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博覽會的主場館—西班牙廣場（Plaza de España）亦見以瓷磚作為主要裝飾材料，並與磚料、木材、鑄鐵等其他安達魯西亞的建築傳統元素結合，瓷磚皆來自賽維亞當地工廠，大量使用於人行道、外牆、屋頂、路燈與欄杆，旨在透過還原傳統形式與使用傳統材料，增強人民對國家身份的認同感。
廣場底部環繞48座長凳，分別代表西班牙48個省份，每一長凳正面皆有彩色瓷磚鑲板，描繪帶有受穆德哈爾與文藝復興風格影響的圖案，內容為與各省相關的歷史故事、風俗習慣或具代表性的名勝風景，側面為彩繪釉面陶瓷隔板，均可放置各省廣告手冊，頂部亦有各省圓形浮雕徽章為飾。
賽維亞西班牙廣場的彩繪釉面陶瓷隔板，20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賽維亞西班牙廣場的西班牙國徽，20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回顧人類使用陶磚與瓷磚裝飾建築的歷史，已自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各王國與古埃及時期，延續至現代社會，期間綿延數千年之久，材料工法與裝飾圖案隨著科技發展與文化差異亦有所不同。以西班牙瓷板畫為例，15世紀以前多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為天主教與伊斯蘭藝術的混合形式。16世紀以降，由於燒製技術的提升，紋樣主題與風格表現遂較以往更為豐富多元，隨時間推移，亦陸續受到文藝復興、巴洛克、歷史主義與現代主義影響，呈現出西班牙瓷板畫的獨特面貌。時至今日，西班牙瓷版畫依然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建築裝飾功能並未減弱，反因符合當代審美趣味而更富生命力。
賽維亞景色陶瓷鑲板，18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臺灣手繪花磚的製作方式，為在已燒成的瓷器釉面，以釉藥進行彩繪，再入窯低溫燒製，此與西班牙馬約利卡（Majolica）瓷磚作法已有相當差異。日治時期的臺灣手繪花磚圖樣概分四類，包括仿製英國維多利亞瓷磚的自然花草紋樣、日式風格的山水田園、專為外銷設計的中國傳統吉祥圖樣，以及傳統花鳥、人物題材的瓷板畫。手繪花磚皆需經過瓷磚燒製、墨線或炭筆打稿、繪製上釉、低溫窯燒等階段，各工序皆須藝師匠工親自完成，故均獨一無二。
臺灣傳統花磚實屬廣義「馬約利卡」瓷磚，圖為嘉義花磚博物館收藏之花磚。（©lin Judy’s Flicker）
臺灣傳統花磚的外國遠親：15世紀西班牙瓷磚
臺灣花磚技術於日治時期傳入臺灣，結合臺灣傳統彩繪技巧與圖案題材，形成地方色彩濃厚的「手繪花磚」，早期常用於民宅，戰後一度成為廟宇裝飾的重要建材。日治時期囿於技術與設備，臺灣尚無製作瓷磚能力，均需自日本引進白色瓷磚做為基底材料，由主事燒製的廠商，聘請傳統彩繪藝師合作，產地集中於臺南、嘉義、宜蘭等地，臺灣前輩畫家潘麗水（1914-1995）、蔡草如（1919-2007）等均為知名藝師。
若視野放大至全球，追溯起花磚的世界史，臺灣傳統花磚實屬廣義「馬約利卡」瓷磚的一種。馬約利卡瓷磚最早的作法，為在素胎表面低溫燒覆一層錫釉後，於白色釉面繪飾各類圖案，最後表層再上薄釉，入窯高溫燒成，因該類產品約於15世紀之際，透過西班牙馬約利卡島商人輸入義大利，故以馬約利卡名之。臺灣傳統花磚雖與西班牙馬約利卡瓷磚於燒製作法有所不同，但其裝飾住宅與宗教建築的功能仍有其共通點，尤其瓷板畫一類產品，亦均由當時著名匠師設計繪製，且各家製造商所燒製的產品皆面貌獨具，頗有異曲同工的淵源關係。
門薩格之家，夏季餐廳的《動物》，20世紀初製作。（王明彥提供）
15世紀之際，西班牙的馬約利卡瓷磚跨越時空藩籬，來到臺灣。地理大發現造就的蝴蝶效應，令臺灣花磚和西班牙瓷版畫擁有了始料未及的牽絆。然而除了馬約利卡瓷磚，瓷版畫在不斷征戰的西班牙歷史中持續發展，擁有多元精彩的面向。
雷布理哈伯爵夫人宅邸的《仕女 》， 18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走入巴洛克：西班牙的陶瓷祭壇裝飾
