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英國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苦尋多年後，終於發現了通往圖坦卡門（Tutankhamun）陵墓的入口。透過牆上鑿出的小孔，他得以一瞥這座塵封千年的墓室。當旁人問他看到了什麼時，卡特僅能簡短地回答：「我看到了美妙的東西。」
此話成為後人研究、書籍與紀錄片中的經典引用，在塵封了三千年的陵墓中，卡特所見的「美好」以及身處充滿異國風情之處，那股探索神秘、挖掘未知古老文明的興奮之情，彷彿成為人們對於「考古」的浪漫想像。然而，實際的考古工作往往與此相去甚遠。
如考古學家艾瑞克．克萊茵（Eric H. Cline）所言：「第一件你必須要知道的事，就是你可能在十五分鐘內學會如何挖掘。」（註1）這一說法意味著，存於大眾印象中的「挖掘」現場，僅僅是考古工作中眾多複雜過程的一小部分。考古學涉及前期的遺址調查、現場挖掘工作，以及最關鍵的資料分析，是一門結構嚴謹的學科，並且高度依賴跨領域的協作。
現今，人們幾乎每天都能從媒體報導中得知世界各地的最新考古發現，對於「考古學」（archaeology）的理解卻往往止於表面。與此同時，偽考古學（Pseudoarchaeology，註2）和市場上不斷滋長的贗品，則緊抓著人們想觀看、擁有稀有古物的渴望心理。進一步，也牽涉到個人利益以及龐大商機背後的完整產業鏈。
例如，早在1880年，波蘭南部姆尼科卡洞穴遺址的挖掘工人為了獲得更多報酬，造假了大量舊石器時代的遺骨，只因考古學家奧索夫斯基（0ssowski）在勘驗時，會以香菸和金錢獎勵發現特別文物的工人。而中國河南省的煙澗村被稱為「中國高仿青銅器第一村」，每年則靠著大量仿製青銅器創造超過九千萬元人民幣的產值。這些造假故事雖僅是考古史上的冰山一角，卻揭示了大眾往往難以分辨何謂真正考古發現，以及專業的考古論述與偽考古學家杜撰的無稽之談間的區別。
科學技術改變考古方法：查爾斯．道森與皮爾當人
自二戰以來，考古學最重要的進步在於科學技術的革新對考古方法的影響。（註3）在科學技術尚不發達時，曾因鑑定方法缺乏而受到重大誤導的著名案例，如「皮爾當人」（Piltdown Man）事件。凸顯了早期考古學在缺乏科學技術支持時的脆弱性，也讓後人認知到科學技術在驗證與保證考古發現真實性方面的關鍵作用。
1912年，業餘考古學家兼律師查爾斯．道森（Charles Dawson）寫信給大英博物館的古生物學家亞瑟．史密斯．伍德沃德（Arthur Smith Woodward），聲稱自己在英國索塞克斯郡皮爾當村的礫石層中發現了部分類人類的頭骨，其堅固程度可與1907年在德國發現的海德堡人（H. heidelbergensis）相媲美。隨後在多次挖掘中，他們陸續找到了可追溯至更新世的類人類頭顱骨、一個類猿的下顎骨（內含兩顆磨損的臼齒）以及與這些遺骸相關的原始石器、哺乳動物化石碎片，還有一塊被稱為「板球棒｣，形狀引人注目的雕刻骨板。
當時，「放射性碳定年法」（Radiocarbon Dating）尚未發明（註4），科學家也少有機會研究原始標本，在伍德沃德的復原之下，有著人類顱骨、猿類下顎骨的「皮爾當人」被認為填補了猿與人之間演化的缺失環節，即便部分解剖學家與動物學家提出其顱骨形狀太像人類，而下顎則像猿，不可能來自同一個人。此一發現仍被廣泛接受，甚至改寫了學術界對人類演化進程的認知。
直到1953至1955年間，大英（自然歷史）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部主任肯尼斯．奧克利（Kenneth Oakley）與幾位科學家出於懷疑，針對牙齒、骨頭進行X光與氮氟含量分析（註5），才證實「皮爾當人」的確為人類頭骨與猿類下顎骨拼接而成的偽造物，從而揭露了這場誤導學術界長達40年的騙局。
2016年，《皇家學會開放科學》（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更透過DNA分析、形態分析學（Morphometric analyse）、光譜成像等20世紀早期尚無法使用的科學方法進行重新評估（註6），進而發現「皮爾當人」實際經過嚴謹偽造，其顱骨化石來自兩至三個（可能是中世紀的）人類，而猿類下顎則可能來自一隻砂勞越的紅毛猩猩，皆經過人工染色和填充礫石碎片；而當時發現的「板球棒」亦為偽造，可能是大象骨頭化石並以鋼刀雕刻而成。
這場長達數十年的騙局至今仍作為學界警示，提醒科學家不要受先入為主的觀念左右，應讓自己的發現接受最嚴謹且全面的科學審查。而道森早在1916年因病去世，此後皮爾當村未再發現更多重要的哺乳動物或人類化石。人們對他的動機依然存有疑問：是什麼促使這位成功的律師——一位擁有地質學家、考古學家與大英博物館榮譽收藏家聲譽的人——成為了偽造者？有人認為道森的動機源於渴望認可。1909年，他曾寫信給伍德沃德表示自己「一直在等待重大『發現』，但似乎永遠不會出現⋯⋯」。
層位優先於一切？藤村新一與「舊石器時代石器捏造事件」
