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廟（明仁宗）一日語楊士奇等云：『見夜來星象否？』士奇等對：『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上曰：『此自為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元）玉曆祥異賦》賜群臣。」（王鏊《震澤長語》摘自《紀錄匯編》卷125）
皇帝一問「夜來星象」，臣屬竟紛紛噤口「不知」或「不敢習」？如此祕不可言的知識，我們今日是否仍有機會得以一睹其祕！本文介紹的這一部《天元玉曆祥異賦》，正是古代皇家的星占祕笈，在今日卻兼具科技史的價值，原本僅限於宮禁御覽，但後來得以流傳出宮，則是出於明仁宗這一念之「仁」。這部星占術的大部頭類書，可說是歷代占星資料的集大成，在正史中分散於天文、五行志，原本都是條列式的內容，乃仿元代司玄大夫岳熙載《天文精義賦》、《天文祥異賦》，被改寫成七篇的天文賦，目的就是方便背誦容易記憶。這七個門類的分部和名稱：第一天地部「天地雨霜玄黃賦」、第二日部「太陽炎光賦」、第三月部「太陰玄精賦」、第四為五星部「五星躔經賦」、第五即是五星瑞妖部「五星瑞妖賦」、第六為雲象部「諸氣賦」，最後第七部則是風角類「諸風颷颺賦」。（註1）
這部祕笈分散珍藏於世界的各大圖書館，總數約40餘部，根據不同版本可以分作三類：賦體本（無圖無注本）、綱目體本（無圖有注本）以及彩繪本（有圖有注本）。其中的「彩繪本」數量不多，卻是圖文並存而最精彩。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藏有朱絲欄本與藍格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有一部，另外上海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各有一部。這種彩繪本傳世稀少的原因，就是圖像均由人工所彩繪，數量又龐大，在現代天文照相術出現前，這種耗時費工的作業不可能太多，卻是接近真實的唯一方式。這部《天元玉曆祥異賦》採取上圖下文的形制，乃仿效宋仁宗朝的《寶元天人祥異書》，二者均屬宮禁內御覽的占星書，但目前海內外所見的並非明宮原本，而是不同時期的傳錄本，因而呈現編目失序的問題，可能為了避免觸犯宮禁或禁書，因而故意混亂原編的次序；原先的賦名也悉數被刪而改標為「朱文公曰」，致使學者推測是出於朱子學派之手。幸運的是賦體本仍遺存於「內府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一個版本；而無圖有注的「綱目體本」，所有綱目也保存了賦體的文序，明人詹斌改編的《天元玉曆璇璣經諸占正集》，國圖也有一個藏本。去年（2020）大塊文化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出版《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下稱「新編本」）；這個新編本正是採用國圖所藏的「明朱絲欄精鈔彩繪本」作為底本，再參考內府本與綱目體本重加校正，希冀復原這部天象祕笈的原貌。
左：明仁宗御定《天元玉曆祥異賦》內頁書影，明朱絲欄精鈔彩繪本，國家圖書館藏。圖／國家圖書館。
右：明詹斌編《天元玉曆璇璣經諸占正集》內頁書影，國家圖書館藏。圖／國家圖書館。
宮禁中的天象祕笈
在耶穌會傳教士將西方天文知識引進中土之前，明仁宗頒賜大臣的《天元玉曆祥異賦》，可說是數千年來天文知識的集大成。而珍藏於明宮的彩繪本目前下落不明，僅有一條難得的資料記載其事，葉德輝曾引姚元之《竹葉亭雜記》：「謝峻生云：武英殿之後敬思殿，窗臺上得書十二本，蓋兵書也。無名目，書中畫圖，按圖解說。圖皆著色，畫有斷尸橫陳、將軍缺首等像，見之怖，解俱稱朱子曰。恐係祕本，因進御覽，奉旨仍謹藏于殿中。」可以確知當時彩繪本珍藏於敬思殿，謝氏既可進殿看見，也就會有他人得見，並設法將圖像傳錄於外。這種傳錄本到底如何流傳？清初乾隆敕編《四庫全書》在民間廣搜藏書時曾經見過，在清沈初等撰《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載《天元玉曆祥異賦》十冊，描述該書「考驗災祥各繪圖象，下方附朱子及各史志論說，有明洪熙御製序」，亦與謝峻生所見的內容相符。
