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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鋒專欄】轉型正義的「後」劇場

【吳思鋒專欄】轉型正義的「後」劇場

【Column by Wu Sih-Fong】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Post” Theater

當我們談論以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為主題、意旨的劇場作品時,實際上倒不如說是在談論「後到者」如何觀看那段幽微、複雜、非僅本土因素的歷史,並且將之(通常是某個局部)通過劇場賦予當下詮釋的記憶再生工場。我想有這種感覺的人一定不只我一個,這段白色的台灣史重建,在新一波的共同體建構階段逐漸被抹除了汙濁的雜質,無菌且潔亮。終戰取代了光復,中華民國台灣取代了九二共識,話語的政治與台灣的分裂主體形成新的矛盾。

近二十年前,因偶然間從書店架上抽出藍博洲《消失於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始對二二八、白色恐怖遲緩地產生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的接觸。坦白說,彼時之所以閱讀,對文學作家的興趣遠大於歷史,也是因為在歷史認知上的匱乏,該書給我的震撼遠大於預期。

當時,我曾踏入一個由民間團體主辦,意在追索二二八事件元凶的座談會,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要追討「加害者」。不知道是我自覺和那個場合之間既(初萌生的)熱情又疏離的關係使然,抑或真確如此,依在場的年齡層,我幾乎是唯一的「年輕人」。大家有意無意投過來的視線,抱持著巨大的善意,以及寄予被同理的期待。不知道該說什麼的我,最後在散場時走到前台,用五個月分期,買下該團體所有出版品(當日優惠)。前台的大姐和在場者一樣,回報以熱切的眼神和語氣。

從回看劇場中的「白色」熱潮啟動這篇寫作,卻讓我對很多已經、正在發生的物事感到陌生了起來,當我們談論以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為主題、意旨的劇場作品時,實際上倒不如說是在談論「後到者」如何觀看那段幽微、複雜、非僅本土因素的歷史,並且將之(通常是某個局部)通過劇場賦予當下詮釋的記憶再生工場。尤其在可預見的未來,白色恐怖的記憶工程將全數由非受難者延續詮釋,今天的後到者將變成明天的先移者。我們的「當下」,其實不是此時此刻,如果把這兩個字分拆,回溯各自辭義再重組,其中一個意思會是「面對自己的底部」。

「底部」的面目不可能一目了然,否則也無需「面對」。但在閱讀「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我想有這種感覺的人一定不只我一個,這段白色的台灣史重建,在新一波的共同體建構階段逐漸被抹除了汙濁的雜質,無菌且潔亮。終戰取代了光復,中華民國台灣取代了九二共識,話語的政治與台灣的分裂主體形成新的矛盾。

國立中正紀念堂正面牌樓,原題字為「大中至正」,於2007年12月7日更名為「自由廣場」。(攝影/陳飛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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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國家之外:轉型正義的限制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明訂「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也就是從二戰結束到金馬解除戰地政務做為「威權」的時間段,同時為了建構其正當性,也就必須預設在此之後,台灣進入民主時期。這是一套由「政體—國家—人民」所形成的民主社會身體想像。不過專研台灣近現代史的曾健民醫師早就提醒我們,自1945年8月15日至翌年一月,在日本投降、撤出,以及國民政府全面接收體制之間的一百餘日的台灣,譬如社會團體、報紙雜誌等,皆蓬勃生發,呈現民間活潑而豐富的社會力,這一組「人民—國家—政體」的歷史解釋,顯然比前者更「多元」,卻在條例的規範性意涵中被壓抑下去。

綠島人權園區內遺留的戒嚴時代精神標語。(攝影/陳飛豪)

另一個越讀越不解的疑惑是,為什麼轉型正義絕大部分發生在曾為西方殖民地的亞非拉國家?

