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一個黑人藝術家的回顧展

紐約大都會美術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自去年10月至今年1月於專門展示現當代藝術的布勞耶分館（Met Breuer，原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館址），呈現重要黑人藝術家馬歇爾（Kerry James Marshall）的回顧展「Mastry」。展出藝術家近80件橫跨35年的作品（1980-2014），其中72件是繪畫。

馬歇爾以創作黑人歷史相關主題的大型繪畫聞名，在看似最傳統保守的媒材中，馬歇爾的畫作卻有著直指種族問題核心的尖銳。他描繪的人物只有非裔族群，但不像現實中非裔族群有著深淺不一、難以辨認出生地的膚色，馬歇爾的畫中人物膚色是單一的黑色。而這個本應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顏色，在畫作中卻變成製造衝突感，甚至讓觀眾不舒服的焦點。

馬歇爾自身的生命，就像一部非裔種族的近現代史，他出生於1955年的阿拉巴馬州（Alabama）的伯明罕市（Birmingham），在成長的過程中，見證了1960年代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浪潮。隨著家庭移居到洛杉磯，在1965年親眼見識了瓦茲種族暴動（Watts Riots）的社會。在進入奧蒂斯藝術與設計學院 （Otis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就讀之後，對於「沒有任何一個黑人藝術家」能被將近兩千年的歷史所記錄、也沒有以黑人為創作主題的藝術，感到不解及驚訝，進而激發他對「（藝術）歷史 」的建構提出疑問。

他巧妙地利用深厚的藝術史知識及紮實的繪畫功底，讓自己的創作旁徵博引西方經典畫作。但是卻大膽的將原本描繪白人生活及歷史的繪畫，換成以黑人做為主角，重新檢視了非裔族群如何在（藝術）歷史中被描繪，進而為自身種族發聲。

本次展覽不僅在藝術圈及評論界佳評如潮之外，同時吸引了眾多觀眾。更重要的是，有著非常多元的族群前來觀看展覽，大批的非裔美國人，攜家帶眷的湧入大都會美術館參觀。這樣的成果，在各大美術館紛紛推出大展環伺的時點上（現代藝術博物館推出「Picabia: Our Heads Are Round so Our Thoughts Can Change Direction」，新美術館展出「Pipilotti Rist: Pixel Forest」，古根漢美術館展出「Agnes Martin」），更屬不易。

如果將展覽的成功，僅僅歸咎為他身為黑人藝術家所帶來的話題性，恐怕並不公平。馬歇爾畫中所訴說的非裔歷史，其實也就是所有少數種族史的縮影。他所挑戰的西方藝術的經典，同時也是禁錮著其他少數種族，甚至婦女、同性戀的枷鎖。馬歇爾的核心提問：非裔族群（或者廣義地說：少數族群）在歷史上都是沒有聲音的一群，也從來不是被視為「美麗」的主題，更不可能成為重要的創作者。到底，這些族群處在（藝術）歷史的哪裡呢？

當這樣以少數觀點出發的創作，能夠被以白人男性創作者為主的大都會美術館所認證展出時，它不僅僅是一個「黑人藝術家」的展覽而已，而是讓廣大的少數族群，相信自己有能夠像白人創作者一樣成功的機會。這也是為什麼《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藝評施傑爾達（Peter Schjeldahl）認為在當今美國政治氛圍下，這個展覽更顯重要，原因有三：一是大都會終於認可一個以黑人藝術家的回顧展，另一是馬歇爾創作中的批判元素也同等地認證了大都會美術館的開放性。最後，在現今多元媒材講求炫目效果的風潮之中，美術館依舊將最傳統的人物繪畫視為當代藝術的重要媒材。

在展覽的第一個展間，展出馬歇爾學生時期的作品《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Shadow of His Former Self》（1980）。這是一張相對小件的繪畫，初看整張繪畫時，只能看見藝術家的眼睛、缺了門牙的牙齒，還有白色的襯衫，其他面部特徵都是隱而不見的。在黑白強烈對比之下，即便觀眾能夠想像主體是一個人，詭異恐怖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當觀眾非常靠近畫作時，才有辦法分辨臉部的輪廓，以及背景的顏色。馬歇爾在這件畫作中，展現了其底蘊深厚的技法，他特意以文藝復興時期的蛋彩做為創作媒材，在一片漆黑的紙上，畫出了不同黑色的臉部輪廓、衣帽、背景，除了挪用荷蘭藝術家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人物畫中的光影，也同時呼應了美國抽象藝術家萊茵哈特（Ad Reinhardt）《Black Painting》中「黑色不僅只有一種」的理論。（根據馬歇爾於《紐約時報》的訪談，他是使用三種不同的黑色顏料，再佐以其他調色，而創造出不同層次的黑色。）。