伊比利半島的裝飾陶磚至15世紀以前，因伊斯蘭文化傳入，呈現天主教與伊斯蘭藝術的混合形式。16世紀之後，隨著瓷磚表面繪畫技術的發達，主題與風格增加更多可能性。1609年，菲利浦三世（Felipe III de España，1598-1621在位）將改信天主教的摩爾人穆斯林逐出西班牙，原本該族群承擔大部分手工業勞動力，因此間接導致安達魯西亞的陶瓷作坊遭受嚴重打擊。隨著17世紀西班牙的經濟與軍事實力衰退，情況日趨嚴重。
此時教會成為安達魯西亞陶瓷工業最重要的客戶，聖經題材成為當時常見的裝飾主題，同時促使陶瓷祭壇數量激增，藝術風格亦受賽維亞當地繪畫影響。18世紀法國波旁王室登上西班牙王位，這時貴族社交活動與打獵場景等世俗題材成為常見內容，風格受巴洛克藝術影響，得益於著色瓷磚技術的普及，圖案亦變更為自然。
雷布理哈伯爵夫人宅邸，夏季餐廳《田園風景》，1700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西班牙16世紀興建的雷布理哈伯爵夫人宅邸（Palacio de la condesa de Lebrija , Sevilla），便保留了各時代的瓷版畫風格。以內部為例，可見16至17世紀文藝復興風格瓷磚與其他後期作品並置之外，最古老者甚可溯至1585年賽維亞的特里雅納區（Triana of Sevilla）作坊產品。該區於伊斯蘭統治時期即見陶磚作坊，15世紀末義大利工匠皮薩羅（Francesco Nicoloso Pizarro）定居賽維亞，開發直接於瓷磚表面繪畫的技術後，瓷磚作坊即日漸群聚興盛，16至17世紀之際，該區作坊產品的特色之一是受義大利影響的奇花異獸裝飾，以及法蘭德斯織品與建築輪廓結合啟發的圖案。其中最引人注目者為18世紀賽維亞著色瓷磚，自其題材內容與描繪風格的相似性，可知皆為特里雅納區作坊所燒製。此外，馬拉加教區主教宮殿（Palacio Episcopal de Málaga）中，一座小型花園門廊窗下的賽維亞瓷磚圖案亦具代表性，內容多為動物與狩獵場景，釉面瓷磚共有12組鑲板，分別描繪軍人、侍從與其他人物。
馬拉加教區主教宮殿花園門廊的《侍從演奏樂器》，18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天主教會於義大利特倫托（Trento）與波隆那（Bologna）召開特利騰大公會議（Concilium Tridentinum，1545-1563）後，為了對抗新教而興起天主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 Catholica，1545-1648），間接促成西班牙巴洛克藝術達到鼎盛，啟發了具教誨意義與感動觀者的現實風格，題材多為強化宗教情感的聖經內容，並且常應用於陶瓷祭壇裝飾。
陶瓷祭壇裝飾源於16世紀，自18世紀起開始大規模應用，主要為模仿天主教堂中祭壇的木質或石質建築結構，後亦納入街道公共建築構件，成為外部裝飾的一部份，具有禮拜儀式與公眾崇拜的雙重意義。陶瓷祭壇裝飾小至簡單規則的鑲板，大至環繞浮雕的巨幅作品，圖案在所有瓷磚可用空間中延伸，每個瓷磚單元皆為整幅作品不可或缺的部份，製作過程採用著色瓷磚技術，使祭壇裝飾外觀多彩、造型考究，更能寫實呈現巴洛克油畫與雕版畫中的人物。
賽維亞慈善醫院《聖喬治與信心》，17世紀製作。（王明彥提供）
以17世紀的賽維亞慈善醫院（Hospital de la Caridat，Sevilla）為例，其立面有六組燒製於1733年的著色瓷磚鑲板，鑲板繪飾醫院的主保聖人聖喬治與其門徒聖迪亞哥，以及象徵基督神學三美德的信心、希望與仁愛3組人物。此外，18世紀的卡迪斯婦女醫院禮拜堂（Chapel of the Women Hospital, Cadiz）主庭院有14座陶瓷祭壇，為1749年賽維亞的特里雅納區作坊燒製，內容包括耶穌被捕、十架殉道、入墓安葬等情節，象徵耶穌苦路的14處場景，體現虔敬的信仰情懷。
卡迪斯婦女醫院禮拜堂《耶穌被捕與維若妮卡為耶穌擦汗》，1749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半島戰爭之後：歷史主義之下的瓷業發展
1807年，拿破崙為削弱英國國力，計畫奪取伊比利亞半島各港口控制權，因而發動半島戰爭（Peninsular War，Guerra de la Independencia，1804-1814）。戰後的賽維亞因西班牙戰敗與美洲殖民地接連喪失等影響，這座陶瓷生產重鎮的經濟陷入嚴重衰退。1841年英國企業於賽維亞投資設立瓷器工廠，安達魯西亞瓷磚開始運用英國工業革命後、伴隨蒸氣機發明新創的陶瓷沖壓製程，並且在歷史主義的鼓吹倡導下，力圖恢復西班牙傳統圖像特色，因而促成19世紀下半葉的復興。
