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也是傳遞文化訊息最重要的載體。為了防止分裂，消弭異己之感，美國早期會系統性地將使用同種語言的非裔奴隸分開。現代國家也常藉統一語言的頒定，提高行政效率，塑造認同，如瑞典禁止北歐原住民Sámi族在校園內以族語交談、西班牙打壓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及巴斯克語（Basque）、英國威爾斯亦曾有部分地區會要求講母語的學生戴上「我不說威爾斯語」（WN，即Welsh Not）的牌子，並且予以懲罰。
不過強制同化的手段違反文化多元性所主張的寬容，所以20世紀後期，各地又掀起新一波對語言政策的檢討，即使是憲法已明訂法語為國家語言的法國，也設法在增修案中將區域性語言列為文化資產，務求保護非主流語言的傳續。台灣對相關法案的討論，初有2001年教育部所擬《語言平等法》草案，其後由文化部接手，易名為《國家語言發展法》，立法期間經歷《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與《客家基本法》的修正，原住民語與客家語率先成為國家語言。法案終在2018年12月25日三讀通過，2019年1 月9日頒布，此後台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皆為國家語言。
台灣歷史博物館內展出的「我不說方言」標語木牌，在「國語運動」雷厲風行時，常見於各級學校校園。（黃心蓉提供）
《國家語言發展法》最大的突破不但在於多語並重，且採取與瑞士近似的作法，授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所轄族群聚集之需求，經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指定特定國家語言為區域通行語之一，並訂定其使用保障事項」。一般我們常常聽到瑞士有四種官方語言的說法，其實並不代表境內各地都使用四種語言。瑞士各邦（canton）依憲法第70條有自行指定官方語言之權，有些邦雙語或三語並行，多數邦則採單語制，如蘇黎世為德語邦，義大利語人口雖屬小眾，也有獨重義大利語的邦。但瑞士與台灣立法之際的背景相去甚遠，瑞士在1848年成立邦聯國時，本就沒有所謂全國通用語，台灣則是在「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長期運作、國語（為免與本案定義的國家語言混淆，以下改稱華語）普及率幾達100%的脈絡下才有法案，由於效率考量及法案只開放指定通行語「之一」的限制，應該沒有出現單語客家或單語原住民語縣市的可能。
蘇黎世火車站是瑞士最大的火車站，因蘇黎世邦位於德語區，站內會先以德語進行廣播，再視需要加入英語及法語播報。（黃心蓉提供）
《國家語言發展法》具有高度宣示的意義，然而比利時和愛爾蘭的例子也明白顯示，唯有後續工作的落實，才能真正實踐國家語言的平權與復振。比利時自建國即有「北法蘭德斯語（Flemish）、南法語」壁壘分明之勢。在日常生活中，法蘭德斯語使用人數較多，不過強勢語言卻是法語，無論國會、法庭或學校，多以法語為單一語言。因為法蘭德斯語區的強烈反彈，比利時在1870年代一連通過數項法案，保障法蘭德斯語區在正式場合使用母語的權利，但執行效果不彰 ，1898年《語言平等法》（Law on Equality）生效後，法蘭德斯語的實質地位還是不見提升，直到1930年代，才有魯汶大學（University of Leuven）首次嘗試在高等學府裡以法蘭德斯語教學。為了避免不公惡化，現在每年歐洲各國聯合舉辦的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比利時甚至會由法蘭德斯語和法語歌手輪流出賽。同樣地，愛爾蘭語雖然是愛爾蘭憲法的第一官方語言，但因為受英國長期殖民及英語普世性的影響，本是第二官方語言的英語反而佔盡優勢。愛爾蘭曾將愛爾蘭語列為公務人員考試共同必考科目，後來因故廢止，愛爾蘭語的衰微更形加速，所以又在2003年進一步推動《官方語言法》（Official Languages Act），以期提出傳承愛爾蘭語的具體方案。
位於根特（Ghent）的伯爵城堡（Gravensteen）是中世紀法蘭德斯區統治者的居所。土地肥沃的法蘭德斯區曾是西歐最富裕的地方之一，人口眾多，但法語區於工業革命後崛起，比利時正式場合一度拒用法蘭德斯語。（黃心蓉提供）
語言學家認為語言的延續，需要三方面的努力：政策決定者及資源補助者（政府及國會）、提供者（公私立學校、媒體及其他形式的組織團體）、個人及家庭或社群。本法中已有增設電視頻道、國家語言列為教育部部定課程等規畫，但對於面臨傳承危機的語言，還必須有更積極的做法。目前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的設計是以族語傳承師、族語學習者的師徒制方式，每日8小時，每周五日密集上課進行，將來也有建置資料庫的計畫。美國邁阿密部落（Miami tribe）Myaamia族語在最後一位口語使用者過世數十年後，奇蹟式地「甦醒」，就是兩位有志之士憑藉史密斯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e）國家人類學檔案（National Anthropological Archive）中的陳年文獻，自學成功，可見各類型提供者的重要。也難怪旨在蒐集世上每種語言口說影音資料的wikitongues，會獲得志願者廣大的支持。至於，最適宜創造學習語境的家庭，根據內政部2010年人口及住宅普查結果顯示，未滿45歲之各年齡層人口，在家最常使用語言仍是華語，且越年輕比例越高。也許在《國家語言發展法》的效益發酵之前，華語在私領域的主宰地位還會維持一陣子。
現在文化部轄下的台灣歷史博物館、台灣博物館、台灣文學館等，已陸續推出華語、台語、客語、手語不一的導覽服務。台灣文學館「台灣本土母語文學常設展」的說明也是以華語、客語、台語等語撰寫，預計未來全國博物館的典藏及展示，將會對政策有更多的回應。但《國家語言發展法》的訂定是否真的有其必要？如果從語言學中著名的凱薩琳之輪（Catherine Wheel）理論來看，語言發展之輪必須要先有刺激語言需求、供給、消費的環境，才可順利往前滾動，進而產生語言有用（useful）的觀感，引起學習動機，讓語言持續奔馳。不可否認地，縱使有了政策介入，華語或英語或許依舊是台灣社會公認最有用的語言，但《國家語言發展法》中的舉措應能在某種程度上，爭取大眾認可台灣固有族群其他語言的「有用性」，如與人交流、工作求職，又或者是尋根溯源、解讀歷史，從而減緩語言流失。
台灣文學館「多音交響·族群共榮」的網頁包含荷蘭語及數種國家語言的文學作品誦讀音檔。（圖片來源：官網截圖）
畢竟，語言，正如美國作家麗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所説，是一個文化的路缐圖，「它告訴你這群人從何處而來，又往何處而去」（Language is the road map of a culture. It tells you where its people come from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但本質上，《國家語言發展法》終歸是一個攸關人權的法案。當然，一元化的語言政策絕對可以更經濟、更省時的達成溝通。只是「語」字有論證辯答之意，「語」字拆開即為「言」「吾」——表達自我，究竟你我又有什麼權利阻止別人以自己的語言發聲？
黃心蓉（Patricia H. Huang）( 4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