學者眼中的《天元玉曆祥異賦》
天文學家陳美東認為《天元玉曆祥異賦》彩繪本可與現代的彩色極光照片相比：「只要除去其中占卜迷信的糟粕，它可以看成古代極光的彩色圖集。這也是世界科學史上罕見的彩色極光圖畫。」如「赤氣竟天占」、「飛流異狀占」可以為例。而關於這部天文祕笈的學術探討，始於馮錦榮留學日本研究科技史，探討天體、氣象與占星術的關係；其後黃一晨曾關注五星連珠、熒惑守心等異象，唯未及運用這部彩繪本。晚近日本展開書志學研究，如佐佐木聰、水口幹記等。
《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赤氣竟天占」、「飛流異狀占」。圖／大塊文化。
對於這部宮禁內御覽的占星祕笈，今人到底應該如何定位？緣於立場不同則角度各異；觀測天象既是科學技術，卻也關聯人事，故學術屬性被歸屬政治／社會天文學。該書的性質原屬占星術，卻由科技史學者先發現其天文學價值，然又視其中的「占卜迷信」成分為「糟粕」，但那正是祕笈得以長期存在的原動力！歷史學者從政治／社會天文學觀察天象之變，認為可據此觀察帝制中國，而明初從嚴禁到解禁的過程，顯示面對天文異象的態度逐漸在改變中；相較之下，人文學者所注重的則是文化思維，根據「常與非常」的結構性觀念，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之變，認為非常之異所反映的即民族心態。是故，今人在「科技」與「迷信」交織中亟需撥開迷霧，從而認識歷史的真實面目。敬思殿珍藏的彩繪本既被傳錄於外，而頒賜臣屬的內府本乃至綱目體本，雖說無圖卻是賦文原貌，這些版本背後所隱藏的故事，既標誌天文學史的一次大變革，使皇家的宮禁之物得以向世人開啟其祕。
緣於一念之仁而決定將星象祕笈頒賜臣屬，這位明仁宗朱高熾正是明太祖長孫、成祖長子，也傳承了父祖兩代的觀星興趣，不同的就在採取了開放的心態。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即位，選在登基吉日將這部天文圖籍頒示侍臣。《仁宗實錄》卷六洪熙元年正月十五日條載：「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為二途，有動於此必應於彼。朕少侍太祖，每徵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印刊，上親製序。」即是取名「天元」顯然援用了《史記．曆書第四》的說法：「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故推測應編成於明太祖創業改元後，才符合受天命而「推本天元」的本意。
明仁宗將占星書頒示侍臣，乃仿宋仁宗的故事。宋仁宗篤信天人感應說，對天文學也特別感到興趣，詔敕天文官編纂星占書，就有《寶元天人祥異書》（下稱「《寶元》本」）及《乾象新書》等。《寶元》本國圖也珍藏有明臥雲山房精鈔彩繪本，採用上圖下文的彩繪圖制，雖不分卷，但標記門類且占目明確，故對明初《天元玉曆祥異賦》的編輯體例多有啟發，也持續古來占星圖籍的皇家傳統。
從嚴禁到解禁的衍變
在帝王與侍臣的對話中，回答「不知」一事其實始於明太祖。《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七年（1394）：「初，召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壁間，奎、壁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正古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在奎、壁二星間出現黑氣，當時認為是關連文運，朱元璋視星象之變為帝王的鑑戒，乃開國君王的存心所在，故命令儒臣將「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為鑒戒者」，編為《存心錄》供朝夕觀覽；並付諸行動，就像洪武三年（1370）：「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其占多端！