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大不小，但「對」的位置：黃文浩談「台灣數位藝術中心」與生態維生體系

過去由數位藝術基金會（Digital Art Foundation，簡稱DAF）所營運的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是配合當年馬市府團隊為建構數位城市願景政策下的產物，在歷經馬市府、郝市府到柯文哲團隊，累積對於數位藝術生態將近十年的經營經驗、孵化平台，另包括國際數位藝術中心間的網絡、台灣數位藝術家國際交流與推廣、科技藝術創新研發與創造技術應用的成果。然這些豐碩成果，卻在2016年底台北市文化局向數位藝術基金會發出公文，表示2017年3月合約結束後將不再續約後，引發科技藝術圈對於生態鏈斷裂的隱憂。但數位藝術基金會執行長黃文浩，當時接受《典藏．今藝術》林怡秀採訪時表示，「已在準備成立民間版DAC，並有具體的方向但還在尋找空間，希望藉此能延續長期累積的內容。」

而在今年8月底，黃文浩實際履行這項承諾，「台灣數位藝術中心」正式開幕，雖然開幕活動低調平實，但當代藝術界、科技藝術界重要人事皆到場，黃文浩的下一步，可說備受各界關注與矚目。

黃文浩以台灣數位藝術中心新址開幕時與藝術大學教授的對話作為開場。他問對方是否能分辨「新媒體藝術學系的新媒體和美術學系的新媒體有什麼不一樣？」對方無法明確回答，黃文浩表示目前的大環境對於科技藝術的定義都不明確，甚至連學院的教授都支吾回答，「這個大環境好像認為誰都可以做科技藝術，但在台灣如果無法定義科技藝術，你就不會有方向感，沒有辦法擬訂策略，擁有的資源也無法有效使用。」

而針對台灣視覺藝術協會（簡稱視盟，AVAT）入主經營過去的台北數位藝術中心，黃文浩也對此表達看法以及與視盟經營路線的區隔。包括他並不會把第一檔展覽設定以「終身保固——家電羅曼史」作為展開，「如果你對於新媒體藝術的定義這麼大，那科技藝術的發展就等於沒有空間。」黃文浩表示對於未來台灣數位藝術中心的經營，還是會聚焦回應科技文明在當代文化社會裡的回應。

科技藝術議題的討論的生命週期更迭快速，如在邱誌勇〈蹣跚步伐，艱履十年：回顧台北數位藝術節的發展〉便可看到這些議題討論的階段性演變，以十年為切面來看，早期數位藝術注重創作與觀念，探索新興數位科技如何作為介面；中期則是盡力突破「類型學」，科技文化因此具有跨界現象；近期則是聚焦前衛創新，展現社群的共創力。而這些發展的無法累積、傳承，也是造成各種藝術類型生態斷裂的主因之一，「台灣藝術生態在這個環境進化的時候，沒有人始終在，沒有人好好伴隨這個脈絡在成長。數位藝術的擴散可能有360度的方向，但我們感興趣的可能只有裡面幾度的範圍，別人要去建立另外15度都沒有問題。但你不能沒有方向，這樣在資源分配、人才培育上都會沒有方向，遑論策略應用。」

黃文浩表示也許他對科技藝術的發展有偏見和執念，但他有方向感，「關於這個方向欠缺的人才和之後的前途、生計的問題，我都會有長遠的規畫，但這樣的鋪陳還沒完整就被攔腰截斷，這會造成往後科技藝術生態的破碎。」他也無奈回憶離開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時刻，文化局要求離開前將空間淨空，因為所有的補助款項明定不能做為購買硬體之用，因此當時的設備全歸數位藝術基金會所有。「你很難想像一個空間的交接是用淨空的方式，那說明文化局只是把自己當房東，內容脈絡不傳承，設備也不傳承，有人這樣搞文化？」

黃文浩話鋒一轉，也以過去經營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實驗精神」，回應近期文化部啟動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前景的擔憂。過去與官方周旋的經驗，他認為官方體系是很難容忍不確定與不可驗證的事物，但這些卻是實驗室的精神核心，「探索就是實驗的本質，但為官方服務，很難產生實驗。你要實驗但不准許探索的可能，這本質上就是相互違背的。」此種官方對於藝術團體的不信任感，是過去黃文浩所長期面對的，「他們要KPI，一直要檢驗，最後你要花好多力氣去編造故事給他們聽，最後造成無法全力聚焦目標。」

