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1982》談阮義忠的攝影觀

沒有人可以丈量自己生命的長度，可是生命的寬度會因為你的付出、和別人的關係、發現生活的滋味而寬廣，如果一個人活得長而沒有寬度，這條生命之線無論多長，並沒有辦法扎根下去，也無法豎起高度，僅是條單薄沒有量體的線，我的攝影即是在尋覓那個屬於生命的寬度。 ─阮義忠於亦安畫廊台北「日本，1982」講座現場

在阮為人熟悉的「人與土地」系列作品之一《旭海》，回憶這張照片的拍攝是進入禁止拍攝的軍事管制區，當看到這群嬉戲的人群有人翻著跟斗，他瞬間意識到這個構圖有著顛倒眾生的隱喻，於是冒著底片被隨行軍官抽掉的風險按下快門，當時風聲很大，快門聲被掩蓋而留下這張影像。面對瞬間他絕對是全力以赴，「時間流失了就是流失了，無法重來，每一個快門我都當做我這輩子唯一的瞬間。」這張照片的確成為台灣社會時代的標誌（Icon），「一張照片有時會變成任何時代的鄉愁，攝影從不是你要去導演什麼，而是讓場景、對象自己說話，攝影者最大的福分就是被攝者靈魂外露的一瞬間被你看到，你會疑惑這張影像是別人的生命還是阮義忠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已經疊合在一起，我的生命就是那樣拓寬的。」

這個人文溫情的視野是如何拿起相機的？年少的阮是不羈的文藝青年，他曾經為了逐文藝夢，狂噬文學與藝術的讀本，當時的他喜愛繪畫和文學，想擁有離開故鄉宜蘭去追夢的視野，攝影對他而言只是照相館的職業，並不是那麼看得起，「後來當然覺得當時的自己錯了，現在攝影在我生命裡的份量非常非常之重，人總是受傷後復原的地方變得更堅強，攝影和我關係就是這樣。」

大學聯考落榜後，氣盛的他曾帶著自己的鋼筆作品直接到《幼獅文藝》向瘂弦自薦，雖然拿的是工友的薪水、幹編輯的事，但整本雜誌除了文字，空白處瘂弦都給予擔任美術編輯的阮很大的發揮自由，也因為這次經驗使他一腳踩進台北文藝圈的核心。這份資歷使他退伍後也順利錄取英文版的《漢聲ECHO》美術編輯工作，當時阮以為這份工作就是繪圖、設計與排版，但面試完後創辦人黃永松問道「阮先生，你都拿什麼相機？」，原來這份工作也需要攝影與影像紀錄專長，當時沒有多少拍照經驗的阮心想「這個工作要丟了。」黃卻鼓勵他「你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就好了。」上任後阮便常帶著相機到萬華一帶練習，這也是他第一次更用心、審慎地看待攝影與觀景窗外，當時的他拿起相機從觀景窗一望，卻發現每個物體都是問號，都在質疑他為何要拍攝它們。「當下我焦慮極了，發現自己從來沒有認真理解別人，只挑我想看的去看，當你無法理解世界的意義，你就不知道怎麼構圖，怎麼按下快門。」當天的太陽非常大，阮卻異常沒有流下滿頭熱汗，反而不斷滴出冷汗，那個冰冷讓他感到刺痛，幾乎濕透了全身，「那是我第一次面對攝影而有羞愧感。但這個羞愧感教會我謙虛，提醒我仔仔細細面對眼前每個物件。」提到《漢聲ECHO》他總是說我沒在那邊做什麼，我僅是學，「是那裡，讓我認識相機。」

