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民的普世，普世的原民】「我聲明對原民性的渴望」 —新紅秩序（New Red Order）的「幽默」策略以及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本土」觀點逆轉

【Indigenous Universality, Universal Indigeneity】“I acknowledge my desire for indigeneity” New Red Order’s “Humorous” Strategy and The Met’s “Native” Perspective Reversal

進入紐約的藝術家空間（Artists Space），我們看見的是一個充滿塑膠掛軸，販賣生活方案的商展現場。廣告影片空拍井然有序的紐約天際，鏡頭下一步便切換到玻璃帷幕裡百無聊賴稍顯抑鬱的人們，「想要體驗更好的人生嗎？」、「想顯得更有自信？」、「擁有明晰的生活？」螢幕打出幾個相當吸引人的標語，背景搭配著人們在草地上奔跑、穿著原住民衣飾男女在海邊跳舞的場景。緊接著一位親切的大叔帶著誇張的微笑說道：「我們推出『永不定居』（Never Settle）方案，讓你掌握自己的生活！」定睛一看，螢幕一旁的大圖輸出寫著「你有想過自己如何到這個地方？有想過離開嗎？曾渴望野（蠻）一點、自由一點？今天就加入『NRO』吧！」

新紅秩序作品於藝術家空間展覽入口。（攝影／Filip Wolak，Artists Space提供）

一走進展場，幾個讓人有點不知所措卻心生嚮往的廣告，好像勾起了心中的罪惡愉悅，在都市的另一方，有著未知神秘、待人探索、似乎能逃離四處充滿危機的現代生活的解決方案，只要學習另外一種生活方式我們的未來會更美好！「新紅秩序」（New Red Order）的成員亞當．哈利爾（Adam Khalil）、查克．哈利爾（Zack Khalil，歐及布威族〔Ojibway〕）、傑克遜．波利斯（Jackson Polys，特林吉特族（Tlingit）自稱「新紅秩序」是一個公眾服務組織，並戲稱自己是報導人〔informat〕），回應著，原民藝術家參與殖民者的藝術世界裡，總是被要求提供自己族群文化的相關知識。這種關係像是歷史上報導人與人類學家權力關係的延伸，他們試圖將這樣不均衡的關係複雜化，因此他們「化身」為報導人，作為某種原民性的「代理人」，思考在美國不論是政治版圖、迷思想像、美國夢裡，原民性是如何被深切地渴望，被需要，以及被詮釋。除了成為被田野的對象，「新紅秩序」也試圖反過來探索、測量殖民者的慾望，試圖為這種鋪天蓋地而來的原民性渴望提供「仲介」與「服務」，藉以袒露生活中微妙尷尬的、難以清楚說明的殖民處境。

「某種程度上，我們好像無所不在，但同時又不被看見。」成員之一亞當苦笑道。包括澳洲、紐西蘭、加拿大、甚至是台灣都曾針對殖民過往對原住民族發表公開道歉。在澳洲、紐西蘭等國，公開活動前，主辦單位都需要發表一段土地聲明（Land Acknowledgment），認知自己所站的土地原屬的民族傳統國度，而且需要認知並尊重該文化之於土地的文化傳承、信仰與關係。公開的認知宣言縱使賦予大眾對於土地與歷史有更複雜認識與尊重，然而，追溯宣言背後的動機，其實提醒的是土地被佔領的事實。但聲明若不搭配實際的舉措，一方面也很容易成為消費的方式，甘願重複一樣的說詞，成為遺忘的儀式。

幽默

「我聲明自己對原民性的渴望」。影片裡一位白人表示。

「我們為你服務（we cover you）！」新紅秩序提供解決方案。

在美國蘇族哲學家與社運者，范恩．德羅里亞（Vine Deloria Jr.）在文章〈印地安人式的幽默〉（Indian Humor）提到部落中的幽默是一種維持社會平衡的方式，與其以指責讓他人無地自容，利用捉弄或玩笑的方式，讓對方認知問題所在，也同時能表明自身立場。在遭遇殖民者入侵的傷痛裡，幽默用來面對諸多的暴力，反應殖民統治帶來新的生活系統產生的諸多困境與難以適應的窘境。因此，幽默是測量與他人關係的方法，也是面對歷史荒謬，逐步檢視創傷，同時尋求共識的一種溝通方法（例如部族間共享的哥倫布與卡斯特將軍的笑話等等，經常成為原民運動場合或聚會熱點）。

幽默是將可能對立的雙方捲入非二元的交互關係，既是產生共感的溝通途徑，也是述說生活情境中「難以置信」荒誕的方式。紐約市徽的左右兩側便站著代表殖民者的水手與美洲原住民，兩者共同支撐著一只站立的盾牌，其設計的用意在於象徵原住民與殖民者的相互擁護與團結，「新紅秩序」也捉狹式地調度這兩者的關係，戲弄了一場白人想像式的和諧或是想像式的共榮共存。「改善紅人秩序」（Improved Order of Red Men）是1834年成立的組織，以愛國兄弟會組織為形式，成員不乏具有政治權力的知名人士，如華盛頓、傑佛遜、羅斯福等人。這個組織自稱他們的起源可追朔自1765年作為「自由之子」（Son of Liberty）的後代，「由愛國者們隱藏自己的身份在地下組織協助早期的殖民者在美國建立自由的系統」，國家領首藉由加入此兄弟會藉以彰顯統治的合法性，以「延續曾經消失的部族傳統與美麗傳說，保留部族習俗、儀式、與哲學」（註1）為原則之一，不定期地穿著原住民服飾舉辦慶典，他們以殖民者身份趨近並渴望原民性的姿態昭然若揭。

