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地層與一個動詞的問題
承接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與溝口雄三（Mizoguchi Yuzo）的譜系，陳光興在其著作《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中將「亞洲」從被西方觀看的客體改寫為一組互為參照的座標，陳光興的貢獻在於調換了觀察者的位置。然則，其強調的去殖民、去冷戰、去帝國—三者都是減法。而減法運算的語法主語，永遠是被減的那一項。這意味著整套工程的最佳化目標，是「距離帝國多遠」，而非「自身的生成能力有多強」。它能產出反座標，卻產不出新座標。
或許更為關鍵的是其探究與批判的「深度」。竹內好—溝口—陳光興這條系譜的「方法」，始終停留在「認識論」與「政治位置」兩個層次：它主張參照點的多元化，主張知識生產者的自我歷史化，卻從未下探到本體論，亦即《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不足以提供人、機器、物、環境與神聖世界共同存在的厚實本體論。而這正是其「方法」失效之所在—西方因為擁有一套完整的本體論地基：實體（substance）、個體（individual）、主體（subject）、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也因此「位置的多元」無法取代「地基的完整」。最根本的問題是：「亞洲」並非文明單位，而是歐洲分類法的地理殘餘—歐洲以外的東方。以亞洲為方法，在範疇層次上仍然是以歐洲的切割為方法。也因此，《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其關鍵在於：選錯了動詞（去），因而選錯了地層（知識論）。取代被動性的動詞「去」，若「亞洲」抑或「東方」要作為方法，或許更應該轉化為三個主動性的動詞：生成（Generative）、協定（Protocol）與調校（Calibration），從本體論到社會技術乃至於物質實踐，逐層探討東方思想在AI技術盛行的當代，如何提供更好的思想視角與「普世性」的價值。與此同時，以生成、協定與調校為動詞的思想地層，在藝術詮釋上又該是什麼模樣？
生成：無基之基的本體論工程，從公理式到生成式的本體
相對於西方本體是公理式的（axiomatic）：先設定不可讓渡的內容（人權清單），再向下演繹；東方的緣起式本體是生成式的（generative）：不規定內容，而規定生成規則。《易．繫辭》「生生之謂易」是這個語法最早的漢語表述：存有不是「是什麼」，而是「持續地生」。龍樹（Nagarjuna）的中觀二諦完成了其中最困難的一步—在否定基礎之後仍保住規範效力。後現代主義完成了解構卻毀掉了規範，留下相對主義的殘局；中觀提供的正是那個缺席的下半場：無自性不等於無效力。華嚴的因陀羅網則是嚴格的關係本體論，法藏以「金」與「師子」的不相離示範同一件事：材料與形式沒有先後，只有互為條件。道家提供的則是動力學而非教條—「道」是生成律而非實體，「無」是可能性空間，「自然」是自組織，「反者道之動」描述非線性系統的回歸性。王陽明的「一體之仁」補上這套本體論的規範輸出：若萬物一體，則怵惕惻隱不是推論的結果，而是關係本體論在感受層次上的直接讀出。緣起式本體因此不是價值中立的—其規範性不來自清單，而來自「感應」這個操作。它的優勢不來自文化認同的訴求，而來自兩點：規範程序而非內容，故能在不消滅差異的前提下運作；規範性內生，故不落入相對主義。這是當前多元文明世界最稀缺的第三選項，也讓「臺灣」得以擁有一種以「未來」為指向、持續生成，而非以起源、歷史、血緣為基礎的文化體面貌想像。
協定：從主題到操作系統—日本、韓國、新加坡的東方思想實踐
