Ｋ：「當我得知戰爭攻打到基輔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泡了個澡。我在浴缸裡坐了半小時，無法描述當時內心的感受。但我知道普丁的俄國，此刻已走到盡頭。」
Ｄ：「糟透了。這是我這一生最糟的一天。普丁毀了我的國家。現在可能還有很多人站在他那邊。我跟我老婆一邊喝著紅酒，討論移民的事。」
K是烏克蘭籍記者，D是俄籍藝術家。
兩人在現實生活中是完全的陌生人，卻在烏俄戰爭開打的第一年，每週固定在《洛杉磯時報》專欄，開啟了隔空的對話，以小人物之姿，坦露因這場戰爭而天翻地覆的日常生活。
兩人這場為期一年的漫長對話，起於德籍繪本作家諾拉・克魯格（Nora Krug）的邀請。2022年，戰爭伊始，住在紐約長達23年的諾拉，意識到這場戰爭攸關整個歐洲的自由與民主，「我覺得我必須做些什麼，」她接受《小典藏》專訪時說。
她解釋，「我們從報章雜誌讀到的，往往著重在軍事情勢發展，而不是戰爭如何影響每一個人。」
她聯繫身邊的俄國、烏克蘭朋友，問他們對烏俄戰爭的感受，「他們的回答都非常動人，我想，這些個人經歷，也許會引起讀者的興趣。」
於是她向美國的數家報社提案，最後《洛杉磯時報》的編輯點頭答應，由諾拉繪製插畫，每週連載，刊出K與D的信件回覆，經過兩人同意，稿費全數捐給烏克蘭相關機構。
戰爭一直是諾拉創作的核心主題，2018年她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與自身家族歷史，創作《家鄉：一本德國家庭相簿（Heimat: Ein deutsches Familenalbum）》；2021年則受歷史學家提摩西・史奈德（Timothy Snyder）邀請，為其所著《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繪製插圖，並一舉入選當年《紐約時報》最佳圖像小說與「2022德國最美麗的書籍」。
2023年《戰爭日記：烏克蘭與俄國的兩種觀點（暫譯）（Diaries of War: Two Visual Accounts from Ukraine and Russia）》，在烏俄戰爭屆滿一週年完工，如今已於英美、德國、義大利、法國、巴西、西班牙與韓國出版，並入選「2024德國最美麗的書籍」等獎項。
如今這場戰爭已邁入第3年，諾拉在柏林接受《小典藏》專訪，談繪製這本書的心路歷程：
Q：為何選擇K與D作為主角？兩人本來就是妳的朋友？
諾拉：其實我跟他們都不熟，甚至從未見過面。K多年前採訪過我，我知道她會去前線報導，我對她的經歷很好奇，許多她告訴我的事，都很值得讓讀者知道。而D這個選擇，則較為隨意。
K是記者，所以對政治議題很有興趣，每天冒著生命危險在前線報導；而D是一位藝術家，這讓他能以某種方式保持更遠的觀察視角。
Q：這本書為期一年。曾經有過兩人不想再被訪的時候嗎？妳怎麼說服他們繼續的？
諾拉：最初的確有這個顧慮。我一直非常惦記K的安全，如果她在前線受傷或喪命呢？但這層擔憂其實跟這個計劃無關。
所以我對他們每週都能按時回覆，感到非常驚訝。通常我會在週六聯絡他們，提出問題。週一，我會把他們的回答，整理成連貫的文字，寄給他們審核。週二，我再將文字交給《洛杉磯時報》的編輯，並著手插畫草稿。有時編輯會希望做些修改，我得再寄給他們確認。
每週四凌晨三點前，我必須交出所有內容，接著週五刊登，週六我又要開始提出下一輪問題。
儘管這個行程非常緊湊，他們每週末都會準時回覆——無論是他們或我染上新冠、聖誕節，或者任何情況下，甚至K會在前線回覆郵件。這件事讓我深刻感受到，我們所有人對這個計畫的投入程度。
Q：怎麼決定當週要問的問題？
我的問題分成兩個層次。一個是比較日常的，我會問：「你上週經歷了什麼？有沒有聽到關於戰爭的談話？你周遭餐館、酒吧、咖啡廳的氣氛如何？你的朋友有什麼改變嗎？你現在的心情如何？」
另一個層次則是更存在性的問題，例如：「戰爭如何改變了你與孩子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對文化身份的感受？對你的身體有什麼影響？」
這本書的重點不是要調解雙方的差異，而是要呈現這些對比。從一開始就很明顯，D的經歷顯然比K的經歷要平淡得多。K擔心家人被殺、朋友被殺，記者同事被俄羅斯人綁架和虐待；而D則說，他的孩子因為任天堂在俄羅斯被制裁，買不到新的遊戲而感到失望。
很明顯，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但它們都是這場戰爭經驗的一部分。即使我不一定同意他們的觀點，有時甚至對某些事情感到矛盾，我仍覺得有必要記錄下他們的說法。
Q：這本書是圖像新聞（graphic journalism），這個類別非常特殊。妳發問的時候，有持特定的立場嗎？
諾拉：我的立場很明確，政治立場也非常清楚。我在書中寫了一篇序言，因為我希望讀者明白：俄羅斯的入侵是殘酷的犯罪行為。烏克蘭並沒有挑釁他們，而大多數俄羅斯人對阻止他們的領導人做得不夠。這是我希望在書一開始就建立的觀點。
但是，正如我之前說的，我希望那些聲音自己發聲。當然，我會選擇想問的問題，了解他們在想什麼、感受什麼。但我盡量不帶預設立場，因為我想知道他們真正的想法。這不是一篇評論文章，而是關於來自邊界兩側的兩個聲音。
Q：曾經有過他們不想回答的問題嗎？
諾拉：沒有，我覺得唯一要注意的是他們的匿名性。這個計劃期間，K是匿名的，而D參加某些藝術節時，我也確保不會提及活動類型。
