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處在法比德之間，盧森堡向來以富裕著稱，聚集各大投資銀行和企業總部是這個彈丸小國長期以來給人的最大印象，然而，兩座當代藝術機構─盧森堡現代美術館（Musée d’art moderne Grand-Duc Jean，以下簡稱Mudam）和賭場（Casino）藝術中心，以著充滿活力的展覽規劃，在歐洲藝術圈受到關注。由建築巨匠貝聿銘設計的盧森堡現代美術館於2006年7月落成開放，佔地1萬平方公尺，三層樓的展覽空間共4,800平方公尺，是盧森堡第一座現當代美術館，相較於歐洲各大美術館，資歷較為短淺，自1996開始建立典藏，至今藏有約800多件作品。2022年上任的現任館長貝逖娜．史坦布呂格（Bettina Steinbrügge）出身德國，歐洲機構經驗豐富，曾任漢堡藝術協會（Kunstverein in Hamburg）館長，維也納美景（Belvedere）美術館典藏主任，Lüneburg 藝術館總監，法國米盧斯藝術館（Musée des Beaux Arts de Mulhouse）策展人。
余小蕙（以下簡稱為余）：首先請您談談如何定位盧森堡現代美術館？
貝逖娜．史坦布呂格（以下簡稱為史坦布呂格）：Mudam是一個相對年輕的當代美術館，比其他現代美術館更具實驗性。這是一座致力於建立對話、積極思考及形塑未來的美術館。我們和國際上（包括亞洲）的許多機構密切合作。館際之間借展交流，這個現象一直存在，我所謂的合作，更多指的是一起構思和組織展覽，並在經費、媒體和宣傳上整合資源。例如我們曾和倫敦泰德美術館（Tate）聯手呈現迦納裔英國藝術家伊亞當-布阿克（Lynette Yiadom-Boakye）迄今最大規模的回顧展（2022年），和葡萄牙波多塞拉維斯（Serralves）當代美術館合作組織印度藝術家辛格（Dayanita Singh）的大型個展，目前正和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館長陳維德及其團隊籌備何子彥的個展「光陰似虎」（2025年2月14日-8月24日）。和新加坡美術館的合作別具意義，因為要把何子彥的作品帶到盧森堡，亞洲機構更熟悉這位藝術家的創作，我們可以和他們相互學習。此外，我們和法蘭克福錫恩美術館（Schirn Kunsthalle）、沙迦基金會和一些美國機構也都有合作。我認為Mudam需要在一個更大的網絡，聆聽國際同仁的意見，參與全球關於美術館的論述，這點至關重要。Mudam 的一個優勢在於年輕，沒有太多沉重的負擔，典藏規模也不大，約850件，因此可以保持高度彈性，隨時應變，做一些更具實驗性的嘗試。
余：您於2023-24年推出了「一個模式：重新想像博物館」（A Model : Reimagining Museums）的系列三部曲，旨在對機構進行重新定義。能否請您談談這個展覽的出發點，以及您對美術館經營的思考？
史坦布呂格：面對今天生活、社會和機構都發生急遽變化的情況，我嘗試從先前任職幾個不同型態的機構這個豐富經驗出發，思考21世紀的藝術機構可以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該如何回應這些種種劇變，包括新的觀眾群，更加全球化的世界，更加開放的美術館氛圍等等；如何在展覽中體現必需性、多樣性、包容、款待、環保、氣候變遷等各種概念和議題，同時避免掉入過於知識分子化的陷阱，讓觀眾容易理解。
展覽旨在重探美術館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場所，致力於多元的聲音和觀點的呈現，與當代思辨接軌，超越其作為展示藝術作品的傳統角色。從某方面來說，藝術在這個展覽裡主動走向了觀眾，更加平易近人。整個展覽的構思和組織都是隨著藝術家的思維展開。一開始我們以一種很輕鬆、非正式的方式，邀集了大約15位藝術家，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談談各自對美術館的看法，可以扮演的角色，應該給觀眾什麼樣的感受等等。藝術、藝術家及觀眾，是美術館存在的前提。因此，對機構重新定義的嘗試是出於非常實際的考量，希望對如何建立不同的空間，沉浸式的體驗，包括建築本身，提出不一樣的觀看或行走的方式，例如如何穿越美術館的不同空間，體驗與今天我們面臨的各種議題相關的藝術作品。美術館有責任反映當代社會的思辨，並對其既定觀念提出挑戰。