朕觀《存心錄》，以為祭天不順所致。」即命禮部注意祭天的儀節，且下詔諫臣上書批評其施政得失。目前北京圖書館仍殘存《存心錄》末二卷，所輯錄的正是天地之變。明仁宗既是少侍太祖，也繼承了父祖觀星的嗜好，在宮內既造天文臺，並親自登臺觀天象，《仁宗實錄》記載他「預言休咎多奇中，遇災變必警飭」，這就是頒賜占星書的歷史因緣。
然而天文異象被視為宮禁之祕，並非始於明太祖，而是歷來皇帝一貫如此。從元到明學習天文學之事正處於衍變中，嚴厲如故的就像元世祖，《元史．世祖紀》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但另一方面後來也逐漸趨向開放，在地方官學中特設「陰陽學」，使民間術士得以學習日用所需的曆法，但仍未包含天文學。這種情況直到洪武初依舊如此，《大明會典》載洪武六年（1373）詔欽天監：「人員永不許遷動，子孫只習學天文曆算，不許習他業；其不習學者，南海充軍。」就是將欽天監人才全部列管，如有不足才從陰陽生中選拔，再送欽天監習業四科：天文、漏刻、回回、曆。
明初限制私學天文的情形可舉劉基為證，他貴為開國元勳，天文學也是本行，曾擔任太史院史，但對禁祕之術仍不敢違逆。《明史》記載他被構陷的冤案，由於胡惟庸挾怨唆使胥吏攻訐劉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入謝，乃留京不敢歸。」生前如此，至將死之際仍心有忌憚，乃將所藏的天文書授予其子，囑咐服喪期滿即將書進呈朝廷，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當時人不敢私習天文、私藏天文書，就是顧慮以免殃及後代，這種戒慎恐懼的態度由此可見。
等到晚明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發現皇家特別重視天文學，基於傳教之便就積極引進西方天文學，由於儀具觀測的準確度較高，崇禎時期既有新編的曆法書籍。到清初順治、康熙朝也都信任耶穌會教士，並重用湯若望領導欽天監，學習天文學的風氣才有較大的變化，但仍有一段過渡期，需與傳統天文學相調適。黃一農的研究發現這場論爭曾歷經波折，天文科技引介的雖則精良，但天文傳統既久、保守力量也仍在，故新曆法登場後即預示會有一場新舊曆法之爭。
《天元玉曆祥異賦》這部圖籍在清代仍受朝廷禁制，在乾隆敕修《四庫全書》時所持的理由，就認為這類圖籍將「致民眾信從占驗，遂有災祥邪說往往傳播流言」，故未著錄該部圖籍；後來甚至以「此等天文占驗妄言禍福之書，最易淆惑人心，自未便存留在外」為由，將其列入禁毀書目，下令詳悉搜繳解京，連板片都要一併解送銷毀，導致星占類書僅能私下傳錄，而未能大量的刊行。當時史官既不令民眾信從，耶穌會士又加以批評，理由雖則不同，禁制則一，導致這部星占類書沉淪多時，只能私下流傳於士大夫圈並未廣傳。
圖與文的配合旨趣
這部星占書在明清兩代流傳各種版本，目前存世約有40餘部，日本學者佐佐木聰將其分為三類：有圖有注本、無圖無注本及無圖有注本。對照諸本後再釐清三種版本，即可理解所使用的體例，進而推測其成立的先後關係。
從編成後的標名言，「賦體本」應是最先編成的，乃綜合諸家天文志才能撰寫成賦，故可稱為「賦體本」，也可視為「白文本」。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內府本，就維持賦體本的型態，僅刊刻白文而未繪圖：單面全版刊刻賦文，無上下欄，就是所謂的「無圖無注本」。由於賦體本身不易更動，故可作為新編本的主要依據。
其次有人將賦文改為綱目，可以稱為「綱目體本」，每條綱目下羅列諸家作註，國圖所藏的《天元玉曆璇璣經諸占正集》屬之，就是所謂「無圖有注本」。