日本作為東亞最初的前衛場域，其藝術與文化在二戰後，在禪宗的思想基礎上推展出，具有巨大影響力藝術運動，從具體派吉原治良（Yoshihara Jiro）的「不要模仿別人」，把身體與物質的直接遭遇當成方法；到物派的李禹煥（Lee Ufan）、關根伸夫（Sekine Nobuo）讓「もの」與「場」成為創作的核心；乃至於深受鈴木大拙（Suzuki Daisetsu）影響的約翰．凱吉（John Cage）以及其後的「福魯克薩斯」（亦有人譯為激浪派，Fluxus）。鈴木的關鍵貢獻，在於把禪翻譯成一種可操作的認識論姿態（直觀、無心、不二），一套若作者意圖必須被消除，則以機遇操作取代之的程序。因此《4’33″》不是「關於禪的作品」，而是「如禪那樣運作的作品」。
韓國的「光州雙年展」，其第14屆（2023）的主題直接取自《道德經》第78章關於水之柔弱的論述；策展論述將「水的激進柔軟」詮釋為一種能流過結構性分裂的韌性，四個子題中的「Luminous Halo」直接處理光州精神，「Ancestral Voices」處理藝術家對自身傳統的再詮釋。老子的思想與1980年的抗爭，在同一個展場中互為經緯。
今年九月即將到來的第16屆光州雙年展，其核心命題是：轉變透過實驗與長時間的操練而持續，重複的實踐塑造世界觀並決定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重複、操練、長時間的紀律、實踐作為單位；這就是傳統東方「佛」與「道」的「修行」。在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表象下，蘊含著「佛」、「道」的「修行」實踐骨架與邏輯。
2025年的第八屆新加坡雙年展，主題為「pure intention」，由新加坡美術館四位策展人策劃，採取「分散」方法，逾百件作品散布於公園、老屋、購物中心、社區圖書館等五個地理群集，將殖民地標與日常空間轉化為靜觀場所。需要指出的是：「pure intention」在佛教脈絡中對應的是意業／發心（cetanā），新加坡雙年展的操作，是把佛教的「戒」從制度性的持守，轉譯為城市空間中的行止—觀眾在商場與公園之間的移動本身成為「行」。這是律的世俗化重演，且是在一個高度治理化的城市國家中進行的。它將律宗思路轉化為空間中的行為框架。
從日本到新加坡，這三個案例的共通點並非「引用了東方思想」，而是把東方思想當成操作協定（Protocol）而非主題（theme）。光州：以「水」作為策展的動力學模型—柔弱勝剛強，是一種抗爭的時間性。日本：以「禪」作為創作的操作程序—無心，即消除作者意圖的隨機化。新加坡：以「意／戒」作為觀眾的行為框架—分散、走動、日常中的持守。也因此，東方思想在當代藝術中的真正價值在於：建構一個作為實踐準則的操作協定。相較於此，臺灣多數「東方美學展」依據西方白盒子的操作協定來展示東方。展品是東方的，但整體作業系統卻是西方的。
臺灣的獨特「東方」
什麼可能是臺灣在藝術與美學實踐上獨特的「東方思想」操作協定？相較於日、韓豐富的思想文本，臺灣的獨特資產或許是仍在運作、具動員力的常民信仰儀式基礎設施。光州有民主抗爭的記憶，日本有戰後前衛的斷裂，新加坡有國家治理術；而臺灣擁有的是全世界最高密度的活體儀式系統。這套系統至今幾乎未被當成策展協定來使用。
例如，遶境／進香映射了分散式無中心的空間演算法。數十萬人參與、無總指揮、路線由神轎「行轎」當場決定、資源由沿途香客自發挹注。這在結構上是一個 stigmergy（共識主動性）系統—螞蟻演算法的社會版本。作為策展模型，它同時解決雙年展的兩大結構病：中央集權的策展權威，以及對資本的單向依賴。一個以路徑而非場館為單位、以隨機化決定行程、由沿線社群供養的雙年展，其組織形式本身即是一個論證。