余：藝術家對今天的美術館都提出了哪些看法？
史坦布呂格：例如穆里略（Oscar Murillo）批評西方美術館過於封閉和菁英主義，質疑美術館語境中的觀眾的位置和角色。他在一樓大廳的作品提出了觀眾類型的問題：誰是敢跨越美術館門檻的人？在大螢幕前的看台上，身著工作服的玩偶代表工人階級，他們沉默地觀看著螢幕上投放的錄影作品，內容關於美術館的歷史和理念。我們必須反思：美術館是否能成為一個包容多樣化社會和文化背景的人的地方？美術館是否能成為一個交流和對話，邀請廣大群眾共聚一堂的廣場？長期以來，我們經常感嘆藝術展覽沒有很多人來看，我們必須自問：展覽規劃缺少了什麼，以至於民眾不感興趣？是不是應該使用不同的方式來宣傳和溝通？是不是需要探討其他不同的議題？營造不同的氣氛？比方說，對年輕一代來說，也許他們更感興趣的是科技；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很可能是語言的問題，那麼我們該如何展開更有效的溝通？有的藝術家更在意實驗的形式，希望對作品提出不同的觀看方式。大家對美術館雖然各有不同的看法和批評，但共通點在於都希望尋找一個更易接近，更開放的空間，一個安全的公共空間，沒有惡意或極端的行為，大家可以自然開放地討論不同的態度、方法，而不需要感到羞恥或面對激烈的反應。
余：近年來歐洲因為難民危機，民粹主義急遽上升，社會趨向保守，甚至出現一波逆全球化的浪潮。今天您如何看待全球化這個議題，它與在地化之間呈現什麼樣的關係？您又是如何將全球與在地之間的動能關係具體落實在美術館的日常運營上？
史坦布呂格：的確，因為全球疫情、戰爭等種種問題，讓我們深刻地體悟到必須進行更多「在地化」的思考和行動。但如何同時兼具在地化和全球格局？Mudam的典藏除了最優秀的盧森堡藝術，也包括豐富的國際藝術創作。盧森堡的居民是由170個國籍和四種語言組成！此外，盧森堡也是歐洲法庭所在地。因此盧森堡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和比方說柏林或維也納等城市很不一樣，因為它本身就具有全球格局。另一方面，氣候變遷是今天的一個重要課題，減少旅行，減少運輸，已成必然趨勢，在此前提下，如何維持全球視野和格局？我對全球視野和格局的重要性篤信不疑，我們不能再走國家或民族主義的回頭路，必須在盧森堡展出不同國家地區的藝術家，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何結合全球與在地。我們可以嘗試不同的作法，比方說，與其運輸作品，可以請藝術家飛來盧森堡現場創作，也可以展出美術館所典藏的作品。或者如我們在全球疫情期間所學習到的：善用數位科技，例如我曾在線上組織了一場研討會，效果很好。新冠疫情帶來的另一個收穫是，過去三、四年來，本地觀眾佔了更大比例——而不再是外來遊客。我們該如何對待本地觀眾？如何邀請他們進到美術館來，或把作品帶到他們面前？我認為美術館應該是人們聚在一起交流、學習、欣賞藝術，甚至只是來此使用美術館網路或休息。美術館應該是一個文化空間，尤其在今天的社會，擁有一個可以聚會的文化空間變得尤其重要。許多公共空間都已經私有化，該如何敞開美術館的大門，賦予別樣的社會吸引力？
余：很多美術館都朝著一種文化和休閒空間的趨勢發展⋯⋯
史坦布呂格：不止博物館館長，許多建築師也持有同樣看法。例如倫敦泰德現代美術館的新翼大樓設置了更多的聚會的地方。以前的美術館都是盡可能減少聚會聊天的場所，以獲得更多展覽空間，但今天的觀眾除了看展，欣賞藝術，也希望能在美術館做其他不同的事情，因此許多美術機構都朝這個方向在做調整。例如巴黎東京宮（Palais de Tokyo）、聖保羅美術館（Pinacoteca）或巴塞隆納當代美術館（MACBA），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將西方博物館從啟蒙時期的「教堂」變成人們可以進駐（inhabit）的空間。
