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牧民專欄】藝文牧民之序

約莫兩年前，一場針對台灣跨國移工處境的採訪過後，我與受訪者閒聊了一會兒。彼時，是我開始產生「文化勞動者」認同的時期，同時因《典藏．今藝術》邀稿，也寫了幾篇關於藝文產業勞動場景的採訪文章，勞工認同尤愈悍。那晚，拉雜的談話結束，那位勞工運動的前輩傳給我一篇文章，名為〈文化工業下的零工〉，一看文章，不得了！這篇文章首發表年分，是1990年6月16日的《首都日報》，文章從自由供稿者對於《聯合報》的杯葛，論及在傳播媒體中論件計酬的「自由供稿者」在利益落差下，難以進行大規模的組織，對於「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媒體出資者）及生產過程的管理者（編輯、社長）進行集體談判或全力議價。」（1991年收錄於唐山出版的「戰爭機器叢刊」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中）

距今1/5世紀前，來自台灣知識分子的感慨，「結果，20年後，被吃進去的人更多啊～～～」工運前輩隨文丟來這段話，我無奈著文化外包工作者距離組工會之遙，她感嘆回道：「還能怎麼壓榨呢？」「改天有機會來請益組織工會的事好了，看看是文化外包工還是家事服務工比較快（組成工會）……」那個晚上的對話，就大致停留在兩廂對視乾笑的窘境裡，一邊是女性家事服務移工，一邊是文字外包工；我那時大概也沒料想到，有朝一日，我將會在藝術媒體專欄中，從這兩造看似毫不相關的勞工身分與勞動處境的困境落筆，開啟「藝文牧民」的試談。

回溯那個年頭，媒體抗爭的核心，是在政黨干預、媒體自由與公共化的社會局勢下，釀造出媒體人的集體意識，卻有幸留下此篇文稿，鑽入非勞雇關係的各種文化生產者與生產體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今，對立面看似含糊不清、難以指認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裡，「自由接案者」（這該死的命名邏輯）以「自我選擇」進入「自我剝削」的處境，若要攀附以勞資關係、剩餘價值或勞動異化等左派論述，幾乎無法產生有效的施力點；要說是「自雇者」，則混雜著大量的變相雇傭關係（以業務合約掩蓋雇傭關係），完全穩紮於法理之上；又或如從2004年的《勞動派遣法草案》出爐至今，傳統工運組織對於設立《派遣法》等於將派遣合法化的爭持，至今22年過去，派遣工、臨時工卻已經占據台灣80萬以上的勞動人口。

換言之，如前文所提，1990年代「文化工業下的零工」指稱的「自由供稿者」，而今已成為經濟管理學人口中「零工經濟」時代的「斜槓青年」；彼時的經濟榮景消磨殆盡，我們是連「涓滴效應」都沒機會妄想的一代。台灣文化產業的勞動者尤其，毋寧稱為「零頭經濟」時代底下的倖存者——眾人在多重領域間，身上扛著百態的勞動合約（派遣人員、勞務委任、專案約聘、臨時約僱、臨時雇工、暫僱人員），手上趕工的卻是可能連合約都沒簽的項目：一篇3,000元稿酬的文章（就如同你正在閱讀的此篇，但絕非我遇過藝文媒體中的最低薪），或者從無償撰稿到一字2元之間的採訪專文（若是前者，生產過程的管理者會跟你說：你可以賺點擊率；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則轉頭把大筆成本投注在與原生內容無關的部門）。

相較於自由接案者或自僱者，我反倒更傾向將這群人（包含我自己）比擬為游牧經濟中的牧民：這些專業化、流動的經濟個體，絕非沒有地盤概念，同時也無法脫離如農耕經濟的固定單位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這其實是一種擴大分工創造了某種條件，始得以誕生的經濟型態。

但，分工的「條件」，絕對是動態的。我想起過去曾擔任台北電影節外部編輯，在某次與影展圈前輩飲酒閒聊時，詫異地得知多年前的編輯竟是影展正式編制人員，手冊與專刊內容也由編制人員撰稿。我當下感慨不已，久後轉念一想，當年怕是為了讓節目籌備組專注於選片規劃，而將周邊生產發包給熟識專業者經手，因而促成日後職務的轉變，也為影展紙本刊物帶來具專業性的編輯內容。但，也就在我因為外包身分與體制彼此消耗、經驗無法承繫而不再接手影展刊物編輯後，沒再多幾年，台北電影節的編輯工作又轉回節目組成員身上，緣由或為影展內部重將刊物視為重要的傳遞媒介，由編制成員主責更能精準表述選片策畫的觀點；此外，這個轉變也同時反映了另一層外部條件，台灣觀影從過往藉影展親見國外經典，逐漸轉而期待策展作為知識生產的管道之一。（本段的「編制人員」，並非全指正式編制的正職人員，而是包含專案約聘的短期勞工，業界謔稱「影展候鳥」，緣由待日後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