恐係祕本,因進御覽,奉旨仍謹藏于殿中。」可以確知當時彩繪本珍藏於敬思殿,謝氏既可進殿看見,也就會有他人得見,並設法將圖像傳錄於外。這種傳錄本到底如何流傳?清初乾隆敕編《四庫全書》在民間廣搜藏書時曾經見過,在清沈初等撰《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載《天元玉曆祥異賦》十冊,描述該書「考驗災祥各繪圖象,下方附朱子及各史志論說,有明洪熙御製序」,亦與謝峻生所見的內容相符。

對於這部宮禁內御覽的占星祕笈,今人到底應該如何定位?緣於立場不同則角度各異;觀測天象既是科學技術,卻也關聯人事,故學術屬性被歸屬政治/社會天文學。該書的性質原屬占星術,卻由科技史學者先發現其天文學價值,然又視其中的「占卜迷信」成分為「糟粕」,但那正是祕笈得以長期存在的原動力!歷史學者從政治/社會天文學觀察天象之變,認為可據此觀察帝制中國,而明初從嚴禁到解禁的過程,顯示面對天文異象的態度逐漸在改變中;相較之下,人文學者所注重的則是文化思維,根據「常與非常」的結構性觀念,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之變,認為非常之異所反映的即民族心態。是故,今人在「科技」與「迷信」交織中亟需撥開迷霧,從而認識歷史的真實面目。敬思殿珍藏的彩繪本既被傳錄於外,而頒賜臣屬的內府本乃至綱目體本,雖說無圖卻是賦文原貌,這些版本背後所隱藏的故事,既標誌天文學史的一次大變革,使皇家的宮禁之物得以向世人開啟其祕。

《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含王字占」。(大塊文化提供)

緣於一念之仁而決定將星象祕笈頒賜臣屬,這位明仁宗朱高熾正是明太祖長孫、成祖長子,也傳承了父祖兩代的觀星興趣,不同的就在採取了開放的心態。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即位,選在登基吉日將這部天文圖籍頒示侍臣。《仁宗實錄》卷六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條載:「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太祖,每徵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印刊,上親製序。」即是取名「天元」顯然援用了《史記.曆書第四》的說法:「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故推測應編成於明太祖創業改元後,才符合受天命而「推本天元」的本意。

明仁宗將占星書頒示侍臣,乃仿宋仁宗的故事。宋仁宗篤信天人感應說,對天文學也特別感到興趣,詔敕天文官編纂星占書,就有《寶元天人祥異書》(下稱「《寶元》本」)及《乾象新書》等。《寶元》本國圖也珍藏有明臥雲山房精鈔彩繪本,採用上圖下文的彩繪圖制,雖不分卷,但標記門類且占目明確,故對明初《天元玉曆祥異賦》的編輯體例多有啟發,也持續古來占星圖籍的皇家傳統。

《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天雨黃塵占」。(大塊文化提供)

從嚴禁到解禁的衍變

在帝王與侍臣的對話中,回答「不知」一事其實始於明太祖。《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七年(1394):「初,召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正古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在奎、壁二星間出現黑氣,當時認為是關連文運,朱元璋視星象之變為帝王的鑑戒,乃開國君王的存心所在,故命令儒臣將「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編為《存心錄》供朝夕觀覽;並付諸行動,就像洪武三年(1370):「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其占多端!朕觀《存心錄》,以為祭天不順所致。」即命禮部注意祭天的儀節,且下詔諫臣上書批評其施政得失。目前北京圖書館仍殘存《存心錄》末二卷,所輯錄的正是天地之變。明仁宗既是少侍太祖,也繼承了父祖觀星的嗜好,在宮內既造天文臺,並親自登臺觀天象,《仁宗實錄》記載他「預言休咎多奇中,遇災變必警飭」,這就是頒賜占星書的歷史因緣。

然而天文異象被視為宮禁之祕,並非始於明太祖,而是歷來皇帝一貫如此。從元到明學習天文學之事正處於衍變中,嚴厲如故的就像元世祖,《元史.世祖紀》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但另一方面後來也逐漸趨向開放,在地方官學中特設「陰陽學」,使民間術士得以學習日用所需的曆法,但仍未包含天文學。這種情況直到洪武初依舊如此,《大明會典》載洪武六年(1373)詔欽天監:「人員永不許遷動,子孫只習學天文曆算,不許習他業;其不習學者,南海充軍。」就是將欽天監人才全部列管,如有不足才從陰陽生中選拔,再送欽天監習業四科:天文、漏刻、大統曆、回回曆。

《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天雨冰雹占」。(大塊文化提供)

明初限制私學天文的情形可舉劉基為證,他貴為開國元勳,天文學也是本行,曾擔任太史院史,但對禁祕之術仍不敢違逆。《明史》記載他被構陷的冤案,由於胡惟庸挾怨唆使胥吏攻訐劉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生前如此,至將死之際仍心有忌憚,乃將所藏的天文書授予其子,囑咐服喪期滿即將書進呈朝廷,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當時人不敢私習天文、私藏天文書,就是顧慮以免殃及後代,這種戒慎恐懼的態度由此可見。