余：換言之，展覽和典藏不過是美術館的眾多使命和功能之一？
史坦布呂格：做展覽也是關於敘事，說故事，這變得愈來愈重要。我成長的背景是西方白人的藝術史，但我們今天都了解到，西方藝術史不是唯一，而是有許多不同地區的藝術史並行存在，為了相互了解，就需要述說彼此的故事。在這次展覽中，我們以典藏的一件作品為起點，除了作品本身，同時講述環繞作品的其他故事，例如塔貝特（Rayyane Tabet）的作品將盧森堡和Mudam的歷史和自己個人的經歷聯繫在一起。我們試圖在不同程度上讓Mudam成為令人容易親近的美術館，讓大眾知道它對社會的意義，藝術和作品對個人成長的意義。西方現代性大多建立在非常形式化的方法或精神性上，然而今天人們更加看重情感，更加重視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身分政治，因此我們該如何闡述和溝通這些議題？我們可以利用典藏，述說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貝爾（Nina Beier）作品中的植物不久會凋零，似乎是對長眠在倉庫的藝術品的犬儒嘲諷。我們該如何重新激活典藏的藝術品，讓它們成為一個關於當代社會的鮮活檔案。通過此舉來呈現美術館是一個可以被啟動的地方，而不是一個需要保存的組品的囤積處。我們可以邀請在世藝術家和我們的典藏進行對話，從某件典藏品出發去創作新作品。例如《一個模式》邀請了10多位藝術家構思創作新作品，與美術館典藏品對話，通過此舉來呈現美術館是一個可以被激活的地方，而不是一個需要保存的藝術品的囤積處。2025年我們將邀請美國攝影師奧本海默（Lisa Oppenheim）針對我們的典藏和文獻，環繞「家庭」這個主題展開創作：今天的家庭是什麼模樣？自1950年代以來發生了哪些轉變？藝術家可以哪些新的方式提出闡釋？我們也在地下樓展廳舉行的「傳承」展中，邀請出身不同文化的藝術家和策展人來審視和呈現Mudam的典藏，他們決定以「典藏」的方式來呈現，展出了存放大部分典藏的木箱，並且借助算法以避免進行任何篩選，藉此讓話題轉向了「挑選」在今天意味著什麼？同時，因為本不該放在一起的作品的並置展出，產生了新的敘事。
余：你們的典藏政策具哪些新的方向？
史坦布呂格：盧森堡現代美術館現階段的典藏策略側重幾個不同方向，首先是對盧森堡最重要的作品，其次是更多關注女性藝術家、跨性別藝術家的作品，以期讓典藏內容更多樣化。我們試圖通過典藏來反映和闡釋當代社會和生活，從我們既有的典藏出發，思考新的典藏品是否能發生呼應？我們重視如何與年輕藝術家一起發展我們的典藏。我們剛獲得德國收藏家舒爾曼夫婦（Gaby & Wilhelm Schürmann）捐贈的20件作品，時期從1990年代到2000年代，這是盧森堡現代美術館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捐贈，聚焦女性藝術家，都是一些重要的歷史性作品，美術館如今沒有能力能夠購買。也彌補了我們這個時期女性藝術家的缺漏，例如米拉（Helen Mirra）、鮑爾斯（Andrea Bowers）等，都是我們典藏所沒有的，也是今天美術館沒有能力購買的。我想建立一批和盧森堡息息相關的收藏，透過展覽和委約創作，邀請國際藝術家創作和盧森堡及Mudam收藏有所聯繫的新作品，例如金融、法律、雙語經驗等議題，是盧森堡社會的基石，可以透過當代藝術創作來體現，讓典藏與在地經驗發生共鳴，並且不陷入本土化的陷阱中。
余：今天的美術館經營主要面臨哪些挑戰？
史坦布呂格：首先是預算縮減──並非我們的經費減少，而是所有的開銷都上漲，例如能源，因為烏克蘭戰爭，美術館的能源帳單費用驚人。貝聿銘先生設計的這棟建築既美又有氣勢，但也因為採用大量玻璃，非常脆弱。此外，這也不是一座永續建築，因為設計當時是1990年代，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沒有人認為能源會是個問題──今天卻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必須找到更有責任感的策展方式，有意識地節省能源，我們得「忘掉」先前所學，習以為常的運作方式，重新學習新的，符合今天氣候變遷挑戰的行事和方法。或許不久的將來會有新的科技為我們帶來機遇，讓玻璃具永續發展效能，但現階段的我們只能等待，調整作法。此外，運輸和保險成本也較以往增加一倍。 但我認為我們有辦法找到經費，或是更有效率地工作⋯⋯我先前任職的德國機構（漢堡藝術協會）也是用很少的錢做大規模的作品，這完全是有可能的。
