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鋼琴舞台到藝術市場，王涵怡：我分享的初心不變

王涵怡小檔案
出生　1983
學歷　紐約佳士得美術學院藝術史及市場研究碩士
　　　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鋼琴演奏博士
現任　高古軒（香港）畫廊資深總監
經歷　佳士得紐約戰後及當代藝術部門副總裁暨專家
　　　佳士得香港戰後及當代藝術部門副總裁暨專家

2011年8月，旅美鋼琴家王涵怡在台北兩廳院國家音樂廳演奏廳舉辦獨奏會；2018年8月，王涵怡獲國際重要畫廊高古軒委任為資深總監，派駐香港，統領亞洲發展。

一個台灣女生，赴美留學，再回流亞洲。由鋼琴演奏轉職藝術專家，王涵怡職涯變化的同時，經歷了什麼心路？當中有多少變與不變？

誠然，視覺藝術和音樂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媒介，但在王涵怡眼中卻同樣是人類文化的創造，關於意念的傳達。無論是演奏、教學，還是現時藝術專家的崗位，她相信樂於分享的初心不變，「之前藉由教育的方式去推廣，套到做藝術專家的工作其實不謀而合，同樣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傳達想法」。

出生於台灣桃園，80後的王涵怡自幼涉獵廣闊。父母雖然不是藝術專業背景，但相信文化是一種歷史的演變，從中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以至對於人類的尊敬。從小，父母就帶著她去誠品看書、去畫廊看展覽，去演奏廳聽音樂會。

「他們不是很計畫式的亞洲父母，一定要我每天都用功讀書。我小學基本上都在玩，後來讀的也是普通的公立國中。他們鼓勵我全方位探索，鼓勵我學習課堂上沒法學習到的東西。」跟所謂「科班」的培養不一樣，王涵怡出於對音樂和鋼琴的由衷喜歡，小學開始自發學習鋼琴，同時也學過小提琴和雙簧管。她記得，讀書以外，閒暇時候就是玩樂器，每天以玩的性質去練習，作為課業以外的調劑，從中獲得的快樂無可量度。

學習下來，王涵怡發現鋼琴音域廣闊，幾乎所有作曲家都是以鋼琴作為創作基礎，可以說是所有樂器的王。一台鋼琴，除了獨奏以外，還可以穿梭於交響樂、室內樂的領域，是全方位的樂器。因此，她對於音樂的探索轉而集中於鋼琴，而鋼琴的路一走就走上十幾年。

從台灣到美國，從小留學生到博士，王涵怡鋼琴演奏的追求一跑就跑到學院裡的最高階段。就在準備博士論文的時候，她遇上了當代視覺藝術，翻開了事業的新一頁。

在博士論文研習期間，上課早已不是斟酌於機械性的技術提升，而是藉由哲學、文學、藝術的討論，對音樂各個派別不同的認知。她博士論文的題目是研究俄羅斯銀色時期（Silver Age），畫家康丁斯基和作曲家史卡拉賓分別對音感和色彩的創作解析。為了深入理解，她還去了很多美術館和圖書館，但仍然深陷一種「門外漢」的感覺，覺得藝術史的造詣有待加強。

剛好這個時候，王涵怡發現佳士得美術學院有一個課程，專門探討1880年到當代的藝術史和市場研究，跟博士論文涵蓋的時期不謀而合。於是，她就報讀了藝術碩士學程，展開了人生第二條跑道。

要從佳士得美術學院畢業，王涵怡需要在紐約進行實習。她當時獲安排到拍賣行工作，拍賣行步調非常快，跟她熟悉的學術環境衝擊很大，但可以短時間內迅速成長。加上，近年當代藝術市場爆炸，讓她看到很多藏家珍藏的精品，並了解到藝術商業運作的一面。博士論文接近完成，碩士實習也差不多結束，佳士得拍賣行有意培養一位亞洲語文背景的藝術專家。王涵怡毅然毛遂自薦，說：「我就很喜歡學習自己沒有接觸過的東西」。

從音樂學院跳到藝術市場，王涵怡坦言一切從最基層的地方開始。用了6年時間，從實習生爬升到部門副總裁，她記得入行之初，部門裡只有她一個非美國籍，大家也來自不同背景。部門同事有股票買賣出身的行家，從數字解釋藝術品的未來趨勢；她就用音樂學院訓練的哲學、歷史、心理學做分析，「藝術的美麗，就是因為你無法用一個方法解釋」。

音樂和繪畫，創作者用不同媒介表達想法，在王涵怡眼中兩者的本質是一樣的。多年學院錘鍊的研究也沒有白費，只是究對象由音樂家變成藝術家而已。「你看美術史跟音樂史的演變，其實是平行線，是一起前進的。畫家，雕塑家和音樂家都是在同一個時代裡，遇到受到歷史事件的薰陶和啟發，只是彼此的創作渠道不一樣。音樂與藝術其實是相輔相承的。」

王涵怡舉例，不論是1960年代美國的普普藝術到現在近幾年成主流的街頭嘻哈藝術，她笑言，新意念不會一覺醒來就有。無論學院出身，還是自學的素人藝術家，創作都一定會萃取不同流派的元素再推陳出新，「有些人，你可能覺得他們在做一些標新立異的事情，但其實一切都是有跡可尋的。」