這件作品的靈感來源，是因為馬歇爾在讀完埃里森（Ralph Ellison）《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之後，檢視自己所處的非裔族群，其實是不被社會看見，不存在於主流歷史之中的。這個概念貫穿馬歇爾30年來的創作，即便在他2002年所創作的攝影作品《Black Artist（Studio View）》（2002），觀眾仍可以看到一樣的手法：除了藝術家的白上衣之外，觀眾幾乎看不出任何藝術家的身體輪廓。這樣令觀眾無所適從的安排，開啟了此次回顧展的第一個提問，「我們的歷史不被書寫，沒有地位，我們是否被看見呢？」

延續這樣的思路，馬歇爾創作出多幅描繪黑人歷史的畫作，例如《Voyager》（1992）中描述黑奴被販售的歷史、《Portrait of Nat Turner With the Head of his Master》（2011）描述不堪虐待而殺死主人的黑奴杜納（Nat Turner），又或者描繪黑人民權運動的《Souvenir I》（1997）。在這些繪畫中，馬歇爾大量引用西方經典的構圖，例如乘風破浪的船隻、繽紛的花卉、十字架，或者猶如天使般的黑人民權運動頭像，只不過畫作訴說的卻是，主流（白人）價值如何壓迫著少數族裔的血淚史。

另一個時常出現在馬歇爾創作主題中的是：什麼是美？

馬歇爾從小是個漫畫迷，可是在他接觸漫畫的時期中，他發現所有的超級英雄，包括超人、蝙蝠俠、綠巨人浩克，都是白人，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一個黑人的超級英雄。這引發他思考，為何非裔男性的價值從來沒有被主流審美價值認可過。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非裔女性身上。長久以來，黑人女性未被視為美的象徵，直到近幾年，碧昂絲（Beyoncé Knowles）以結實的線條成為「Black Venus」（黑色維納斯）的象徵，又或者美國前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Michelle Obama）在經歷了許多對她外表的嘲笑之後，蛻變成為堅強女性的形象之後，大眾媒體才逐漸認可黑人女性（有可能）是美麗的。

在馬歇爾創作生涯中，他特意引用民眾最耳熟能詳的主題，例如《Vignette》（2003）中宛如亞當及夏娃的人物，在原野中奔跑著，或者《Slow Dance》 （1992-1993）中男女親密擁吻，《Untitled （Vignette） 》（2012）中描繪的浪漫場景。馬歇爾將這些在西方經典繪畫中，有著金色長髮、玫瑰膚色柔弱的女性，變成有著俏臀曲線、厚實的雙唇、捲曲短髮的黑人女性。觀眾面對著似曾相似的場景，卻找不到熟悉的人物，馬歇爾挑動觀眾的不適感，間接地詢問著觀眾，換了膚色之後的繪畫，它是否還是象徵著美麗場景呢？

在四樓展廳，最引人注目的是五幅懸掛在大廳的大型作品，這個名為「Garden Project」的系列作品，像是地毯畫被釘在牆上，描繪出美國政府為了解決非裔美國人普遍貧窮、沒有居所等問題，大量興建的公共住宅場景。這些僅僅提供最簡單居住功能的公寓，卻總是有一個美好華麗的名字，就像政府的宣傳品上，往往呈現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反的太平盛世景象。這五張高達300公分的繪畫，做於1990年代中期，在此次展覽中，是它們20年來第一次被共同呈現出來。

然而除了暗諷現實與理想的落差之外，馬歇爾對於呈現黑人族群的常民生活卻情有獨鍾，在畫中《School of Beauty, School of Culture》（2012），他呈現了離家不遠的理髮院生氣蓬勃的景象，理髮院是街坊鄰居閒話家常的聚集地，畫中的女性搔首弄姿，理髮師勤快的工作，馬歇爾也將自己畫入畫中（中間拿著攝影機的人）。這樣的黑人常民生活的縮影，藉由馬歇爾的藝術家身分，竟成為了擺放在美術館的「藝術品」主題，攪動了所謂藝術經典的規範。

本次回顧展還特別策畫了一檔展中展，名為「Kerry James Marshall Selects」。是馬歇爾從大都會美術館的典藏品中，選出了40件對他而言很重要的作品，他的選擇橫跨非洲面具、法國印象派、日本木刻、美國攝影作品，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和萊茵哈特都在展覽之中。除了讓觀眾能夠發現「大師」作品對他的影響，更能進一步體會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用「西方主流的技法，講非裔美國人的故事」的策略。

在馬歇爾的創作生涯中，他獲獎無數（1997年的麥克阿瑟天才獎），參加許多海外重要的展覽，包括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 2003）、卡塞爾文件大展（documenta，1997 及2007），作品也被包括大都會美術館、芝加哥藝術學院（School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惠特尼美術館等重要館所收藏。在持續不懈創作30年後，終於在自己的國家有了美術館的回顧展。他在訪談中提到，他現在追求的是自由（freedom）。能夠接受自己背景、各種不同面向的自由，能夠暢所欲言、展翅發揮的自由。在川普（Donald Trump）及保守派當政的美國政治現況下，這不僅是他，或者他所屬的非裔族群，也是所有在美國的少數族群，共同嚮往追求的心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