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兩年前，一場針對台灣跨國移工處境的採訪過後，我與受訪者閒聊了一會兒。彼時，是我開始產生「文化勞動者」認同的時期，同時因《典藏．今藝術》邀稿，也寫了幾篇關於藝文產業勞動場景的採訪文章，勞工認同尤愈悍。那晚，拉雜的談話結束，那位勞工運動的前輩傳給我一篇文章，名為〈文化工業下的零工〉，一看文章，不得了！這篇文章首發表年分，是1990年6月16日的《首都日報》，文章從自由供稿者對於《聯合報》的杯葛，論及在傳播媒體中論件計酬的「自由供稿者」在利益落差下，難以進行大規模的組織，對於「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媒體出資者）及生產過程的管理者（編輯、社長）進行集體談判或全力議價。」（1991年收錄於唐山出版的「戰爭機器叢刊」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中） 唐山書店出版的「戰爭機器叢刊」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書封。（本刊資料室）距今1/5世紀前，來自台灣知識分子的感慨，「結果，20年後，被吃進去的人更多啊～～～」工運前輩隨文丟來這段話，我無奈著文化外包工作者距離組工會之遙，她感嘆回道：「還能怎麼壓榨呢？」「改天有機會來請益組織工會的事好了，看看是文化外包工還是家事服務工比較快（組成工會）…&h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