回溯痕跡，梳理流派脈絡的能力，王涵怡早在學院研究已經訓練有素，應用到視覺藝術同樣綽綽有餘。當代藝術家時時刻刻都在創作，當代藝術自是時時刻刻都在變動，不同地區的藝術家又在做不同的作品。作為藝術專家她需要伸展網絡，了解紐約布魯克林的藝術家在創作甚麼作品，認知倫敦和柏林的藝術家又有甚麼新動向，掌握脈動，再從中梳理脈絡，為藏家提供資訊。

「一開始到佳士得學習，我就跟自己說：時機到了，我就回亞洲去。」專攻戰後當代藝術的王涵怡指出，亞洲藝術市場雖然發展迅速，但目前還是跟西方有些距離。亞洲藏家慢慢建立收藏脈絡的同時，也需要專家提供國際備受關注的藝術家趨勢資訊。

直到 2016 年，王涵怡獲派駐香港佳士得，得以重返亞洲，形容是「非常快樂」的一次機會。旅居美國多年的她坦言，紐約雖然是當代藝術的中心，從中學習到很多，但「這裡不是我的根。時間到了，就是要走到下一步去。」她帶著歐美的資源知識來到香港，直面接觸到亞洲的藏家，說：「那種快樂是只能意會不能言說，你發現你的知識會如此被需要。」

多年來在美洲藝術市場的工作經驗，王涵怡觀察到西方藏家跨世代與家族性的收藏特質，其中特重收藏的脈絡與藝術史演變的關係。反觀亞洲，她發現藏家已經非常活躍，而且旅行流動高，學習能力強，世界各地的藝博會和拍賣會都找得到他們的蹤影；年輕收藏家也愈來愈普遍，而且對於新銳前衛作品的接受程度高。

「就這樣藝博走一走，拍賣會又看一看，可能從來沒有人給他們這樣的啟發，談藝術品市場脈絡怎麼走。」王涵怡相信，亞洲與西方藝術市場的距離逐漸收窄，但仍然有進步的空間。她希望這個時間點回到亞洲，分享西方藏家的策略和經驗，引介藝術史與收藏脈絡的關係，協助區內藏家循序漸進地建立收藏系統。

雖說回家尋根，但王涵怡沒有回到出生地台灣。她解釋，香港是亞太地區的交流點，對於西方藝術發展的流變，以及新近的潮流脈動都非常敏銳。不少世界級的畫廊和拍賣行都在香港設置亞洲分部，使之成為區內藏家的平台。她雖然立足於香港，但仍能接觸到歐美、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的動向，更何況藏家活動從來不限定於一個城市。

從美國到亞洲，王涵怡克服地域差異之後，便想進一步探索個人期許的象限。無疑，她在拍賣行工作6年，沉浸出對二級市場的認知；然而，一級市場的世界尚有許多未知的可能。王涵怡相信，拍賣行與畫廊各有定位，有些藝術推廣的細節只能通過畫廊去達成。

「佳士得的平台當然很大，很容易接觸到國際性的流動，但我覺得是時候接受新的挑戰。來到一個世界級的畫廊，把好的藝術家的作品，經由畫廊的方式去做推廣。」是故，王涵怡今年毅然離開佳士得拍賣行，加入高古軒畫廊，出任資深總監，常駐香港，她將與高古軒畫廊亞洲區董事總經理尼克．西門諾維克（Nick Simunovic）攜手合作，共同策劃高古軒畫廊的展覽項目，以及畫廊在亞洲和全球藝術展的參展計劃。西門諾維克盛讚王涵怡「對東西方文化的淵博學識」，具進取心、活力、熱情，「在藏家和亞洲藝術界中聲譽良好」。

擁有超過30年歷史的高古軒，代理多位著名藝術家，包括：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傑夫．昆斯（Jeff Koons）、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等。作為高古軒在亞洲的唯一據點，香港畫廊開幕就有赫斯特的新作《Forgotten Promises》打響頭炮；另一方面，又把中國藝術家曾梵志、賈藹力、郝量等帶到國際舞台。

「歐美的藝術家希望他們的作品能在亞洲產生共鳴，也渴望能與亞洲的藏家，美術館和藝術基金會作建立延續性的交流，這只能靠畫廊去達成。王涵怡舉例說，畫廊可以主動與藝術家合作，透過展覽和其他企劃，向亞洲藏家引介西方藝術家；另一方面，她也期待通過高古軒的平台，把受市場肯定的藝術家帶到下一個階段。

「鋼琴演奏到最後，我已經完全走教學路線了，比較喜歡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分享。套到做藝術專家的工作，其實不謀而合，同樣是在傳達想法。」王涵怡雖然離開了鋼琴演奏舞台，但長時間沉浸於演奏的經歷，讓她充分理解創作的過程。無論古典音樂還是當代藝術，演出、教學，還是現在的藝術專家，她認為藉由人與人的互動，達成分享與推廣的本質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