科學領域的實驗流程，有相當嚴謹的範疇與規範，但文化實驗的方法學為何？台灣基本上並沒有充足人才與機構，擁有這樣的經驗。然過去黃文浩主導的台北數位藝術中心，勉強有支持一定比例的實驗性經驗存在，「實驗的狀態可能要有會付出很多資源的心理準備，過去很常是我自己去消化那樣的嘗試，公務體系核銷就是一個大問題，基本上就是聽不懂、看不懂的都不做，這怎麼促成實驗？」

黃文浩也點出，能長出「實驗」性的團隊氣氛的因素，位階是扁平的，所謂的領導之姿，是鼓勵大家去探索，並很少表達強勢的意見，他強調文化領域一定要小政府，絕不能用公共工程的角度來管理。「最有權力的人在團隊討論時，反而不該說話，或是該最後說話，只要領導者一說話大家最後都默不作聲。實驗狀態不會出現在無法暢所欲言的地方，公務體系、輩份分明的地方都不會出現，這也是我無法對國家領導的文化實驗有信心的因素。」

回到以民間的方式來面對台灣科技藝術的耕耘，黃文浩肯定DAF過去經營台北數位藝術中心的經累積驗，讓他長期去測試以什麼樣的計畫或是項目，讓科技藝術生態能夠更健全，包括「在地實驗」講座議題發掘的持續能動，設立數位藝術獎項、藝術節的實質鼓勵，或以實作與評論為主，如「數位荒原」平台互相搭配的機制等，鋪陳出科技藝術領域的一方天地。「過去我是這樣一關一關過，被修理就再重來，是這樣累積下來的成果。」

但他也坦承歷經十年與公家體系周旋的疲憊，「我不會再去碰那個體系，那是非常消耗人的體制，必須花很多力氣去做和科技藝術無關的事。」遷址的數位藝術基金會以接案方式，保持組織的運作與獨立性，「和政府沒有持續性的婚姻關係比較好，做完結案就走人，可以好好當個反抗朝廷的地下組織。」終結了與官方糾結的合作互動，可以感受到回到民間的黃文浩，更能聚焦他所關注與關心的科技藝術生態經營。

面對生態育成，黃文浩就是捲起袖子的人，他認為台灣藝術圈論壇太多、實作太少，「講完就沒有意義，只是代表這些菁英知道很多事情，但對整體文化提昇沒有太大幫助。」因此從數位藝術基金會擴散出去的圖譜，除了剛開幕的台灣數位藝術中心，另孵育出三間屬性各自獨立的公司：「噪咖藝術」、「移動故事屋」、「固態記憶」。基金會成員如果夠強大，黃文浩多數會鼓勵他們脫離母體，獨立另闢新路。如噪咖藝術就是以前中心的技術組，他在過去營運噪音咖啡廳辨識出他們的能力與可行性，便鼓勵他們獨立出自己的事務所。

而數位藝術中心由於實體空間有限，未來會聚焦在「虛擬」議題的探索，包括VR、AR、直播和數位議題研究的討論平台。他更感慨強調不靠長期累積是很難主動發展一條脈絡，「文化最重要的是持續性，而不是爆發力。」

和官方保持距離後，目前數位藝術基金會運作仍存在困境嗎？黃文浩指出主要為「點子太多，但資源有限」，但目前他可以專心處理現實的調度，而不需要再花力氣與官方結構周旋。「以前掣肘我的因素很多，現在就只有新台幣而已。」

十年運作科技藝術生態的經驗，他以不斷除錯、改良的方式有一套他獲取原創的方法，他認為「公平與透明」相當關鍵，許多公司體制只在乎收益的分配，但黃文浩認為原創性名分的分配也很重要。「原創來自何處要清清楚楚，人家知道受到保障，就不會避諱和你分享好的建議，回應原創的速度就會加快。」

然這種共創精神很不容易大規模營運，如中國很多共創平台大家怕抄襲反而不分享，共創就是要大家討論後激盪出新的創意，「但這個模式一點都不符合人性。」人性就是想出一個點子不希望被抄走，這是他認為數位經濟裡面很大的問題。他專注處理好這個問題，好好去篩檢提案的想法與創意，把該回饋的回饋給創造的人，另外就是秉持「在真理面前，誰錯誰就跪」的習慣，不要壓抑成員主動想要去做的東西。