有趣的是，雖然我先前談到記者和藝術家之間的差異，但我也覺得，他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在尋找真相。記者當然對世界保持好奇，想記錄人們的想法與正在發生的事；而藝術家也是以不同的工具和目的做著同樣的事。
某種意義上，兩者都試圖能更加理解人性，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也許正因如此，他們兩位對我提出的問題，甚至非常私密的問題，都如此開誠佈公。尤其是D，他告訴我這個過程對他幫助很大，讓他更深入思考自身與俄羅斯的關係，與對這場戰爭的看法；K甚至在這個計畫結束後，仍持續寫日記，因為她不想就此打住。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其實是我們三個人共同的努力，試著從更個人的角度去理解這場戰爭的某些面向。
Q：當時如何確定何時計劃會終止？
諾拉：計畫進行三個月之後，我開始思考：每週發表一篇系列文章的好處是，讀者可以即時追蹤兩人的生活；但缺點是，這些文章最終會被丟進回收桶。也就是說，你讀完之後，會把它丟掉，因為它只是報紙上的一篇文章。
我覺得，這些故事不應該只是某一瞬間的快照，它們可以作為對這場戰爭的記錄。那如果出版成一本書呢？
我先徵求兩人意見，他們很快同意將這些信件出版成冊。接著我向《洛杉磯時報》的編輯提議，我們持續刊登一年。
一年之後，在戰爭的第二個周年紀念期間，《洛杉磯時報》邀請我做一次後續報導。我向兩位主角進行了長篇訪談，並以整版文章刊登在報紙上，讓讀者了解在書付梓後的第二年，他們經歷了什麼。
Q：閱讀這本書時，我想到曾經讀過某些逃來德國的烏克蘭人，其實並不想上前線打仗。記者會問他們：「為什麼你不在戰場上？」
諾拉：沒錯。我想這也正是為什麼「個人的故事」對讀者而言如此重要。因為這些故事讓我們看到，每個人都有各自面對這些情況的方式。當你看到這些個別的敘述與經驗時，會明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我認為，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包括我其他的書也是如此——就是讓讀者面對這些帶著矛盾、難以直接判斷的觀點，讓這些故事像一面鏡子一樣，反射回讀者身上。讓我們也反問自己：例如，我盡力反抗川普、或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了嗎？
這也是為什麼呈現的故事不能只來自主要的加害者或英雄人物，也要包括那些介於兩者之間、在道德問題上掙扎的人。因為這些問題最終都會落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正是這些個體的聲音讓我們反思自身的作為。
Q：接下來這個問題比較私人，我在閱讀《家鄉》跟這本書時，都在想：會不會因為妳是德國人，所以會特別關注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歷史？也有人說某些德國人總覺得自己必須一輩子背負著祖先做過的事情。所以妳才會覺得，好像有某種責任，需要去做些什麼？
諾拉：確實如此。身為德國人，二戰對我有非常深的影響。我覺得我必須為我們國家和祖先曾做過的事情負起責任。我是在一種集體羞愧感中長大的。因為在學校裡，我們學了大量關於戰爭和大屠殺的內容。這件事很重要，我也希望學校繼續這麼教育孩子。
但這也意味著，當我還是青少年的時候，學校主要透過「事實」來教這段歷史，卻從未在課堂上討論過「這段歷史讓我們有什麼感受」。老師帶我們參觀集中營博物館，讓我們和倖存者談話，但在教室裡，我們從未談過這些讓我們心裡產生的情緒。我認為這是教育體系的一個重大疏忽。
而這番缺乏討論的方式，導致一種無力感和集體罪惡感——而這種情緒不幸地有時會產生反效果，比如變成防衛心理，或者覺得「我們已經談了這麼多關於戰爭的事了，應該不必再談了」。
我想，戰爭會一直是我創作的主題。我相信，這確實跟我是德國人有關。
Q：你完成這本書之後，對妳產生什麼影響？我想，妳可能對戰爭的一些想法也因此有所改變？
諾拉：透過這個計劃，我意識到自己對東歐歷史，尤其是特定東歐國家的歷史，了解得多麼侷限。許多西歐人仍然將東歐歷史簡化為蘇聯歷史，對這段歷史的複雜性缺乏認識。同時，我們一直生活在某種泡泡裡，因為我們的鄰國大多是友善的，我們沒有像俄羅斯這樣的鄰國。
但如果你的鄰國是一個大國，隨時可能對你發動攻擊，且擁有更強大的軍事力量，這會完全影響你對戰爭、世界、國家以及國家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個計畫讓我學到一些新的視角，也讓我意識到，我們不應該把民主和自由視為理所當然。即使在西歐經歷了這麼多年的和平，我們仍然必須不斷捍衛它，要意識到未來可能會出現必須捍衛民主與自由的情況。
黃文鈴 Wenling Huang( 2篇 )住在柏林、來自台灣，從小在菜市場長大，英國Cardiff 國際新聞研究所留學歸國後，輾轉圓了當體育記者的夢想。以為會當一輩子的記者，二〇二二年出了第一本非虛構報導作品《誰是外來者：在德國、臺灣之間，獨立記者的跨國越南難民探尋》後，首度嘗試寫小說，驚喜發現自己的文字有更多可能性；二〇二四年出版歷史小說《陌生之地》。身為記者、作家與書籍譯者，希望透過作品傳遞的訊息，能發揮實質的影響力，去到很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