此次於亦安畫廊台北展出的「日本，1982」也標誌著阮攝影之路首次的異地行旅。1979年台灣才正式開放一般民眾赴海外觀光，尤其男性公民還須服完兵役、年滿30歲才能出國，阮在而立之年的春節後和兩位友人赴日觀光。為何選擇日本做為觀光的首站？他回憶即便當時台灣光復已久，日本殖民的影響仍非常顯著，父執輩聊天是日語、閩南語交雜，年輕人喜愛的明星往往都是日本電影的明星如三船敏郎（Toshiro Mifune）、石原裕次郎（Yujiro Ishihara）等等，日本即是和「上等」劃上等號，這種想像上的嚮往終於在當時有了實地造訪的機會。日本經驗讓阮義忠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國力如此強大，是當時亞洲高度現代化的中心，如此黃金時期的人民卻鮮少笑容，「這也更讓我反省，心靈的富有遠比物質更為重要。」1982年的日本行旅，阮最喜愛的照片即是一張他攝於當時下榻廉價旅館的一景，當時和同行友人三人擠在沒有床墊、四個榻榻米大的通鋪，然而廉價旅館的牆面卻異常貼著人類首次登陸月球目擊地球初昇的場景，他將牆面上原本掛著凌亂的衣物物品移開，改掛著自己隨行穿的外套與日常盥洗的毛巾，卻意外製造出類太空旅行的影像，也某種程度為阮初次的異地遊下了註解，來到日本如同來到另一顆遙遠的行星。

初次的日本攝影經驗對阮而言無疑是重要的，他認為「第一次」對於攝影家格外重要，「攝影和第一次很有關，第一次留下的往往是最有力，因為你看到的不只是看到，而是被撞擊。」同樣是拍攝城市，與拍攝台灣台北的《台北謠言》的狀況不同，面對熟悉的景物會認為除非如何否則不拍，但面對非熟悉的則是每個構圖、角度對象都是新穎、朝氣的，但他也慶幸自己曾那麼認真地審視台北，無論是處於泡沫化之前的日本都會，或是台北虛實的影像，和台灣農業社會尾聲驚鴻的一瞥，及後來他曾經造訪的國際各處，他認為自己總是站在時代的轉捩點並拍下這些地點的時代肖像，讓這些影像成為歷史的鏡像，尤其當作品時代與觀者的年代差距愈來愈大，攝影為歲月記錄的瞬間更迸發出極具底蘊的時代鄉愁。

將此仍百聽不厭的故事至於文末，一個在阮攝影生涯具有重量的故事。來自其作品《永遠的老師》，阮行車於台東鄉間的小路上，看到一位年邁的農民在灌溉的溝渠中擦澡，他亟欲捕捉這個天人合一的場景，因此先將車往前開避免驚擾到農民，並沿路將底片、光圈調好，等走到農民身旁根據長期的攝影經驗，他深知與陌生人交談的第一句話極為關鍵，且切忌使用問句，一問就會和拍攝對象的距離拉大，因此見著農民他便說「天這麼熱，你在裡頭很涼快吧！」如此表達著欽羨之意，農民邀請著他「少年的，來試試看。」阮感到一絲心虛，因他一路上都在盤算著怎麼拍到這張照片，他下水溝時緩慢的步行，深怕讓溝渠的水汙濁，也怕干擾到農民，但想拍攝照片的緊張感還是讓他不斷聽到自身的心跳聲，最後他藉由拿毛巾擦拭的同時拿出了相機並按下了快門，農民沒有抗拒他的行為，僅簡單遮掩三點，當快門按下，「快門的喀嚓聲像是槍的後座力重擊我的心靈，我像個犯罪的人等待宣判，我不知道他會如何質問我，但他僅講了三個字『真多謝！』我驚異他的心胸何等寬闊，對於一個陌生人何等的信任，人放多寬，他的天地就有多大，每個所拍攝的對象其實都是攝影家最好的老師。」阮義忠相信每張照片都是上帝請攝影者按下的快門，對他而言任何一張好照片，都是「兩個原本陌生的生命因為拍照而擦出火花，我的每張照片都是和陌生人擦出生命的火花，我僅是很準確地去捕捉那個火花。」

配合展覽出版的《日本，1982》，阮認為此書呈現的照相印刷質感，又為台灣印刷產業的技術水準推進了一步，活在數位時代的攝影師又如何看待紙本攝影集，和傳統手沖技術的意義？他以一個曾經活在手工藝時代的攝影師為榮，有人曾勸他放棄傳統攝影，他這麼回答「我能擁有它（指傳統攝影）一天，就是我多一天的幸福。」他深信科技發展到某個極致階段，要如何辨別影像的個人美學？僅有古老的暗房可以解答，過去的攝影是光學和化學的結合，現在的數位早已失去這種差異物質交會的靈光，最後他這麼說著，「當太過習慣數位影像後，人，終會重新需要溫暖的銀鹽相紙。」

展場：亦安畫廊 aura gallery(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313號)

展期：2016.01.30 – 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