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Condo上海】 共享經濟，散點式博覽會，還是跨國畫廊週？

在西岸地區之外，亞洲當代藝術空間憑藉何塞．萊昂．塞里略（José León Cerrillo）對於圖像語言的探索、黃榮法對於時間形式的分析，以及尼娜．貝爾（Nina Beier）在布料媒材上實踐二維與三維空間的邊界探索，構成了「圖像．時間．界線」的主題展。 J Gallery則聚集了詹妮佛．斯泰因坎普（Jennifer Steinkamp）、羅伊．埃斯里奇（Roe Ethridge）、弗洛．布魯克斯（Flo Brooks）、茱莉亞娜．赫克斯特布爾（Juliana Huxtable）、哈芬迪．安努亞（Haffendi Anuar）以及蒲英瑋和鍾雲舒的七人聯展。同樣是多人聯展形式的還有Gallery Vacancy，在那裡可以領略到弗格斯．費希利（Fergus Feehily）、瑪格麗特．李（Margaret Lee）、南川史門（Minamikawa Shimon）、西村有（Nishimura Yu）、王茜瑤和張子飄的作品。

即便是這份稍顯簡略的展覽內容描述，也並不妨礙我們洞察到其中跨國合作的嘗試與展覽呈現的創新。然而，對於以銷售藝術品為主要經營目的的畫廊而言，僅是展覽內容與形態上的令人耳目一新，顯然是遠遠不夠的。畢竟畫廊業絕非電影業，尚有坎城、柏林或者威尼斯等影展「口碑獎」用以勉勵展覽質量，銷售業績的票房才是至為關鍵的。從目前的模式來看，「叫好」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叫座」卻是尚待考察的。根據卡洛斯制定的規則，一旦「租客」在展覽期間實現銷售，「房東」畫廊將「不涉及作品銷售提成」。從這一條多少有些違背市場經濟商業習慣的規則來看，由於無利可圖，「房東」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為「租客」的作品銷售而奔走出力，或許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問號。對於中國藝術市場人生地不熟的外國「租客」而言，僅憑一己之力究竟能產生多少市場拓展的實際效果，以及在短時間內達成足以抵消運費的交易利潤，同樣也留下了一個不得而知的答案。這些無可迴避的「反商業」邏輯，不免讓人有些擔心「Condo」系列的展覽最終將會對畫廊的生存問題有多大程度的實質幫助。

不過，作為畫廊業的一種新生事物，不論是接軌當前異常流行的共享經濟，還是在博覽會山頭林立的時代形成了類似於散點式博覽會的形態，抑或者是在輻射範圍相對狹窄的畫廊週的模式上升級成跨國畫廊週，這種嘗試本身無可厚非。只不過，關於它的定論，現在還一切為時尚早。誰也不知道，在可見的未來，這種模式到底是異軍突起，還是曇花一現。但願它能走出中國各種共享經濟經過了兩三年的發展期就迅速陷入商業模式瓶頸的怪圈。

在全球金融危機、整體經濟蕭條、營運成本上漲等大環境之下，當代藝術市場應該何去何從，又該如何應對市場困境？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同所有商業行為所遵循的法則，顛撲不破的真理永遠只有「開源」和「節流」這兩項。僅就開源方面來講，參加外地甚至是國外的博覽會，往往是畫廊主的首選。他們深知，參加異地的博覽會是全球化時代擴充客戶群、進入其他市場最有效的方法。即便是考量畫廊的年利潤比重，參加博覽會而帶來的直接或間接銷售，也大約能佔全年總銷售額的一半左右。在開拓市場上高效率，在銷售業績上高利潤，這種模式自然引來了畫廊主的趨之若鶩。然而，隨著各類當代藝術博覽會的紛至沓來，其弊端也不可避免地在近年慢慢顯現。首先，就是資金成本的問題，高額的展位費和運輸費總是令中小型畫廊望而卻步；其次，則是機會成本，對於博覽會舉辦地的市場情況不甚明了，總使得謹慎的大型畫廊與超級畫廊採取觀望的態度；最後，則是人力成本，目前的全球畫廊業均體現出精簡員工的趨勢，而頻繁地奔走於世界各地參加博覽會，也使得畫廊從業者徒呼疲憊，心有餘而力不足。

不論是撒網式的，還是有針對性的，大量參加各類博覽會固然有利於增加營收，但是從本質上而言，這種模式依舊是通過追加預算來提升可能實現盈利的商機。可是，當大畫廊的人力成本達到上限，或是中小畫廊的財力成本達到上限，這種模式必然也將在某個時間節點上遭遇瓶頸。為此，位於英國倫敦的Carlos/Ishikawa畫廊主凡妮莎．卡洛斯（Vanessa Carlos）提供了一項頗具創新意味的應對之策——在新經濟思維下，讓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畫廊結成聯盟，免費分享各自的展場空間，以交換場地的形式為異國畫廊之間提供展覽與推廣的便利。她將這項頗具C2C（Customer to Customer）經濟神韻的畫廊運營的新模式命名為「Condo」——「Condominium」（共治）的縮寫——其意不言而喻地指向了共享經濟。