但圖文兼具的「彩繪本」就是「有圖有注本」，敬思殿所藏的彩繪原本，目前的下落不明，就有賴傳錄本才能流傳後世，數量雖則不多，編次也混亂，卻保存所繪天象的原貌。國圖珍藏的兩個版本中，一是「明朱絲欄精鈔彩繪本」，上鈐「澤存書庫」硃印，乃購自汪氏藏書，繪圖精美，故可作為新編本的底本；另一種「藍格舊鈔彩繪本」，精鈔、舊鈔共四部，在後半「望氣」部（「將軍圖」）以下只見白描，還來不及著色。另外方便比對的在臺灣還有另一種，傅斯年圖書館藏明鈔本十卷，繪圖筆法乃仿金碧山水，頗為精美。其他相關版本：（1）大陸學者周君平所見的《祥異繪圖集注》（下稱「靜觀主人本」），認為是「國內外僅存的洪熙原本手抄本」，其實並非僅存也不是明初原抄本，而是桐城方儀贈金城楊時齋，後為靜觀主人所得的傳錄本。（2）國圖還藏有一種可以參考的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余文龍重編《天元玉曆祥異圖說》，「余本」之圖多屬白描，賦文與引注並非全錄，故較為簡單；但可貴的是既參考彩繪本，也參用《寶元》本。綜合各種版本後，即可知其差別凡三：一是有圖與否；二是否出現「朱文公曰」；三則是〈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序〉常因版本而任意更動其文句，但都屬於「有圖有注本」。
國圖藏《天元玉曆祥異賦》藍格彩繪本，左至右為書號06473、06474、06476，最左06473所示即未著色的白描內容。圖／國家圖書館。
圖像舉隅
彩繪本既為有圖有注，但標記占目在上欄或偏於右上緣，整體格式均按照上圖下文的體例，可與下欄的引注與「朱文公曰」（賦文）相互參證。但各種彩繪本卷前的占目編次不一，且僅標大類而未列占名，現代人閱讀會感到不便。最讓人費解的是所有傳錄的彩繪本，均不遵循賦文或綱目的原有文序，而任意將不同門類的占目羼入其中，導致編次失序而難以閱讀，所以「新編本」有其實際的需要。故賦體本、綱目體本可以作為標準，並考慮朱絲欄本只標大類而無占目，故重新標明七個門類：天地、日、月、星躔、雲氣犯星、雜氣霓虹、風候；每一門類又標記原賦之名，即可確定與朱文公無關。其中「雲氣犯星」部未見於賦體本與綱目體本，卻見於《寶元》本，可證是明代編撰群據以增入，卻未將「二十八宿門」獨立出來，而是按照四個方位打散後分置，故五宮即為中宮與東西南北四宮。占星書按照類書體例命名「某象占」，下欄條列諸注以解說徵驗，每一占目均遵循一定的程序：「象—占—驗」：即圖繪之象、朱文公曰（賦文），並注引占書預示其「驗」。從《寶元》到《天元》既是後出，整體規模擴大，分類也較完備，所引諸注也特多《宋志》，從宋到明這兩種內府編修本，剛好代表了兩個關鍵階段。編撰群既是取資多方，在現代攝影與天文技術出現之前，可說綜合歷代觀天察地的完整圖檔，乃歷代天文、五行知識的集大成之作。
左：《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天雨冰雹占」。圖／大塊文化。
右：《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日暈十重占」。圖／大塊文化。
面對天文異象的繪圖到底如何判定其性質？星占思維根據的是「常與非常」，這種文化結構的理念源於漢代天人感應說，相信天、人之間存在交感關係。這種詩式浪漫的神話思維，認為物種間的不同範疇並非截然二分，而因相似律、象徵律可以交感，故西方學者布留爾稱為「互滲律」，此一律則既結合陰陽、五行，也加入傳統的道德教化。古來作為帝王學的一環，均重視天的「常與變」，東晉干寶（282－351）在《晉紀》與《搜神記》中，將此一天文、五行現象稱為「怪異非常」，認為「非常」即「常」之變，祥瑞之徵既屬超常，異常之變則為反常。故天象有「常」即不占，一旦異變則視為「非常」，天文官亟需占卜災祥。欽天監正是傳承古來這套神祕知識，星占學既兼含「常與變」，卻又偏於變異之象，這種判斷方式雖與現代科學有異，同樣都會關注天象之變。