建醮：週期性的空間再編碼。三年一醮、五年一醮，一個城鎮的空間在數日內被燈篙、五營、醮壇完全重新標記，隨後歸零。這是一種時間性策展，建醮讓雙年展的週期問題（為何是兩年一次？）有了答案：醮與醮之間是齋戒與準備，其本身就是內容。
普渡：制度化的他者款待。普渡的對象是無主孤魂—沒有社群歸屬的他者。這是一個現成的、非西方的「款待」（hospitality）倫理裝置，且具備完整的可執行性：有科儀、有物質、有時間、有經費機制。在移工、難民乃至AI主體性的當代議題上，它比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款待」更具操作性，因為它不停留在概念層，而能自行生成「SOP」。
乩童／扶乩：作者性的讓渡機制。乩身不是作者，而是通道；權威來自讓渡而非佔有。讓渡與「福魯克薩斯」的機遇操作與生成式 AI 的作者性問題直接同構。而臺灣恰是長期實踐「以讓渡作者性來取得權威」這套社會技術的文明，相較於西方藝術體制因 AI 的作者性問題陷入焦慮，乩身（讓渡）則轉換了「後 AI 時代的作者性」這一命題的可能性。
爐主：策展權的輪替分配。誰負責今年的祭典，由擲筊（隨機化）決定。這是一套現成的反專業壟斷制度，且已運作數百年而未崩潰。
儘管，臺灣的常民信仰儀式固然是一整套獨特的東方文化操作協定，然則，仍必須探討其在藝術及美學機制操作上的挑戰與困難。先是：「判準」，科儀的有效性判準是「靈」（超自然的實質作用），而非美或意義。二者之間的映射是必然的挑戰，若僅以抽取形式把儀式抽成素材—其無異於東方主義的自我施加版本，而非全新的操作協定。其次是「社群」，在地信仰社群與當代藝術社群在結構上不相容。並且雙年展的時間構造（一次性、外來策展人）與建醮的時間構造（世代、在地），並非單純地「溝通」所能夠彌合的。第三是「歷史」，光州的歷史建構在1980年的鮮血上，從而道家的「柔弱」不是輕飄的美學命題，而是沉甸甸的深刻。因此，臺灣常民信仰架構，必須將「王爺信仰與瘟疫史」、「白色恐怖時期宮廟作為地方唯一合法集會空間」乃至於「漢人拓墾與原住民衝突的記憶（有應公、義民爺）」作為此類美學策略實踐的深層歷史因由。「協定」不是冷冰冰的演算法，而是「帶有歷史傷痕與肉身記憶的社會技術」（Sociotechnical System）。
調校：組裝作為臺灣文化基底與後 AI 的價值理論—珍奶、芒果與晶圓
如果說，常民信仰架構是臺灣獨有的「東方」操作協定，那麼，建立在此架構上的技術與物質實踐，或許可以從鳳梨酥、珍奶，乃至於芒果、蓮霧、鳳梨與晶圓等臺灣「名物」上進行探索與思考。
鳳梨酥來自於日治時期的和菓子與西式酥皮以及鳳梨與冬瓜。石頭火鍋則結合了火鍋、日式鐵板、韓式烤肉以及源自於印尼／馬來的「沙嗲」，轉成潮汕沙茶，最後成為臺灣沙茶醬。珍珠奶茶則是英式奶茶（殖民）＋粉圓（閩南、番薯粉）＋製冰（日治工業技術）＋封膜機（在地機械）＋粗吸管。而芒果於荷蘭時期引入（檨仔），愛文於1954年經農復會自美引進，臺南玉井成為產地；蓮霧自爪哇引入，屏東黑珍珠依靠逼水（斷水逆境栽培）與海邊鹽分地而成立；鳳梨原產中南美，經日治罐頭產業成為出口支柱，再經育種成為金鑽（台農17號）。即使是高科技的晶圓產業，機台來自荷蘭的艾司摩爾（ASML），設計來自美國、溶劑來自日本，但先進製程只在臺灣。
這些深具獨特臺灣技術的「名物」，事實上共享了同一種性質：調校，所有的「名物」都包含了一個規格導向的調校工程實踐。臺灣的技術代表性從不建立在起源的創造上，而建立在改良（調校）的開創上。它總是：先設定目標，再以可取得的材料與技術逐步逼近並實踐規格的再翻轉。從這個視角上看臺灣的藝術實踐歷史，中國的水墨與西方的抽象，唯有在臺灣方能構成「五月」與「東方」乃至於各種組裝的新水墨探索（包含純粹的演算法構成）與新抽象的再詮釋。更有甚者，「調校」事實上即是重複、操練、長時間的紀律、實踐作為單位的修行實踐。