「我不想再去操作龐大體積的組織，如超過20人的組織，20人以下的組織比較容易產生忠誠度、革命情感和友誼，我沒把握操作超出這個範圍的，而目前光是把這樣規模匯聚出來的想法實踐，就做不完了。」每個想法提出的同時，黃文浩盡可能保護每個人的權益，包括利益、名聲歸屬的權益，「你做上面的人就要處理這塊，台灣藝術圈很容易便宜行事，因為藝術最大，久了許多人就以為他可以忽略原創的來源。」

這些清晰呈現原創的來源，與對原創的尊重，黃文浩認為實踐創意過程的理念是重要的，因為其他人就可以因此來辨認你的良善，主動帶著想法來談。當你條理清楚的時候，你不去佔人家便宜，人家也很難佔你便宜，「當把所有的事情回歸到創造力討論，這件事情都不會出錯。」

黃文浩也談到科技藝術生態的根本——教育狀態的癥結，包括大部分相關科系都把工程師當成工具人，他提到藝術大學早期還有科技藝術研究所時期，還能產出聽得懂藝術的工程師，是相當寶貴的人才資產，而後相關科系改為新媒體研究所，主要以培養新媒體藝術家為重心，讓許多有資工背景的人不再覓得其門而入。

「但一個班級人到底多少比例的人可以成為藝術家？」科技技術底不被重視、不夠厚實，也造成很多學院的學生主動到基金會尋求實作的機會。當無法感受培養出理解藝術工程師的重要，而一昧製造藝術家，對生態鏈的多元與完整度是相當有限的。「當不了藝術家的人怎麼辦呢？藝術家做不成，工程師也當不了？不就最後成為無法在社會上立足的無用之人？教育能這樣偏食嗎？」

他能理解所有的學者都會捍衛、堅持自己的藝術系統，藝術性的發展也絕對重要，但持續封閉就可能會成為上一代的老藝術家。而現在的學生對於出路、未來都很敏銳，他們更仰賴有產業經驗的師資，過於穩定教育方向的結構，面對時代變動就會發生問題。「科技藝術重要就是這個變動狀態，大部分的團體都是要追求永恆，不是要這樣的變動狀態。剛好DAF有實驗的體質，適合這樣的變動，我們一直在觀察這種科技與藝術議題的變動狀態，而這個體質剛好很適合在這個時候，能夠發揮一點作用。」

從做台北數位藝術中心時期，黃文浩就清楚他要的不是把數位藝術「畫廊化」或是「當代藝術化」，這當中涉及到的美學、生產脈絡、組織的運作方式都是不同的。對他而言，科技藝術裡更重視共創和黑客松——「松」的精神，比較是集體智慧和協作，他很清楚他所談的未來和視覺藝術圈的文化差距很大。

DAF的核心成員都有共識，面對科技藝術這個命題，並不是「藝術為主，科技為輔」，科技並不是來服務藝術的，「我們的認知是藝術與科技互為主體，如中心技術總監這個角色，不只是提供技術的見解，更必須具備文化藝術的素養。」

目前中心的展覽以「概念美術館」作為發展，他也分享是和藝評人王柏偉所討論實踐，是對於數位時代身體的探索與焦慮，而首檔展覽「穿越光牆－Archive or Alive」即是過去台北數位藝術中心設立的第一檔展覽，但新展以VR技術再現還原過去展覽現場，雖作品概念仍是原來的概念，但當體驗的方式改變，有許多肉身在科技發展裡的辯證關係因而產生。而中心空間由在地實驗主導的直播室和松學校，則是希望朝「去導播室」的方式來發展，過去在地實驗以「去編輯台」的方式來經營，讓每種聲音、立場都能夠發聲，目前希望朝去導播室的方式，除更減輕行政工作量，更望讓每個座談的講者能自行操作，甚至有自己的頻道。

目前的數位藝術基金會，因為歷經場館經營、講座興辦、評論平台、藝術節、獎項等經驗，比一般藝術團體更知道更廣泛的結構與運作的狀態是怎麼回事，又比大機構更清楚文化機構的狀態，這是一個對於現狀來說合理公平，卻具有發展性的位置。黃文浩也認可現狀是一個相較過去相對「好」的位置，「一個不大不小，但是卻正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