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0月。理應是寒冬的季節,暖又回來。我刻意放緩速度,卻依然喘吁地一步步踏上小山坡的石製階梯,坡頂是劇場女孩家。我想起,女孩說過,幾回她一整天排完戲,深夜返回山坡腳往上步行,最後一段階梯「真的是用四肢爬回家的」。 「妳有想過,幾年後會離開台北劇場圈,到山上或農村生活嗎?」 我們平行坐在圍牆上,我側向女孩問。女孩身影融在山景裡。在我的二元邏輯裡,創造力豐沛的她彷彿命帶田野,有一種屬於創造者的應許之地,在他方存在。 「我就算離開台北,也不會到山裡或農村吧。我無法全然地那樣生活。而且,我不想離開劇場。」 雨後出沒的蝸牛。(本刊資料室)我以為,女孩是喜愛自然野生,才在藝術學院畢業後搬到這處。都市難見的小山,距離捷運步行不過十分鐘,擁有傳說般的地名。許多地方住戶在曾經遷村的威脅後留下,也租住有許多劇場人、音樂人、藝術家。 我第一次真的踏上這座土丘,就是來參與一場藝術行動。來自他鄉的藝術家在山裡帶著許多年輕人灑種、覆土、澆灌,小麥籽與社區園藝無序交錯,周遭的貓們親暱環繞在旁。可想而知,不出個把月,一整水桶的籽也就成了貓大麻吧。「這裡還住著一個印度人。」那時候,藝術家群彷彿老鄰居一樣說道。曾經也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