「新紅秩序」將藝術團體的事件年表與「改善紅人秩序」的自製年曆表並置成一旋渦式的時間序列，成為作品《生成器，2020—至今》。（攝影／Filip Wolak，Artists Space提供）

在展場的一側「新紅秩序」將藝術團體的事件年表與「改善紅人秩序」的自製年曆表並置成一旋渦式的時間序列。「改善紅人秩序」將哥倫布「發現」美洲的西元1492年視為年曆GSD（Great Sun of Discovery）元年。時間概念的創造也是權力的象徵，如在西方，殖民者拒絕承認被殖民者的當代性，而將被殖民者視為「前歷史的」或「落後的」的非當代，如約翰尼斯．法比安（Johannes Fabian）所言，人類學從19世紀開始就拒絕認定對非西方文明平等性的概念。因此，以GSD年曆為例，它一方面以殖民者的姿態給予時間秩序，一方面消費以及浪漫化對於原民性的想像，逕自地運用自然元素為時間命名，一月是冷月（Cold Moon）、二月是雪月（Snow Moon）、三月是暖月（Worm Moon），而218 GSD 則是波士頓傾茶事件，由「改善紅人秩序」前身「自由之子」群起抗議東印度公司以免稅的方式在北美販售茶葉，此舉讓在地商人利益受損，因此部分自由之子假扮成莫霍克印地安人（Mohawk Indians）在波士頓傾毀大量茶葉作為抗議。以荒謬的扮裝讓北美原住民被動地、被代表式地、躺著也中槍式地加入這場美國獨立運動前重要的英雄舉措，當然這一切的荒謬似乎得以笑話來看待會比較合乎邏輯。

新紅秩序作品《在家的感覺》。（攝影／Filip Wolak，Artists Space提供）

世界末日

因此，沒有主體性的被代言似乎在歷史上層出不窮。「新紅秩序」也意識了這一點因此在作品裡幽默地調度了無所不在的「被代言」狀態。在他們作品裡經常合作的演員金．弗萊徹（Jim Fletcher）也曾在劇場表演中扮演原住民，利用這個矛盾的角色，弗萊徹便在「新紅秩序」作品裡反串「進步的美國原住民代言人」，「進步」在於他有意識地自覺在表演藝術的生涯中，錯誤地代表與再現了原住民。在也加入了「新紅秩序」的服務後，他開始扮演社會中部份的自覺意識，踩在主流白人社會與美洲原住民聲音的交會點，與過去不同的是，這或許是一場能彰顯主體的主動代言，他便公開聲明自己對於原民性的渴望：「看看你四周，每個人都想要擁有這麼一點原民（indigeneity）……EDM音樂節、策展人要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主權者持續道歉但還是熱衷於維持主權者的身份……。」（註2）既然全民瘋原民，弗萊徹便邀請大家加入「新紅秩序」的服務，讓他們引導大家如何重新回返原民智慧、掌握自己的人生。

「這不是秘密，我們生活在難以安居的世代，很難對未來有所期望。我加入新紅秩序的理由是因為，老實說，我們的世界已經完了。世界末日（Apokalupsis）字源指的是知識的揭開，最近我才知道我們的世界末日雖然是獨特的，但不是唯一的！（樂觀貌）原住民們已經從他們自己的末日倖存下來，他們可以，我們也可以！」一位見證者在影片中樂觀地表示。「新紅秩序」作品的諧擬手法呈現複雜的情感投射以及近似救贖式的依存關係。除了提供3C服務，聯盟條約（contract）、隱藏（conceal）、捕捉（capture），從儀式性地盟誓建立渴望／被渴望者之間相互關係，到隱藏渴望者的身份藉以融入被渴望者的環境中，從殖民者身份暫時隱藏，以至於最終進入集體合作狀態，獲得「正確」的捕獲技術。「新紅秩序」稱之為文化捕捉（culture capture）以軟性的藝術再現、博物館收藏、紀念碑為例進行的文化挪用與詮釋。影片中主打的廣告詞「we cover you」具有提供服務、掩飾、隱藏，等多重意義，巧妙的調度了相對主流文化中對於原民性想像無孔不入的挪用。

小自日常，大至救贖，原民性成為一種虛構方案。在極度絕望的世界，全球暖化，天災頻傳，似乎現有的體制全然呈現難以運行的狀態，在危機之中大家頻頻尋找解答。因為全球危機帶來多元文化、解殖、混雜著新自由主義思維的模糊語彙，由於不少的資本投入，驅動對於原民性知識的渴求，將它視作自然資源一般地汲取，甚至包裝成各種不同的精神療程（包含娛樂、觀光祭等等）。弗萊徹在影片裡話鋒一轉嚴肅的聲明「知識不可能以速食的方法吸取，它是一輩子的事，轉變的過程，可能在生命結束後繼續的過程……歸還土地 ……歸還土地 ……歸還土地 ……。」

