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和文華館「文人的凝視：書畫與文房四寶」特展

說起硯，除了隋唐時期以來備受珍視的端溪硯、歙州硯等著名石硯，明朝以後還大量製作出青花或五彩等富有趣味的陶硯。本作（圖1）即是明代景德鎮所燒製的陶製賞玩硯。只見色彩鮮豔的蓮花葉柔韌彎曲，形成像是包覆著墨池與墨堂的樣式；葉片邊緣亦表現出蝴蝶與蜻蜓。蓮花因綻放於泥水中被視為高潔人物之象徵而受到文人喜愛，並留存有以北宋周敦頤（1017～1073）為代表的愛蓮逸事。在書齋用具中，利用蓮葉造型之設計亦見於筆洗等例子，由此可一窺當時文人的愛好。

文人好尚在19世紀的朝鮮王朝廣為傳布滲透，大量製作出別具匠心的瓷製文房用具，尤其是出現了許多未見於中國或日本、在設計上富有個性的水滴作品。本作（圖2）乃於矩形之上方表面以青花表現出藍色的蓮花，側面則鏤空雕刻出代表方位的卜卦紋樣，內部還納入了彷彿躲藏於其中的蛙型物。朝鮮製作了許多比中國或日本水滴來得大型的作品，一般認為那是因為當時對於以水滴作為裝飾朝鮮文人書齋的擺設品，有著強烈的需求。

中國文人會將奇石或古器物擺設在文房內作為裝飾。尤其在金石學漸興且古器物研究盛行的宋代以後，古代青銅器更被文人們視為禮制的象徵而欣賞把玩。其中，明代除了製作出諸多仿古銅器，也進而大量生產出像本作這樣仿青銅器的陶瓷器。據釉下「大明萬曆年製」銘文，可知本作（圖3）乃是萬曆年間（1573～1620）於景德鎮官窯燒製而成。其造型仿效了古代的青銅器「尊」，並以黑色顏料表現紋樣，使象徵皇帝的黃釉及象徵天帝的紫釉形成美麗的對比；其口頸上半部精心裝飾太湖石與花草昆蟲，器身部分描繪看似基於某種典故的騎馬人物場面，圈足部分則表現折枝花卉紋樣，是一件在造型和母題上都顯現出當時文人好尚之普及程度的作品。

文人繪畫，據信與鬻畫維生的職業畫家之作截然不同，是只為了自身樂趣而於日常餘暇中創作出來的作品。其雖將過度精緻且技巧性的手法視為職業畫家所有，而加以避免，形成墨戲式的畫作，卻不單單只是餘暇之戲作，還是一種寄託並表述自身思想情感的手段。

對於善用文字的文人來說，繪畫之定位乃是書學以外的餘技。水墨或白描由於都講究運筆的熟練度或墨法的訣竅，因此和書法技巧有著緊密的結合。元代代表書家暨文人畫家趙孟頫（1254～1322）曾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仍須八法通」（趙孟頫跋〈秀石疎林圖卷〉），明確闡述書畫同源的思想。此外，明代文人畫大家文徵明（1470～1559）或董其昌（1555～1636）等，也都是同時作為書家而自成一家的人物，由此亦可看出文人的書法和繪畫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熟習運用墨和筆的文人，能自如地運用線條之強弱、濕筆和乾筆、墨色濃淡等技法，或於使用絹或紙等材質時，預先設想出如何呈現筆線或暈散的效果等，以此繪製出超乎外行人技巧且具高度鑑賞性的畫作。本節「筆墨之美」所要展示的，即是文人的書法及其活用運筆和墨色濃淡所呈現出的畫作。

竹、梅、蘭等，讓人聯想到堅守節操、懷有高潔志向的有德之士，為廣受東亞文人喜愛的水墨畫主題。本圖是以單一墨色表現兩棵竹子隨風搖曳之情狀的畫作。其中一棵搖曳多姿，另一棵則顯得柔韌彎曲。作者詹景鳳（1529～1602）以墨竹名手著稱，明代徐沁所撰著的《明畫錄》卷七便提到詹景鳳的草書與勁瘦的墨竹畫之間有著相通之處。本圖（圖4）的竹葉與細枝有著頓挫撇畫確實精謹的運筆，與畫面上方運筆流利的行書自題形成絕佳對稱，充分傳達出詹景鳳在書、畫兩方面皆擁有熟練的技巧。

畫上自題所描述的是詹景鳳與友人之談話。亦即詹景鳳請教了在山中鑽研佛法的友人，其於學佛生活中究竟領悟了何種道理？於是友人答道：「默坐空山花墜天」，說的是花朵終將凋零如此平凡日常的自明之理，正是其自身所領悟到的真理。根據這樣的內容，便能看出畫中隨風搖曳的竹子亦仍是在表現此般日常的姿態。這種透過同時觀看書法與繪畫來傳達深微的含意，正是典型的文人畫作品。