而隨著科學鑑定技術的進步，是否就能保證考古現場發現的一切為真？2000年10月，時任東北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長的藤村新一（Shinichi Fujimura）帶領調查團在日本宮城縣築館町的「上高森遺址」展開為期11天的發掘工作。期間，藤村聲稱挖掘出約60萬年前的建築遺址、石器遺構以及70萬年前的石器，證明了日本曾存在70萬年以上的「舊石器前期」文化，此一發現也被收錄1998年後的高中日本史教材中。
自1983年起，藤村便大量發現日本舊石器時代前期與中期的重要石器，足跡遍及宮城、琦玉、北海道等地。由於每次發現的地點精確，使他獲得「石器之神」（石器の神樣）之稱。然而，隨著《每日新聞社》公開一組連續照片，揭露藤村在發掘現場的六個不同地點埋入了多個石器，不僅震驚日本大眾和考古學界，更推翻了20年間日本考古界對於前、中期舊石器時代的研究，而藤村如何在長時間內，進行大量捏造卻從未被發現則成為關鍵問題。
在〈從日本「舊石器時代石器捏造事件」看日本考古學〉中，郭素秋指出藤村新一的捏造行為「除了利用了日本社會對『古老』事物的渴望外，更巧妙地利用了日本考古學界強調『層位證據』和尊重權威的傳統。」（註7）考古定年方法有「絕對年代」、「相對年代」之分，常用的放射性碳定年法可判斷絕對年代，但適用於距今五萬年內的含碳有機物（如人骨、動物化石等）。對於石器、陶器等無機物，則需要透過層位學和類型學等方法進行交叉比對，根據相對時間，進而推斷先後關係與年代。
而日本考古學長期以來被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立基於近代考古學之父濱田耕作（Kosaku Hamada）的定義：「考古學乃根據人類的物質遺物研究人類過去的學科。」（註8）研究者主要依靠地層層位、遺構分布和遺物器型等彼此於層位中的伴生關係，對器物進行相對年代的判定。儘管器型也被用作判定依據，但當時如芹澤長介（Serizawa Choichi）等「舊石器時代前期」研究權威，堅持「層位優於器型」的原則（註9）使「層位」作為研究者間判斷發現年代的主要依據。
因此，當藤村將從繩文時代各遺址所採集的殘片埋入地層，接著以層位年代的可信性反證出土遺物年代，再加上當時日本考古前、中期舊石器時代的重要遺址、石器幾乎皆為藤村發現，同時在權威學者的間接支持之下（註10），最終藤村的「發現」便建構了一個完全錯誤，卻無人質疑的體系。
另一方面，媒體與大眾對「更古石器、文明」的期待心理，也是促成藤村不斷捏造考古發現的可能因素，藤村便曾說自己是由於「周圍期待的巨大壓力」而進行捏造。（註11）而同為考古學者的竹岡俊樹則表示，每當藤村一發掘出古物，媒體便立刻大肆報導引發廣泛關注．「如此一來，義工和捐助也可能會增加。為了維持這個體系，藤村感到有必要繼續尋找更古的石器。」（註12）此次事件雖重創日本考古史的研究進程，卻也進一步促日本考古學界引進歐美考古理論方法，開始重新審視日本考古學的方法與機制。（註13）
從欺騙到發現：聖經博物館與《死海古卷》
除了仰賴學術權威的研究，博物館、美術館，又或出自知名藏家的收藏，也常被視為確認文物真實性的重要依據。然而，即便是這些信譽卓著的機構、私人藏家，有時在缺乏專業團隊的鑑定判斷下，亦難免遭遇真偽問題。
1947年，一位貝都因牧羊人在以色列死海西北岸的庫姆蘭地區意外發現了《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其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三世紀至一世紀，由於庫姆蘭地區的乾燥氣候，這些以蒲草紙和羊皮紙寫成的古卷，得以保存近兩千年而未曾朽壞。其中，《以賽亞書卷》（The Great Isaiah Scroll ，1QIsaa）被認為是現存最古老且保存最完整的希伯來文手抄本。儘管大多數古卷只以碎片形式存在，學者們仍成功重建了約950份不同長度的手稿，成為研究希伯來聖經傳承的重要資料。
《死海古卷》的發掘工作從1947年持續到1956年。最初的七本古卷由貝都因牧羊人發現，部分曾由以色列考古學家埃利亞扎爾．蘇肯尼克（EL Sukenik）和東耶路撒冷的敘利亞東正教主教購得。1950年代，伯利恆古物商坎多（Kando）從當地貝都因人手中獲得大量古卷碎片，並將這些殘片販售至世界各地，直到19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和以色列發布新的文物貿易法才逐漸杜絕了殘片的販售。
直到2002年起，市場上卻開始陸續出現《死海古卷》殘片，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華盛頓聖經博物館（The Museum of the Bible）創辦人大衛．格林（David Green）在2009至2014年間分批購得的16片殘片，其中7片由坎多家族後代威廉．坎多（William Kando ）手中購入。由於這些殘片的來源存在爭議，學者們紛紛對其真偽提出了質疑。