解殖不是隱喻

伊芙．圖克（Eve Tuck）與偉恩．楊（Wayne Yang）在〈解殖不是隱喻〉一文中提到在教育、或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裡，解殖變成一種膚淺的話術，在許多討論中，缺乏了原住民的聲音、在主權上的掙扎、或甚至完全沒有提及原民知識份子與社運份子在理論或解殖架構上的貢獻。解殖當然需要更多人的參與，但請注意，它不會是輕鬆的過程，團結是艱難的、有保留性的、不安的事情，不會輕易的和解現在的悲傷也不會終結未來的衝突。實際上，直接面對無法和解的殖民關係、正式看待不可化約的解殖計畫，將可以減少團結嘗試的挫折。因為，解殖不能輕易地成為殖民者卸責或讓殖民者的未來顯得更輕鬆的工具。因此，在「新紅秩序」作品中即便採取諧擬手法，但在段落與段落之間總會有無比沉重控訴，不時地挑動觀者的神經。

「還我土地」仲介是「新紅秩序」在展場建構的土地／房屋仲介公司，主打訴求「厭倦了住在偷竊的土地嗎？還我土地！」如此激進的交易，當然需要與「進步的」殖民者及其後代進行合作，因此，在曼哈頓黃金地段的「藝術家空間」的玻璃窗上他們張貼近期成功的交易實例。如在美國西北部波特蘭的當代藝術中心耶魯聯盟（Yale Union）將空間讓給原民藝術與文化基金會（Native Art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一方面抵抗該地區仕紳化趨勢，也用行動支持原民藝術家。新澤西的霍根夫婦（Jim and Margaret Hogan）也將曾經是保留地、卻在1970年代輾轉進入市場交易進而購買到的土地還給萊納普（Lenape）與切羅基族（Cherokee）。吉恩-路易．布爾喬亞（Jean-Louis Bourgeois，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之子）曾參與反對美國陸軍工程兵團在立岩地區蘇族原住民保留地的管道開發計畫，而在2016至2019年間曾計劃將他在西村的房子讓給萊納普族（原紐約住民），然此案目前懸置生變。

新紅秩序作品《還我土地》（2020）在展場建構的土地／房屋仲介公司，主打訴求「厭倦了住在偷竊的土地嗎？還我土地！」（攝影／Filip Wolak，Artists Space提供）

很顯然的是，「新紅秩序」反對的是沒有主體性的被代言與被代表，以及只剩下口號的解殖隱喻。那麼，除了創作上的思辨與批判外，還有其他實踐上反轉的可能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2020年首次聘任原住民策展人，由普雷佩查族（Purépecha）的派翠西亞．瑪諾奎．諾比（Patricia Marroquin Norby）擔任美國原住民藝術的策展人，試圖與原民藝術家與學者合作，將原民的聲音與經驗首要地呈現在博物館的展示與教育中，這便是大都會博物館試圖創生具有主體性再現的方式。其中，他們策劃了「在地觀點」（native persepctive）書寫，讓原民學者與藝術家為美國藝術史中有爭議的作品進行另類觀點的敘事，「新紅秩序」成員傑克遜便參與了詮釋奧古斯都．聖高登（Augustus Saint-Gaudens）的《海華沙》（Hiawatha）以及赫蒙．阿特金斯．麥克尼爾（Hermon Atkins MacNeil）的《太陽誓言》（The Sun Vow），傑克遜批判前者追隨著詩人朗費羅（Longfellow）民族誌式的錯誤，重複著為自我寓言式的國家敘事，讓海華沙處在半休息與戰敗的狀態，為了未來的安定感放下武器，進而完成國家需要的大和諧主調。而後著則呈現了一個想像虛構式的傳承，耆老帶著年輕人射箭，指向虛無的天空，然而事實上未來他們將沒有立足的土地。

以當代原住民藝術家的聲音參與，是一個重要的姿態，破除博物館式對於原住民藝術（工藝）向來習慣的帶有「史前」、「原初」的想像，而發出了今日「於此存在（we belong here）」的聲明，如派翠西亞首檔在大都會博物館推出的展覽「美洲原住民藝術：查爾斯與瓦萊麗．迪克收藏（Art of Native America: The Charles and Valerie Diker Collection）」便以當代藝術／工藝作品揭開序幕，以瑪麗．瓦特（Marie Watt，賽內卡族〔Seneca〕）的織品作品《無題—捕夢網》（2014）和喬蒂．阿尚伯（Jodi Archambault）製作洪帕帕．拉科塔與蘇族（Hunkpapa Lakota／Teton Sioux）由創作者參與帕瓦舞競賽、在2005年製作的拉科塔女性服飾為開場，不再落入無法逆轉的原初想像，宣示當代作品與工藝有當代的創作者的聲音以及傳承，具有當下的觀點，因應時代進行素材雜揉以及技術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