另外就是擴大觀眾群。我們正在深入了解目前生活在盧森堡的不同族群，因為他們都是美術館潛在的觀眾，但要吸引他們來美術館，就需要借助更加淺顯易懂的語言，或是更多樣化的展覽和活動。例如，當我們舉辦辛格的個展時，許多印度觀眾第一次進到了Mudam的展廳。我們的展覽必須反映盧森堡的社會現狀，包括多半不被看見的移民群體（我自己也是外來移民，我是德國人）。
我們通過問卷調查和不同評量渠道來知道觀眾是誰，他們感興趣的方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展覽？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比方說，哲格諾瓦（Dardan Zhegrova）的作品使用玩偶，深受兒童歡迎，他們會躺在地上，這是另一種接觸藝術的方式。以前美術館總是告訴觀眾別碰作品，不要大聲說話，不要玩，我覺得我們必須改變這一切，在保護藝術品的前提下，用更開放的方式和觀眾建立關係。今天的觀眾有不同的需求，在不失去美術館作為研究、收藏、展示、教育機構的前提下，我們希望打開美術館，通過展示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藝術作品，讓觀眾更多了解到今天世界正在發生的一切。
余：能否更具體地說明您所謂的永續的經營和策展方式？
史坦布呂格：比方說，我們單是遵照國際博物館協會關於溫度的標準，就省了一大筆錢，大約15%的電費和30%的水費，而這通常只是做一些小小的改變。我們有一位專人負責水電能源的問題，製作總監則負責重新思考材料的使用。一般美術館的作法是先邀請藝術家，之後搭建展示作品的空間，並且每次展覽完畢後就把所有的建材丟掉。我們現在則希望能多次使用這些材料，例如硬紙板，並思考是否可以用永續發展的材料，例如用玉米澱粉製造的材料，又如法國亞爾勒魯瑪（Luma）基金會使用葵花籽製作聲音材料，之後可以當肥料。甚至是不是可以不需要特別建造來策展？或邀請不需要建造展示空間的藝術家？我們必須改變整個思維方式，因為傳統的作法已不再有效。我們目前尚處於提升美術館團隊永續發展意識的階段，對每一個細節重新思考是不是具有必要性？是否有其他更環保，更節能，更符合永續發展的解決辦法？例如，我們不再寄發紙質邀請卡，而是採電子化。另一方面，因為我們的觀眾（尤其是老一輩的人）仍舊希望使用紙質的導覽簡冊，所以目前仍然印製，但也會慢慢改為電子化，讓觀眾用手機掃碼讀取。
除了減少垃圾生產之外，如何減少旅行和運輸？我並不是說要從此待在家裡，我認為旅行仍有其必要性，我們必須持續旅行，接觸他者，才能產生對世界有更多的理解。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設定一整套新的行為準則，思考哪些是必須的，哪些不是必要的？一年大概可以旅行幾次？是否需要為了參加一次會議而旅行，或是可以透過線上？在運輸上，例如一位藝術家的作品與其從溫哥華運來，若在義大利有類似的作品，那麼歐洲運費會便宜許多。做展覽的方式有很多，但需要花時間去思考是否有其他的作法。比方說典藏，我們需要不斷聚集更多的典藏品嗎？需要總是大規模的作品嗎？或者某些作品是不是可以和其他博物館一起擁有？換言之，我們需要針對每一個環節，每一個步驟，嘗試從不同角度來思考和探索是否有其他的作法。這是關於審視美術館運營的整個結構，找到更具永續發展的解決辦法。但這一切需要時間，若一下子天翻地覆，會讓團隊壓力太大，這也是無效的。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5年2月號389期
余小蕙( 4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