而這些推行轉型正義機制的亞非拉國家,如果皆曾經歷不同層次的極權、獨裁統治,回到歷史的向度,西方的第一世界國家如何與之脫鉤?正如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所著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第一卷首章〈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闡述道:「自1980年代開始,全世界大約有八十個國家陸續從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政體。人類史上第一次有這麼多國家,在大約相同的時間歷經民主轉型,眾多的國家也紛紛面臨處置威權遺緒的問題,這使得轉型正義工程成為世界性的現象。」(頁29)可是衡諸全文,作者唯一沒有繼續追問的問題就是「轉型正義工程為何成為世界性的現象?」

在這個問題上,和台灣的白色劇場老是略過美國一樣(即使白色恐怖與美蘇為首的冷戰因素脫離不了干係,已是不爭的事實),譬如《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第一卷第二章提到了韓國與東帝汶的例子,前者在處理一宗韓戰期間美軍屠殺韓人民的案件時,雖然建議其中幾件的受害者透過政府向美國求償,「但絕大部分的一百三十案被認定為應放棄求償權力,也不會起訴相關人員,被外界批評為是親美的李明博政府不願與美方對立的結果。」(頁87)東帝汶的部分,書中則歸咎於印尼政府對於蘇哈托政權的粉飾,但美國解密的使館文件已自我揭露,蘇哈托在60年代中期得以登上舞台,得益於美國當時大力支持,將支援蘇哈托視為冷戰反共陣線的一份子。

我的意思並不是支持蘇哈托暴行(坦白說,光寫下這幾行,我就渾身不自在),我們的悲哀不在於沒有正義之心,而是我們總在一個巨大、複雜的歷史記憶與政治現實交互纏繞的壓抑之中,不自覺地遺忘了更大的暴力,進而以劇場之名。

2018年,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標誌不義——不義遺址視覺標誌與紀念物示範設計展」展場作品照。溫淨淳《日日》以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結合影像裝置的效果,重構與思考影像中的不義遺址。(攝影/陳飛豪)

轉型正義之外:新自由的塑造

關於美國因素,不是最近,早在2008年,羅立佳的論文便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背景。美國和平組織在1995年出版三大卷《轉型正義:新興民主如何面對先前的政權》(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轉型正義」這個新興詞彙開始風行世界,而其起源背景與杭亭頓當時主張的「第三波民主」不謀而合,都在舖述一個共產政權之後的民主世界圖像。換句話說,轉型正義便為推動全球民主工程的政治技術之一,其圖像如作者於該論文翻譯《轉型正義》導論的一段話:

「當共產世界在1980年代末期崩塌,隨之開啟後冷戰時期時,新興民主國家,有些有著震盪的民主歷史,其他則僅由暴君統治,少數則享受著新民族的許諾,這些國家看著不同的民主,尤其是美國,以尋求民主機制和民主公民複雜基礎的創造,幫助他們跨越無法避免的惡水。他們問著:我們如何能以最佳方式啟發我們人民的民主習慣並建立司法制度,以推進及保護我們的新自由?」

當然,在這個圖像,西方仍然做為典範。甚至,相對「内向」的轉型正義已然取代了後殖民,成為更具傳播力的「常識」。

但「新自由」究竟是什麼?當我們把轉型正義、國安五法的修訂、人權藝術生活節馬祖國際藝術島這些都在這幾年發生的政治、文化事件擺在一起的時候,文化與政治之間變得十分矛盾。我們一面高唱民主價值,好像一切都可以暢所欲言;政府一面修訂國安五法,把主權的地理邊界設定得更清楚,同時也把「敵人」描繪得更清楚,製造人民的恐懼;我們一面邀請各國使節登上離島,用藝術宣揚後解嚴的離島之美,一面宣布延長兵役、動輒散佈戰爭即將來臨的訊息。我們用文化藝術歌頌正義的轉型、製造感動,卻很少想像轉型中的不正義、從「多數」的共感中被排除的不共感,甚至未來的不正義。

在解嚴以後成長的我這一代,還來不及意識,已經被圈入新自由主義的時間地界。原來我不是學運世代、消費世代、崩世代、不是數位世代,一直就是「新自由的一代」。

《轉型正義:新興民主如何面對先前的政權》(Transitional Justice: How Emerging Democracies Reckon with Former Regimes)三冊書封(© 2023 Blue Whale Books, ABAA. All rights reserved. Site Map | Site by Bibliopolis
吳思鋒( 14篇 )

普通讀者。不專業寫作者及編輯。小劇場工作者。現居東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