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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牧民專欄】藝文牧民之序

【藝文牧民專欄】藝文牧民之序

約莫兩年前,一場針對台灣跨國移工處境的採訪過後,我與受訪者閒聊了一會兒。彼時,是我開始產生「文化勞動者」認同的…
約莫兩年前,一場針對台灣跨國移工處境的採訪過後,我與受訪者閒聊了一會兒。彼時,是我開始產生「文化勞動者」認同的時期,同時因《典藏.今藝術》邀稿,也寫了幾篇關於藝文產業勞動場景的採訪文章,勞工認同尤愈悍。那晚,拉雜的談話結束,那位勞工運動的前輩傳給我一篇文章,名為〈文化工業下的零工〉,一看文章,不得了!這篇文章首發表年分,是1990年6月16日的《首都日報》,文章從自由供稿者對於《聯合報》的杯葛,論及在傳播媒體中論件計酬的「自由供稿者」在利益落差下,難以進行大規模的組織,對於「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媒體出資者)及生產過程的管理者(編輯、社長)進行集體談判或全力議價。」(1991年收錄於唐山出版的「戰爭機器叢刊」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中)
唐山書店出版的「戰爭機器叢刊」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書封。(本刊資料室)
距今1/5世紀前,來自台灣知識分子的感慨,「結果,20年後,被吃進去的人更多啊~~~」工運前輩隨文丟來這段話,我無奈著文化外包工作者距離組工會之遙,她感嘆回道:「還能怎麼壓榨呢?」「改天有機會來請益組織工會的事好了,看看是文化外包工還是家事服務工比較快(組成工會)……」那個晚上的對話,就大致停留在兩廂對視乾笑的窘境裡,一邊是女性家事服務移工,一邊是文字外包工;我那時大概也沒料想到,有朝一日,我將會在藝術媒體專欄中,從這兩造看似毫不相關的勞工身分與勞動處境的困境落筆,開啟「藝文牧民」的試談。
回溯那個年頭,媒體抗爭的核心,是在政黨干預、媒體自由與公共化的社會局勢下,釀造出媒體人的集體意識,卻有幸留下此篇文稿,鑽入非勞雇關係的各種文化生產者與生產體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今,對立面看似含糊不清、難以指認的新自由主義時代裡,「自由接案者」(這該死的命名邏輯)以「自我選擇」進入「自我剝削」的處境,若要攀附以勞資關係、剩餘價值或勞動異化等左派論述,幾乎無法產生有效的施力點;要說是「自雇者」,則混雜著大量的變相雇傭關係(以業務合約掩蓋雇傭關係),完全穩紮於法理之上;又或如從2004年的《勞動派遣法草案》出爐至今,傳統工運組織對於設立《派遣法》等於將派遣合法化的爭持,至今22年過去,派遣工、臨時工卻已經占據台灣80萬以上的勞動人口。
〈文化工業下的零工〉一文,收錄於唐山書店出版的「戰爭機器叢刊」之《台灣的新反對運動》。(來源: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IsleMargin/alter_native/robocop.htm)
換言之,如前文所提,1990年代「文化工業下的零工」指稱的「自由供稿者」,而今已成為經濟管理學人口中「零工經濟」時代的「斜槓青年」;彼時的經濟榮景消磨殆盡,我們是連「涓滴效應」都沒機會妄想的一代。台灣文化產業的勞動者尤其,毋寧稱為「零頭經濟」時代底下的倖存者——眾人在多重領域間,身上扛著百態的勞動合約(派遣人員、勞務委任、專案約聘、臨時約僱、臨時雇工、暫僱人員),手上趕工的卻是可能連合約都沒簽的項目:一篇3,000元稿酬的文章(就如同你正在閱讀的此篇,但絕非我遇過藝文媒體中的最低薪),或者從無償撰稿到一字2元之間的採訪專文(若是前者,生產過程的管理者會跟你說:你可以賺點擊率;生產工具的擁有者,則轉頭把大筆成本投注在與原生內容無關的部門)。
相較於自由接案者或自僱者,我反倒更傾向將這群人(包含我自己)比擬為游牧經濟中的牧民:這些專業化、流動的經濟個體,絕非沒有地盤概念,同時也無法脫離如農耕經濟的固定單位的存在,更重要的是,這其實是一種擴大分工創造了某種條件,始得以誕生的經濟型態。
但,分工的「條件」,絕對是動態的。我想起過去曾擔任台北電影節外部編輯,在某次與影展圈前輩飲酒閒聊時,詫異地得知多年前的編輯竟是影展正式編制人員,手冊與專刊內容也由編制人員撰稿。我當下感慨不已,久後轉念一想,當年怕是為了讓節目籌備組專注於選片規劃,而將周邊生產發包給熟識專業者經手,因而促成日後職務的轉變,也為影展紙本刊物帶來具專業性的編輯內容。但,也就在我因為外包身分與體制彼此消耗、經驗無法承繫而不再接手影展刊物編輯後,沒再多幾年,台北電影節的編輯工作又轉回節目組成員身上,緣由或為影展內部重將刊物視為重要的傳遞媒介,由編制成員主責更能精準表述選片策畫的觀點;此外,這個轉變也同時反映了另一層外部條件,台灣觀影從過往藉影展親見國外經典,逐漸轉而期待策展作為知識生產的管道之一。(本段的「編制人員」,並非全指正式編制的正職人員,而是包含專案約聘的短期勞工,業界謔稱「影展候鳥」,緣由待日後詳述)
《典藏.今藝術》2015年10月號277期專題「集體過勞的藝術世代」(策畫/林怡秀)。
然而,藝文牧民能否形成一支游牧民族,具有汰換荒地、生態養地、開拓新地,以及和固定單位交換剩餘利益的談判條件,則是另一層問題。坦白地說,從那晚與工運前輩的對談後,我始終沒有真正動員出什麼工會組織,至今兩年過去,連偶爾的集結與討論,也算是以失敗告終。但那能怎麼辦呢?
就繼續寫吧。真要算起歷史來,台灣1960年代隨著工業化開始的服務業,也是直到30年後的1990年代,才生成「粉領勞工」的身分集結。就繼續寫吧,寫下我已屆七年的藝文牧民人生中,遇見的人們與他們經驗中的血肉,那些選擇與被選擇處境下的自由意志,以及與之對抗或交換的究竟為何。是為「藝文牧民」之序。
陳韋臻( 2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