在明末遺民畫家張風所繪製的本圖中（圖5），一名人物正立於畫面右側前方的懸崖上，凝望著左方。其所注視之處，為生長在懸崖上的楓樹，紅色的葉子正隨風搖曳。有一說認為這名予人高潔之感的人物，其身影正與終其一生皆為明遺民的張風重疊。畫中人物之描繪，乃利用淡墨與濃墨細線的數次重疊畫出其身形。另一方面，在岩石和樹木的部分，則充分發揮了墨色濃淡、線條強弱、及濕筆和乾筆的效果，甚至彷彿傳達出時而有力、時而緩慢的筆觸。

張風在畫面右上方的自題中，對本圖所使用的紙讚譽有加。亦即，由於墨在紙上不會立刻被吸收，也不會滲開而留存下來，因此在其乾掉之前再添上其他種墨色，便能使墨面產生變化，表現出豐富多樣的效果。本圖據說為畫家醉酒時所作，故能設想其背景乃帶有比照中唐潑墨畫那種憑著醉意恣肆揮筆而完成畫作之意識。此外，就本圖的構圖等方面而言，也有一說認為其乃是透過南宋院體畫的邊角之景，將浙派樣式加以精煉，由這些見解可看出張風對於繪畫史的關注其及繪畫學習之成果。無論如何，本圖不單單只有奔放的運筆，透過確實的構圖與活用紙張特性所體現的筆墨之妙，亦傳達出張風所具有的扎實功夫。

對中國文人來說，山水既是可品味其勝景之美並以詩文加以歌詠的對象，也是能使人逃離日常的喧囂和塵俗、且寄託心靈的理想隱居之地。而描繪山水畫一事（尤其在明代以後），也讓文人們更意識到與過去文人畫家的關聯。他們搜集、親睹數量龐大的古畫，且於仿效自身所喜愛的畫家風格同時，確立自己的畫風，並在過程中確立自己身為文人畫家的歷史定位而引以為傲。此般文人畫家之系譜於明末董其昌所提倡的「南北二宗論」中形成系統而廣泛普及，並在清代迎來仿古山水的全盛時期。雖說此一出自董其昌之系譜屢屢被評為失之於偏頗，但無論如何，此「南北二宗論」不僅影響了江戶時代的日本與朝鮮王朝時代的朝鮮，也對東亞文人畫產生極大影響。本節「山水之美」所展示的雖是東亞文人畫家豐富多彩的山水畫作，但此處將圍繞著文人畫家的仿古來介紹兩幅作品。

本圖（圖6）是傳稱為北宋宗室畫家趙令穰（？～1061～1100～？）的作品。畫面左側的岸邊描繪著柳樹，右側的岸邊則描繪出籠罩於霧中、向畫面深處綿延的寒林。水面上可見鴨群，天空中則有寒鴨成群飛翔。全幅以水墨為基調並同時施加色彩：天空和水面使用淡青，鴨群則著以黃色。趙令穰的作品繼承了江南山水畫那種在小畫面中充滿濃厚詩情、表現出平靜水景的傳統，甚得文人畫家們喜愛，並為文人山水畫所繼承。被視為明代吳派文人畫壇之創始者沈周（1427～1509）在其仿古圖冊〈九段錦畫冊〉（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等作品中，便屢屢描繪出仿趙令穰之畫作。有一說認為沈周乃是由同為宗室出身之畫家，如北宋李成、元代趙孟頫等相關序列中擇取趙令穰畫風予以模仿，由此可窺見那些意識到各種風格系譜之文人畫家的仿古態度。

此外，本圖至遲於江戶初期傳至日本，由狩野常信（1636～1713）自仙台藩的伊達家拜領後，世代收藏於木挽町的狩野家中，後來成為原三溪（1868～1939）的收藏。據說本圖亦曾為江戶之狩野派及明治時期的菱田春草（1874～1911）等日本畫家所參考，在考慮趙令穰於日、中美術史所扮演的角色上亦是一幅重要的作品。

本作（圖7）出自清代楊晉（1644～1728）之手，是仿效五代北宋至明代共12名畫家之畫風所繪製的仿古圖冊。此處想舉出的是第五頁「倣趙大年（令穰）」。只見畫面前方配置了大片柳樹，並有一間沿河而立的宅邸，背對著有睡蓮綻放的河川及岩山。由畫中令人想起元代王蒙的山景，及施加於柳樹、蓮葉等處的溫暖淡綠，可看出此乃經過明代吳派文人畫對於趙令穰畫風之詮釋。不過，山景、土坡、柳樹樹幹等之表現，大抵以單一墨色呈現，由此可看出畫家有意識地參照了原本以水墨為基調的趙令穰之畫風。