瑞應之例可以日象為例，在「太陽瑞應」下首列「含王字占」一目，上欄繪圖以淺藍為底，在山林上天空中繪畫紅日，邊緣為金；日中繪一金色的「王」字，就是以圖示象。下欄凡引兩條占文，朱文公曰總云：「含王字，和平之異」；下引《宋志》作注：「君德應于天，上下和平，則日中含王字也。」（註2）末句示象即用於「占」，證明有「驗」。這種體例使用圖象搭配文字，就不需純賴想像，這種圖文兼備的作業，只有皇家才擁有這種條件，按照朱元璋的原意就是君王以此存心：日中王字即象帝王有德，有應於上必形於下，乃是君民上下和平一氣的吉兆。根據因果關係判斷所占有驗，象示和平之象。這種天象既是難得一見，但可鑑戒，則明太祖與成祖、乃至明（宗）、宣（宗）之治，都可說明初即開啟有德之世。
凶占之象則不取天文而以五行為例，在「天地雨霜」中凡取兩條。其一「天雨黃塵占」，只引《隋書》曰而缺「朱文公曰」，乃襲用《寶元》本；其二「天雨土霾占」，「朱文公曰」置前，注文先引《宋志》，後面才引《黑（墨）子》及《唐書》。《宋志》曰：「天雨土乃為霾，曰土失其性而民勞，或不肖者祿。」這句「土失其性」取自《宋史．五行五》土部總說「稼穡作甘，土之性也。土失其性，則為災凶」，乃屬五行不順之徵。（註3）在類書中一律不襲用事例，而只重在占驗：如土失其性、民勞及不肖者祿。朱文公曰（賦文）綜述：「民勞而祿不肖，則天雨以土霾。」根據「象某占」體例即可印證所繪的圖象：灰黑作底，圖繪天空則天雨、陰霾漫天，地上群峯也是灰霾之象。文圖相輔就不需單據文字來想像，故注文與圖像相與配合，所重在象，而占驗則在徵應之兆。值得一提的是此一類書較重天文，僅將五行材料濃縮於「天地雨霜」一篇，既未按編年也未證以事例；而班固《漢書．五行志》則有完整一志，故將五行失序中的「木不曲直、金不從革、火不炎上、水不潤下、土不失性」，均分別散置注文中，此一濃縮版雖是簡要，而可作為占驗天地之變，雖僅一篇仍可謂歷代五行志的集大成。
左：《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天雨黃塵占」。圖／大塊文化。
右：《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之「天雨土霾占」。圖／大塊文化。
這部占象類書與明太祖、成祖有關的，就是保存了許多關聯軍事的占目。以「暴兵氣占」為例，即廣引宋前諸志，所引《宋志》曰：「凡暴兵起，氣白如瓜蔓，或白氣如仙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及至八九來而不斷，防賊至，有千里兵來，宜固防之。」這一條櫽括了前人諸志，較早見於《晉書》、《隋書》等，《宋志》兼綜諸條於一，朱文公曰（賦文）僅選取瓜蔓、仙衣諸象。重要的在繪圖的表現：即圖繪天上呈現灰白氣，地上僅繪一兵將奔馳，就可象示暴兵將至，賊兵千里而來必有雲氣顯示，故稱為「暴兵氧」或「白氣」。觀氣術乃將軍、軍師必學的兵法，從城頭遠望雲氣的形象，瓜蔓連結或仙人衣，即象示部隊相逐而來之驗。千里外既有部隊潛進，必有氣息上應雲氣，凡兵家有經驗的即可見微知著，就是《陰符經》作為兵書強調見機、知機之機，機即幾，從幾微即可卜知，此即「象—占—驗」的觀氣效應。
科技史的證驗
占星術既是「以圖識象」，這種觀測術起源甚早，可以上溯《周禮》的十煇，從氣象學可以論證十種天象。（註4）在新編本中以日暈為例，《宋志》的記事極為簡短，日暈再重象「歲豐」、三重象「兵起」，僅用二字。彩繪本則著重在圖，每種暈各繪一圖，「日暈兩重占」繪出再重，直到十重，總共九圖而篇幅大備。上欄繪圖，下欄史志，比較《宋志》的文字小異而旨意則同。再重占僅說「人君有德」，三重則增加數字，占為「穀傷，赤雲貫之，其下有失地」。「朱文公曰」則但取「野有兵戎」之驗，可知天文官在取捨之間仍有所選擇。
古今圖像相互印證，從圖繪諸暈的圖／象完備，就可從科學原理解釋成因，古人將日旁或月旁之象，細加區別為專氣或異氣，並一律通稱「氣象」，以象君王、后妃或臣下之德，因為被視為神祕之學／術。當今外太空的科學進展神速，從科學新知可以證實，日月光穿過懸浮於高空中的大量卷雲層，此一厚達六公里左右的雲層，既各有形狀如正六棱冰晶體，日月之光在其中反射、折射後形成不同的暈象。這種現象既異於平常，所以志書雖分天文與五行，其實都蘊含著非常之象。古占星學既混科技與政治於一，「非常」的天象異變一旦出現，帝王先由欽天監觀察而後天文官占驗，故解釋徵兆的吉凶端賴官員，尤需帝王視為自身行為的鑑戒。歷來對於圖、文諸象及其意涵，學者常因興趣各別而解釋有異，如「五星連珠」或「熒惑守心」之類，傳統天文家視為稀見的天象，史官則會考慮是否載諸史志，就涉及複雜的政治動機及目的。黃一農從現代天文學的實證立場，根據理性的求知心態予以解釋，認為這些異象從敘述到理解別有用意，當武則天奪取李唐皇位時，剛好出現了五星連珠之象，史官卻對這件瑞徵視若無睹！而從政治天文學、社會天文學分析象與驗，其實關涉天文與政治的複雜關係，故解釋這類史實均需審慎以對。