2019年，聖經博物館主動委託鑑定團隊「Art Fraud Insights, LLC」進行詳細調查，在五個月間以嚴格的科學檢測，對藏品殘片進行成像和材料分析。（註14）現存的《死海古卷》真品皆由鞣製或淺鞣的羊皮紙製成，而偽造品則是使用與羊皮紙高度相似，但纖維較厚且更明顯的古代皮革（可能來自古代涼鞋）。在3D顯微鏡觀察下，可發現墨水僅覆蓋在古老皮革的礦物硬殼上，並聚集於皮革的裂縫中，更證明這些文字是後來添加。最終證實這16片《死海古卷》殘片皆為由古老皮革和新墨水製成的現代偽造品。
即便偽造品曝光並無損《死海古卷》真品的真實性，此事件的重要意義卻在於聖經博物館主動踏出糾錯的第一步，並保持了公開與嚴謹的調查態度，最終坦然向大眾承認錯誤。2020年3月，館方選擇在學術研討會上公開調查報告（註15），並以「死海古卷：從欺騙到發現」展覽，展出如何發現2002年後偽造殘片的研究。在聖經博物館網站上也提供了數百張研究圖像，包括顯微照片、多光譜照片等鼓勵大眾公開討論。
「考古」出於我們理解人類故事的渴望，每次探索無論揭示或修正，都幫助我們對過往歷史形成更深刻的理解。正因如此，當偽造文物可能透過大眾信任的管道（如博物館、美術館）被視為真品時，更凸顯了機構在鑑定上須保持專業、嚴謹的重要性。格林在一份長篇聲明中也坦承自己，「相信了錯誤的人來指導我，並且無意中與不道德的經銷商打交道」。（註16）
在調查過後，聖經博物館首席館長傑弗瑞．克洛哈（Jeffrey Kloha）表示，公開過程是因為博物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協助大眾了解，並「希望這有助於鞏固大眾對真正《死海古卷》的信心，也確保這些些以及2002年後的其他殘片，不應成為希伯來聖經文本歷史記錄的一部分。」
註釋
註1 艾瑞克．克萊茵著，黃楷君譯，《時光出土：考古學的故事》，臺北：臺灣商務，2019，頁249 。
註2 「偽考古學」指未依照傳統考古學嚴謹的數據收集與分析方法所進行的研究。這類研究屬於偽科學，通常透過文物和遺址提出根本不可靠的理論，具體手法包括誇大或捏造證據，以及使用不合理的邏輯推論，著名案例如19世紀發生於紐約的卡迪夫巨人事件。
註3 C.W.策拉姆，《神祇、陵墓與學者：考古學傳奇》．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註4 「放射性碳定年法」又稱碳-14定年法，由威拉德．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於1940年代發現，並於1960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此檢測方法利用碳的同位素14C的放射性測定含有機物質的物品年代，多年來被廣泛應用於考古學、地質學、水文學、地球物理學、大氣科學、海洋學、古氣候學，甚至生物醫學領域。
註5 Nandini Subramaniam, The Problem of Piltdown Man：Seduced by a racist idea, archaeologists hyped an outrageous hoax, Distillation magazine, 2023/5/4.
註6 Isabelle De Groote, Linus Girdland Flink, Rizwaan Abbas, Silvia M. Bello, et al, New genetic and morph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a single hoaxer created ‘Piltdown man’, 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2016/8/1.
註7 郭素秋，2003，〈從日本「舊石器時代石器捏造事件」看日本考古學〉，《考古人類學刊》，頁64。
註8 同上註，頁77。
註9 同上註，頁78。
註10 郭素秋指出作為日本舊石器時代研究權威的芹澤長介，長久以來主張日本存有「舊石器時代前、中期」的看法，也在其弟子藤村的一連串「新發現」下加以證實。同上註，頁79。
註11 同上註，頁70。
註12 同上註。
註13 同上註，頁80。
註14 The Museum of the Bible, A Journey for the Truth: Investigating the Recent Dead Sea Scrolls Fragments.
註15 Art Fraud Insights, Museum of the Bible Dead Sea Scroll Colle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19/11.
註16 Steve Green, Statement on Past Acquisitions, 2020/3/6.
章郡榕（Chun-Jung Chang）( 3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