文人於藏書萬卷、備有鼎彝、且窗明几淨的書齋內埋首閱讀；或磨墨揮毫，安靜地創作書畫；抑或遊歷附近或遠處的名勝，欣賞當地美景；又或者與造訪書齋的雅客分享對四季的喜愛，互詠詩歌，凡此種種都是文人們理想中的風雅生活。這種成熟於中國的文人趣味，亦透過書畫、文房用具、漢籍文書等傳播至日本和朝鮮。東亞的文人之間共享著文人的理想生活，在這當中舉辦有各式各樣的雅集，且誕生出豐富多彩的作品。本節「文人日常」所展示的，即是以中國為首、連同日本及朝鮮所描繪之反映文人日常雅趣的繪畫。

本圖（圖8）是由四王吳惲當中的王翬（1632～1717）描繪山水，其弟子楊晉描繪人物，由兩人共同合作而成。只見溪水流淌的松林間，一名人物正聆聽著松葉因風吹拂而摩擦所發出的清爽聲響。自古以來，「聽松」就被視為文人雅趣而受到喜愛，亦成為詩文、琴曲、及繪畫的主題。

本圖人物的面貌，乃是運用纖細墨線和淡彩之堆疊予以精心表現，顯然是某位特定人物的肖像。根據在本卷中添加引首及後跋的清末文人官員翁同龢（1830～1904）之見解，畫中人物乃是清初大收藏家宋犖（1634～1713）的次子宋至（1656～1727）。若依循此一見解，則宋至在繪製本圖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時，當與任職江蘇巡撫的父親一同待在蘇州，但他究竟是在何種機緣下獲贈此圖呢？有鑑於當時宋至正為了科舉考試而勤學苦讀，畫家或許有意藉由將他描繪成宜於仕宦且品行高雅清廉的文人，期許他能有前途似錦的未來。

田能村竹田（1777～1835）原本學習儒學並在藩校任職，然其於37歲退隱後，則透過與文人們的交流而專心投入書畫之創作。根據指出，他和同時期的許多日本文人畫家一樣，是經由明末刊行的《八種畫譜》或《芥子園畫傳》等畫譜學習中國畫技法，再融入自己的畫作當中。

本套作品（圖9）是將奇石、螃蟹、山茶花等12種主題各描繪為一幅畫，再集為一冊的畫帖。其中四圖為描繪奇石的畫作，而第二圖（圖9：左）據信是以天保三年（1832）12月畫家和友人舟遊壇之浦（今日本山口縣下關市）時、由帆足杏雨（1810～1884）所揀拾的奇石為主題。據說畫家後來還把奇石安置於臺座上，朝夕把玩，緬懷往昔。由於畫中奇石與太湖石的形狀相彷彿，畫家或許有意透過這塊石頭來追想緬懷北宋徽宗皇帝（1082～1135）或米芾（1051～1107）等著名愛石人士吧！自古以來，中國的皇帝或文人都喜愛把玩奇石，並將之擺飾於庭園或書齋裡。而中國的愛石風潮也傳到了日本及朝鮮，並在日本江戶時代的風流雅士之間引發流行。由本圖也能看出竹田與其周遭文人之間共享著對於石頭的喜愛之情。

地點：日本大和文華館

展期：8/25～10/1

富含學養、愛好詩書畫，且自身亦投入相關創作的文人，可謂東亞文化之舵手，促進了文學及藝術的發展。儘管當中有人終身仕宦、從事政務，有人厭棄俗塵、隱居故鄉，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他們無不各自心懷身為文人的自尊，將與友暢談、遊訪名勝、對當下社會狀況之反抗、對自身境遇之期想等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透過調墨弄筆昇華為豐富多彩的藝術作品。

在歷史上，文人之活躍始於中國，並對日本與朝鮮帶來影響。東晉陶淵明（365～427）、北宋蘇軾（1037～1101）等著名文人，主要透過漢詩漢文而成為自古以來東亞文人所共有的理想形象。明代成熟的文人文化，則促使各國製作出承襲中國文人畫樣式的繪畫、及充滿雅趣的書齋用具等，益發拓展了東亞文人文化的多樣色彩。

本回展覽便是透過大和文華館的典藏品，展示文人的文房用品及書畫，綜觀中國、日本及朝鮮文人文化之豐富多樣的擴展。以下所要介紹的是展覽架構及60件展品中的九件。

文房，是文人雅士日常起居的書房。在此，文人們沉浸於讀書思索、創作詩文書畫、與雅客暢談，或賞玩古今書畫器物。文房內的用具不僅具有實用性，還隨著時代而成為合乎文人審美意識的高度鑑賞性之物，化身為懷有共同雅趣的文人們一同賞玩品評的對象。此般文人文化後來也影響了日本與朝鮮，於各國中發展出獨有的書齋用具及其鑑賞方法。本節「文房之美」即以中國為中心，展示書齋用具中尤具特別地位的文房四寶，包括硯、墨、筆、水滴、硯屏等，向讀者們呈現裝飾於東亞文人書房裡的工藝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