等到晚明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發現皇家特別重視天文學,基於傳教之便就積極引進西方天文學,由於儀具觀測的準確度較高,崇禎時期既有新編的曆法書籍。到清初順治、康熙朝也都信任耶穌會教士,並重用湯若望領導欽天監,學習天文學的風氣才有較大的變化,但仍有一段過渡期,需與傳統天文學相調適。黃一農的研究發現這場論爭曾歷經波折,天文科技引介的雖則精良,但天文傳統既久、保守力量也仍在,故新曆法登場後即預示會有一場新舊曆法之爭。

《天元玉曆祥異賦》這部圖籍在清代仍受朝廷禁制,在乾隆敕修《四庫全書》時所持的理由,就認為這類圖籍將「致民眾信從占驗,遂有災祥邪說往往傳播流言」,故未著錄該部圖籍;後來甚至以「此等天文占驗妄言禍福之書,最易淆惑人心,自未便存留在外」為由,將其列入禁毀書目,下令詳悉搜繳解京,連板片都要一併解送銷毀,導致星占類書僅能私下傳錄,而未能大量的刊行。當時史官既不令民眾信從,耶穌會士又加以批評,理由雖則不同,禁制則一,導致這部星占類書沉淪多時,只能私下流傳於士大夫圈並未廣傳。

《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暴兵氣占」。(大塊文化提供)

圖與文的配合旨趣

這部星占書在明清兩代流傳各種版本,目前存世約有40餘部,日本學者佐佐木聰將其分為三類:有圖有注本、無圖無注本及無圖有注本。對照諸本後再釐清三種版本,即可理解所使用的體例,進而推測其成立的先後關係。

從編成後的標名言,「賦體本」應是最先編成的,乃綜合諸家天文志才能撰寫成賦,故可稱為「賦體本」,也可視為「白文本」。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內府本,就維持賦體本的型態,僅刊刻白文而未繪圖:單面全版刊刻賦文,無上下欄,就是所謂的「無圖無注本」。由於賦體本身不易更動,故可作為新編本的主要依據。

其次有人將賦文改為綱目,可以稱為「綱目體本」,每條綱目下羅列諸家作註,國圖所藏的《天元玉曆璇璣經諸占正集》屬之,就是所謂「無圖有注本」。

但圖文兼具的「彩繪本」就是「有圖有注本」,敬思殿所藏的彩繪原本,目前的下落不明,就有賴傳錄本才能流傳後世,數量雖則不多,編次也混亂,卻保存所繪天象的原貌。國圖珍藏的兩個版本中,一是「明朱絲欄精鈔彩繪本」,上鈐「澤存書庫」硃印,乃購自汪氏藏書,繪圖精美,故可作為新編本的底本;另一種「藍格舊鈔彩繪本」,精鈔、舊鈔共四部,在後半「望氣」部(「將軍圖」)以下只見白描,還來不及著色。另外方便比對的在臺灣還有另一種,傅斯年圖書館藏明鈔本十卷,繪圖筆法乃仿金碧山水,頗為精美。其他相關版本:(1)大陸學者周君平所見的《祥異繪圖集注》(下稱「靜觀主人本」),認為是「國內外僅存的洪熙原本手抄本」,其實並非僅存也不是明初原抄本,而是桐城方儀贈金城楊時齋,後為靜觀主人所得的傳錄本。(2)國圖還藏有一種可以參考的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余文龍重編《天元玉曆祥異圖說》,「余本」之圖多屬白描,賦文與引注並非全錄,故較為簡單;但可貴的是既參考彩繪本,也參用《寶元》本。綜合各種版本後,即可知其差別凡三:一是有圖與否;二是否出現「朱文公曰」;三則是〈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序〉常因版本而任意更動其文句,但都屬於「有圖有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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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日暈十重占」。(大塊文化提供)

科技史的證驗

占星術既是「以圖識象」,這種觀測術起源甚早,可以上溯《周禮》的十煇,從氣象學可以論證十種天象。(註2)在新編本中以日暈為例,《宋志》的記事極為簡短,日暈再重象「歲豐」、三重象「兵起」,僅用二字。彩繪本則著重在圖,每種暈各繪一圖,「日暈兩重占」繪出再重,直到十重,總共九圖而篇幅大備。上欄繪圖,下欄史志,比較《宋志》的文字小異而旨意則同。再重占僅說「人君有德」,三重則增加數字,占為「穀傷,赤雲貫之,其下有失地」。「朱文公曰」則但取「野有兵戎」之驗,可知天文官在取捨之間仍有所選擇。