根據卡洛斯的設想，這絕不是簡單的免費空間置換租賃。為了達到加強異國畫廊之間的有效聯動，她還增設了需要「房東」和「租客」之間共同策展、分攤共用成本等「遊戲規則」。對於「房東」畫廊而言，增加了展覽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同時也讓自己的藏家群體享受到藝術全球化的益處。對於「租客」畫廊而言，這種合作模式不必支付參加博覽會的展位費，而只需承擔作品的運輸費，既節省了開支，同時也以最低成本在異國測試市場水溫。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新模式都開啟了各取所需的雙贏局面。

2016年，卡洛斯在Carlos/Ishikawa畫廊的所在地倫敦舉辦了首屆Condo倫敦。原本這場旨在針對中小畫廊的節流式開源的藝術計畫，沒想到吸引到諸如同城的賽迪HQ畫廊（Sadie Coles HQ）和莫琳帕利畫廊（Maureen Paley）等大畫廊的積極參與，贏得了當代藝術圈內一致好評，並且在此後的兩年時間內順勢地把這一項目移植到紐約、墨西哥和聖保羅等地，成為全球性的定期流動計畫。而2018年7月7日至8月26日，它首度涉足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區，登陸上海，舉辦了首屆Condo上海。這場全城矚目的藝術盛會共計吸引了九間上海本地畫廊與13家國際畫廊的參與，分別在上海西岸地區的馬凌畫廊（合作畫廊有Johann König和Esther Schipper）、香格納畫廊（合作畫廊為賽迪HQ畫廊）、大田秀則畫廊（合作畫廊為Mai 36 Galerie）、艾可畫廊（合作畫廊有Peres Projects、Koppe Astner和Soy Capitán）、沒頂畫廊（合作畫廊為Carlos/Ishikawa）與東畫廊（合作畫廊為Ghebaly Gallery）， M50藝術園區的亞洲當代藝術空間（合作畫廊為José García）和J Gallery（合作畫廊有Project Native Informant和Green Grassi），以及位於原法租界區域的Gallery Vacancy（合作畫廊為Misako & Rosen），均在同一天宣告了各自的新展覽開幕。

本次Condo上海的發起者、馬凌畫廊的聯合創始人江馨玲表示：「這種共享空間模式能夠鼓勵中小型畫廊以極低的成本為他們的藝術家爭取更多的曝光機會。同時，Condo能夠與上海的藝術博覽會或藝術週相互補充。並且對於公眾而言，看到和呈現藝術的方式更加多樣化，這也是非常有益的。」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發現，除了與卡洛斯的初衷有著極為相似的表述——主要服務對像是中小型畫廊，而解決的實際問題是減少成本和增加曝光，更是存在著針對中國當代藝術市場這個特殊語境的功效。那就是在藝術博覽會和藝術週之外，開闢集約型藝術銷售的「第三條道路」。從Condo上海的組織方式和遊戲規則來看，相比於更大型的博覽會，它無須展位費；較之於更當地的藝術週，它體現跨國性。可謂是特點鮮明，也恰好在形態和性質上填補了市場空白。不僅有純粹市場方面的考量，各個參展畫廊也紛紛意識到這種模式的其他意義所在。大田秀則畫廊的創辦人大田秀則表示，兩個不同地區的畫廊聯合策展足以探索展覽新的可能性；東畫廊畫廊總監程曦行則認為，這種模式的理念本身就體現著一種很好的集群效應，有助於提升整個藝術生態。

從內容上來看，此次Condo上海也確實做足了「中西合璧」的功夫。在馬凌畫廊的「無靈之靈」聯展上，呈現著英國藝術家藤原西芒（Simon Fujiwara）的雕塑影像作品、德國藝術家安德魯斯．施密特（Andreas Schmitten）的繪畫裝置作品，以及何意達的裝置作品，它們從共同關注著工業化進程中「身體」意象的概念。香格納畫廊則展示了烏里．阿蘭（Uri Aran）、萊恩．蘇利文（Ryan Sullivan）、鳥頭組合與已故的耿建翌的作品。中國藝術家臧坤坤與新加坡藝術家陳國良的雙人聯展「飄渺機器」，在大田秀則畫廊的展廳裡透過繪畫和裝置作品，體現著當代藝術反對傳統生產和展示的觀念。艾可畫廊採用了相對統一的主題，展示著阿賈布．伯納德．阿特格瓦（Ajarb Bernard Ategwa）、格蕾絲．韋弗（Grace Weaver）和王曉曲的人物主題繪畫。沒頂畫廊的展廳則烘托著一片妖嬈鬼魅的氛圍，陳英和伊利．伍德（Issy Wood）的繪畫都散發著陰鬱的哥德風。胡為一和約書亞．奧坎（Yoshua Okón）的多組鏡頭語言相仿、拍攝場景相似的影像作品，則在東畫廊形成了一種各自獨語卻在機緣巧合中形成對話的獨特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