時下的賽維亞貴族與上流社會階層，亦將瓷磚視為藝術品或高需求的資產，助長了陶瓷產業的復興運動。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宅邸是西班牙貴族的社會地位象徵，具有地位或影響力的家族經常花費大筆資金購置藝術品與裝飾宅邸。當時貴族多要求以繪畫形式構思瓷磚鑲板圖案，並希望達到學院派繪畫的精準度，故賽維亞菁英階層逐漸成為特里雅納區陶瓷工廠的主要客戶。
此時瓷磚的主要圖案多仿自繪畫與雕塑，常見題材有貴族狩獵或生活場景，以及歷史、宗教與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主題深受浪漫主義與歷史主義影響，迎合了當時貴族的藝術品味。另外，中世紀常出現於陶瓷裝飾的紋章，再次成為常見主題，熟悉傳統的工匠遂設計出豐富多元的陶瓷紋章符號，為貴族階層客戶找到宅邸專屬的個性化印記，滿足市場需求。
賽維亞皇家城堡檔案室中的《阿方索十三世徽章 》（左）及卡普切諾修道院的《方濟各會徽章 》。（王明彥提供）
賽維亞皇家城堡獅子門的《獅子徽章》，1894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賽維亞的特里雅納區陶瓷工廠產品於此時成為主流，例如建於1627年的卡普切諾修道院（Convento de los Capuchinos，Sevilla），1894年修繕時大量採用特里雅納區陶瓷工廠產品，其中包含描繪東方三王朝覲聖家庭場景的鑲板祭壇畫。此外，修建於19世紀上半的克羅帕尼宮（Palacio de Crópani），主庭院牆面瓷磚亦為該區陶瓷工廠於1929年生產。
卡普切諾修道院的《東方三王朝覲聖家庭鑲板祭壇畫》，1897年製作。（王明彥提供）
該區陶瓷工廠亦與賽維亞當地美術學校合作，生產一系列以動物為主題的青花瓷磚，並為亞吉爾二世公爵（II Conde de Aguiar，1831-1885）宅邸──瓜迪奧拉之家（Casa de Guardiola）設計文藝復興式的鑲板裝飾，圖案即見奇花異獸與神話人物交替出現，聖徒形象與奇幻怪獸並存，顯示宗教與世俗圖景結合的情形。此時參與瓷磚藝術的畫家，多自過去的雕版畫與大師作品汲取靈感，例如取材自18世紀雕版畫，描繪賽維亞景色的陶瓷鑲板，以及複製賽維亞大教堂（Catedral de Santa María de la Sede de Sevilla）保存的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作品《聖胡斯塔與聖魯菲娜》（Saints Justa and Rufina，1817）的瓷板畫等，皆為避免單純複製，多以不同色彩與構圖進行變化。
門薩格之家，夏季餐廳的《動物》，20世紀初製作。（王明彥提供）
左為《聖胡斯塔與聖魯菲娜》瓷版畫，19世紀製作。右為其複製的哥雅原作《聖胡斯塔與聖魯菲娜》，位於賽維亞大教堂。（王明彥提供）
走向現代：西班牙瓷磚的20世紀及未來
西班牙政府於1929年在賽維亞舉辦「伊比利亞美洲（Iberoamérica）博覽會」，為賽維亞的城市規劃帶來影響，城市各處興建紀念性建築，亦使安達魯西亞瓷磚需求大增，帶動賽維亞陶瓷工業進入產量高峰期。與此同時，賽維亞陶瓷工廠設計許多受自然主義啟發，線條流暢、色彩強烈，具現代主義風格的作品，與學院主義風格的嚴謹作品形成鮮明對比。
例如建於1917年的賽維亞路易家族禮拜堂，內牆瓷磚鑲板所繪製的天使報信、耶穌誕生與再現耶穌十架苦路等場景圖案，皆呈現印象派與現代主義結合的風格，於簡單勾勒的人物形象與強烈的色彩運用中，體現對於超越傳統的追求，並突顯個性化表現。
路易家族禮拜堂的《古利奈人西門幫耶穌背十字架》，20世紀初製作。 （王明彥提供）
此外，由於消費活動推動廣告的興盛，安達魯西亞瓷磚因材料實惠、生產便利、普及度高，亦成為當時廣告的主要載體，尤以咖啡館、商店與公共建築的招牌最為常見，不同工廠的產品於形式上均趨於社會寫實的表現。以1939年創設的聖安娜陶瓷工廠為例，該廠集中全賽維亞最優秀的工匠，於傳統風格基礎上，設計繪有奇花異獸與天使形象，以及眾多企業商標的瓷磚。
陶瓷工廠商標，20世紀前半聖安娜陶瓷工廠製作。（王明彥提供）
咖啡館商標，聖安娜陶瓷工廠1930年代製作。（王明彥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