古今圖像相互印證,從圖繪諸暈的圖/象完備,就可從科學原理解釋成因,古人將日旁或月旁之象,細加區別為專氣或異氣,並一律通稱「氣象」,以象君王、后妃或臣下之德,因為被視為神祕之學/術。當今外太空的科學進展神速,從科學新知可以證實,日月光穿過懸浮於高空中的大量卷雲層,此一厚達六公里左右的雲層,既各有形狀如正六棱冰晶體,日月之光在其中反射、折射後形成不同的暈象。這種現象既異於平常,所以志書雖分天文與五行,其實都蘊含著非常之象。古占星學既混科技與政治於一,「非常」的天象異變一旦出現,帝王先由欽天監觀察而後天文官占驗,故解釋徵兆的吉凶端賴官員,尤需帝王視為自身行為的鑑戒。歷來對於圖、文諸象及其意涵,學者常因興趣各別而解釋有異,如「五星連珠」或「熒惑守心」之類,傳統天文家視為稀見的天象,史官則會考慮是否載諸史志,就涉及複雜的政治動機及目的。黃一農從現代天文學的實證立場,根據理性的求知心態予以解釋,認為這些異象從敘述到理解別有用意,當武則天奪取李唐皇位時,剛好出現了五星連珠之象,史官卻對這件瑞徵視若無睹!而從政治天文學、社會天文學分析象與驗,其實關涉天文與政治的複雜關係,故解釋這類史實均需審慎以對。

宋、明二代剛好各有一位「仁宗」皇帝,也都熱衷天文類書的編、覽,故為歷史留下了兩部天文祥異類書。朱元璋不愧為創業君王,在看似相信「迷信」的表象下,其實表明用意在於「存心」,將天地的非常之變,視為上天降示的鑑戒。這面歷史之鏡證明其存心施政,將有道與否作為自我的鑑戒,對於統治合法性看似依據神祕,實則天文類書亦可視為「帝王鑑戒錄」。另一方面則呈現歷史的弔詭,就是中華天文學能不斷的進步,在不同階段因外來宗教挾帶進來天文知識,這種衝擊經驗始於佛教,而後又有伊斯蘭教,近代則是耶穌會傳教士,所引進的天文知識都適時補益傳統的天文學。而王室既會保守舊曆法,也適時接受新曆法,方能調整為適用的天文知識,在歷史之河中既不斷地吸納、淘汰,而後積澱為適用的知識體系,故西方天文科技只是長河的片段而已。目前在華人世界古今俱存,既有現代的天文臺,也不廢年例發送曆書,迄今仍主導日常的行事。故占星術可以視為「文化百寶箱」的一環,在一出一納間這些珍藏日新,故彩繪本從嚴禁到解禁得以公開流傳後,現在則以新編本面世,天文占象不再只是祕笈,而是中華天象的集大成,乃宗教與科技、理性與神祕交織的結果。

在「五四百年」之後返觀科學與宗教,這些曾經紛爭的思潮何嘗各居一極!假借「朱文公」想要代表的是儒家,其實佛、道二教從未缺席,李淳風、瞿曇悉達其人其書就是明證,最後都被納入歷史長河中。今日得見新編本的公開刊布,既要緬懷朱家太祖、仁宗習登觀星臺,也需感佩欽天監的夜夜堅守,雖然陰陽官厠居最低一級甚或未入流,但正因有這些無名氏世守其業,才能將古來的天文知識流傳下來。其實占星學/術到底密或不密?關鍵都在如何觀看、存心?此中所遺存的是民族觀物的經驗與智慧,在常與變的相對思維中,遵循「常與非常」的文化結構。故從「常」觀天測地,既明宇宙運行的天行有序,而失序則是天行有「變」。古人之占與今人之觀,都同樣提醒人與天/自然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各民族各有文化心理,面對天象的常與變,常是秩序、規律,度日如常就不覺特別;反而星象有變的反常、非常狀態,媒體必然專題加以報導,就像今年出現的日環食一樣,強調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景。其實這些經驗也隱藏於這部祕笈中,所以新編本首次公開刊行後,就可平心靜氣賞鑑古占星學的多面性,這種民族經驗與智慧是神祕抑或科技,都印證占驗知識有其文化價值與意義。

註釋

註1 湯陰岳家三代傳承天文知識,岳氏傳兒子壽行,也在司天臺任職,孫岳鉉(1249-1312)同樣職掌司天臺,這種家傳職務與專長可說是天文傳承的典型;甚至所傳授的弟子在洪武初,也被羅致於欽天監,甚至可能就是仿作為賦的編撰群。

註2 「十煇」新解如下:一、䘲為日暈,乃折射造成的彩色暈;二、象為日暈上切弧,即巴里氏弧;三、鐫為洛偉斯斜弧,位於太陽旁的尖端指向太陽方向的暈;四、監為巴里氏弧,指太陽上方的暈;五、門食為日月食;六、瞢指霾,沙塵迷霧影響視程的現象;七、彌即「白虹貫日」的幻日環,就是通過太陽的暈象;八、敘為暈弧,以太陽為中心,周圍重疊著排列有序的暈系;九、隮為彩虹,可能是任何一道日暈的弧單獨出現;十、想即天文志所謂的雜氣,包括極光、海市蜃樓等。


本文為節錄,全文原載於《典藏古美術》第340期(2021年1月號)。更多古美術精彩圖文請關注典藏古美術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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