相較於霍米．巴巴（Homi Bhabha）以不同文化在交會與碰撞中揉合出全新認同的「混雜性」（Hybridity）概念（註），其具有作為殖民接觸副產品的被動性質，並且，其政治性在於擾亂了純粹性。它的提問是「這揭露了什麼權力關係？」。臺灣的組裝與調校則是主動的、工程性的、以效能為判準的。二者在本體論上存在著鮮明的差異，「混雜性」仍預設「純粹」作為背景（否則「混雜」無意義）；組裝與調校則根本不預設純粹。組裝的世界裡沒有原型，只有版本。因此臺灣的文化操作是一種「適應度驅動的重組」（fitness-driven recombination）—不是折衷，不是黑格爾式的綜合，而是選拔。它與演化演算法、與機器學習的訓練過程在形式上同構：可取得材料庫 → 重組 → 在地條件下的適應度測試 → 保留、迭代。在此框架下，感知主權（Perceptual Sovereignty）不再是封閉地拒絕演算法推薦，而是在演算法與生成洪流中，保有一套異質且精確的「選拔判準」。
後AI的藝術體制
西方現代藝術體制建立在三個假設上：作者是意義的來源；原創性等於無前例；真品性來自起源的可追溯。而生成式AI同時宣告了這三者的歷史終結。當前西方藝術體制的反應是防衛性的：版權訴訟、AI標示制度、human-made認證。這是以起源本體論去對抗一個沒有起源的技術，但這場戰役終將徒勞，因為它以已被擊碎的地基作為武器。臺灣的文化基底提供了另一個樣本：一個從不以起源作為價值來源的文明。鳳梨酥裡大部分不是鳳梨，卻是臺灣的代表—在公理式（axiomatic）的起源本體論中是醜聞，但在組裝（生成式）本體論中卻是成就。珍珠奶茶不「屬於」任何人，卻無疑是臺灣的。也因此，價值不在起源，在調校（calibration）。亦即：作品價值 ≈ 選擇的精確度 × 組合的非顯然性×對在地條件的適應度×可傳播性。
材料從而重新定義為「可取得的既有物」—包含模型、資料集、他人作品、既有形式。而「技術」則從「手藝」重新改寫為「選拔與調校」。這個改寫使臺灣的技術創造框架得以直接適用於AI生成物的評價。此外，它與感知主權的概念直接接軌：在AI時代，感知主權的內容不是「拒絕演算法推薦」（那既不可能亦無必要），而是保有選拔的判準。臺灣的各個「名物」的培育、調校史，給予了新時代感知主權的可參照版本。
儘管如此，「組裝」存在著認知與操作上的陷阱，亦即，陷入淺薄的「什麼都能融合」以及忽略了組裝史同時也是一部依附史。重組是在結構性依附條件下不得不發展出來的生存技術。恰是以「重組」、「調校」面對「逆境」及「歷史暴力」的能力，彰顯了臺灣文化的獨特韌性價值。佛教的「緣起」與老子的「柔弱」在此相遇：無自性不是虛弱，是可嫁接性；柔弱不是退讓，是不被單一規格所折斷。
結語
從本體論的「生成」、社會技術的「協定」，到物質實踐的「調校」，臺灣的文化特徵揭示了一套擺脫西方公理式範式的關係哲學。珍奶、晶圓與中觀空性，實為同一套形上學在不同尺度上的展現。「亞洲作為方法」不應僅是政治位置的替換，而應是另類運算模型（Alternative Computational Model）的提出。在AI盛行與生態危機交織的當代，這套基於關係、協定與調校的臺灣式「東方」經驗，將有可能為全球當代藝術實踐提供一套具備深厚本體論地基與實踐操作力的普世範式。
註 巴巴認為，歷史上原本就不存在完全「純粹」或「本真」的單一文化。當殖民者、移民或不同族群接觸時，文化從來不是單向的同化，而是互相交織。其提出第三空間（Third Space）的概念用以描述：文化意義和認同進行「協商」的流動場域。在這個空間裡，人們處在兩種或多種文化的交界處（不完全屬於原鄉，也不完全屬於主流），進而創造出全新的文化形式。於此開啟了顛覆與抵抗（Subversion）：被殖民者或弱勢者在接收外來或統治文化時，會透過「混雜」與「模仿」，讓權威符號變質、扭轉，從而削弱統治者的絕對優越感與控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