宋、明二代剛好各有一位「仁宗」皇帝，也都熱衷天文類書的編、覽，故為歷史留下了兩部天文祥異類書。朱元璋不愧為創業君王，在看似相信「迷信」的表象下，其實表明用意在於「存心」，將天地的非常之變，視為上天降示的鑑戒。這面歷史之鏡證明其存心施政，將有道與否作為自我的鑑戒，對於統治合法性看似依據神祕，實則天文類書亦可視為「帝王鑑戒錄」。另一方面則呈現歷史的弔詭，就是中華天文學能不斷的進步，在不同階段因外來宗教挾帶進來天文知識，這種衝擊經驗始於佛教，而後又有伊斯蘭教，近代則是耶穌會傳教士，所引進的天文知識都適時補益傳統的天文學。而王室既會保守舊曆法，也適時接受新曆法，方能調整為適用的天文知識，在歷史之河中既不斷地吸納、淘汰，而後積澱為適用的知識體系，故西方天文科技只是長河的片段而已。目前在華人世界古今俱存，既有現代的天文臺，也不廢年例發送曆書，迄今仍主導日常的行事。故占星術可以視為「文化百寶箱」的一環，在一出一納間這些珍藏日新，故彩繪本從嚴禁到解禁得以公開流傳後，現在則以新編本面世，天文占象不再只是祕笈，而是中華天象的集大成，乃宗教與科技、理性與神祕交織的結果。
在「五四百年」之後返觀科學與宗教，這些曾經紛爭的思潮何嘗各居一極！假借「朱文公」想要代表的是儒家，其實佛、道二教從未缺席，李淳風、瞿曇悉達其人其書就是明證，最後都被納入歷史長河中。今日得見新編本的公開刊布，既要緬懷朱家太祖、仁宗習登觀星臺，也需感佩欽天監的夜夜堅守，雖然陰陽官厠居最低一級甚或未入流，但正因有這些無名氏世守其業，才能將古來的天文知識流傳下來。其實占星學／術到底密或不密？關鍵都在如何觀看、存心？此中所遺存的是民族觀物的經驗與智慧，在常與變的相對思維中，遵循「常與非常」的文化結構。故從「常」觀天測地，既明宇宙運行的天行有序，而失序則是天行有「變」。古人之占與今人之觀，都同樣提醒人與天／自然之間存在密切的關係。各民族各有文化心理，面對天象的常與變，常是秩序、規律，度日如常就不覺特別；反而星象有變的反常、非常狀態，媒體必然專題加以報導，就像今年出現的日環食一樣，強調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景。其實這些經驗也隱藏於這部祕笈中，所以新編本首次公開刊行後，就可平心靜氣賞鑑古占星學的多面性，這種民族經驗與智慧是神祕抑或科技，都印證占驗知識有其文化價值與意義。
明仁宗御定、李豐楙編審導讀《新編御製天元玉曆祥異賦》，2020年9月大塊文化出版。
註釋：
註1 湯陰岳家三代傳承天文知識，岳氏傳兒子壽行，也在司天臺任職，孫岳鉉（1249－1312）同樣職掌司天臺，這種家傳職務與專長可說是天文傳承的典型；甚至所傳授的弟子在洪武初，也被羅致於欽天監，甚至可能就是仿作為賦的編撰群。
註2 《宋史．天文五》七曜條：「君臣有道，則日含王字。」
註3 《宋史．五行志五》有兩條例證，一為民勞之例：「元祐七年（1992）正月戊午，天雨塵土，主民勞苦。」二為不肖者祿：「宣和元年（1119）三月庚午，雨土著衣，主不肖者食祿。」
註4 「十煇」新解如下：一、䘲為日暈，乃折射造成的彩色暈；二、象為日暈上切弧，即巴里氏弧；三、鐫為洛偉斯斜弧，位於太陽旁的尖端指向太陽方向的暈；四、監為巴里氏弧，指太陽上方的暈；五、門食為日月食；六、瞢指霾，沙塵迷霧影響視程的現象；七、彌即「白虹貫日」的幻日環，就是通過太陽的暈象；八、敘為暈弧，以太陽為中心，周圍重疊著排列有序的暈系；九、隮為彩虹，可能是任何一道日暈的弧單獨出現；十、想即天文志所謂的雜氣，包括極光、海市蜃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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