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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山、海與沙河的奧德修斯:「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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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山、海與沙河的奧德修斯:「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

走過山、海與沙河的奧德修斯:「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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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通霄的沙河、山林與花蓮的山海,七等生在文學中挖掘內心的憂患與憧憬,於藝術裡追問人在萬物之中,如何理解自身的存在?2026年9月,靜宜大學藝術中心舉辦「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由三大展區出發,更全面地呈現七等生的35幅繪畫作品,逐步揭開七等生繪畫的不同面向。

2020年,在七等生(本名劉武雄)辭世的同年底,其作品全集重新出版;隔年,亞紀畫廊舉辦紀念藝術展「天與地的現象」,再次將他的繪畫帶回公眾視野,也開啟外界對於七等生作為藝術家另一面貌的認識。彼時,蕭義玲教授曾談到:「也許我們過度聚焦於七等生的文學,而忽略了他的繪畫。」

2026年9月,靜宜大學藝術中心舉辦「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由三大展區出發,更全面地呈現七等生的35幅繪畫作品,從文學封筆、重拾畫筆之際的探索,到回歸故鄉、描繪山林與海洋,乃至最終與天地萬物合而為一的創作樣貌,逐步揭開七等生繪畫的不同面向。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展場一隅。(攝影/章郡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展場一隅。(攝影/章郡榕)

藝術就是表達自我本質

「選擇從事一項藝術創作就是表達自己的本質,這情況有如去追求愛人一樣。本質是什麼?我不能說明它,只能從直接的表現上呈現它;就像對愛人的幻想,是我的本質的欲求,使幻想實現是本質的意志。這就是生命存在的全部。」 ——七等生,〈自由的靈魂〉,《重回沙河》

23歲時,任教於九份礦區小學的七等生,因見到礦工畫家洪瑞麟怡然自得地仰躺在長凳上,凝視頭頂樹葉形成的華蓋,以手觀窺穿透葉隙間的白光並講述其中喻象,自然萬物似乎藏有費解的奧秘深深打動了七等生。這段午後記憶,後來成為他走向文學創作的重要啟蒙,並曾自述:「對音樂的知識和對繪畫技巧的認識,這二者成為我發展文學的踏腳石。」

七等生早年留影,右圖下為創作代表作《我愛黑眼珠》時期。(攝影/章郡榕)
七等生早年留影,右圖下為創作代表作《我愛黑眼珠》時期。(攝影/章郡榕)

從1962年發表的首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到〈來到小鎮的亞茲別〉中尋找存在意義、孤獨的亞茲別,《我愛黑眼珠》中不斷在現實與倫理之間辯證的李龍第,再到《沙河悲歌》裡與故鄉經驗相互映照、追求理想的樂手李文龍,七等生始終將目光放於個人在社會規範與自身意志之間所面對的處境,書寫人物對自由的追尋。

他的文學風格難以歸類,從語法、節奏乃至敘事方式,都帶著對既定規則的抵抗。陳芳明曾形容他是「臺灣前衛藝術的後衛」,在現代主義文學興起的年代,七等生堅持著一種不輕易服膺於群體,近乎孤絕、高度個人性的書寫。而若將這樣的觀察放回他的藝術創作,也或許能理解他何以始終不受固定形式所拘束。

七等生自畫像及留影。(攝影/章郡榕)
七等生自畫像及留影。(攝影/章郡榕)

重拾畫筆

七等生於文壇成名甚早,1960年代已嶄露頭角,1977年出版小全集,直至1993年封筆。1989年自教職退休後,七等生重拾畫筆。他自述轉向繪畫,只因「文字的約束和拘緊,無法寬鬆延展的意涵。」在與蕭義玲的通信中,也曾有感於「多年創作感觸,文字已然繁瑣。」

策展人劉懷拙則形容,七等生是個「專注的人」,自文學封筆後便全心投入繪畫。而這對他而言也並非全然陌生,若追溯創作源頭,七等生早年曾於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接受正規美術訓練,當時已在同儕之中表現出色。多年後重拾畫筆,他先以粉彩、炭筆重新找回手感與技法,此時習作多描繪自然風景與靜物,如《夜晚開的花》(1989)、《盆栽》(1991)皆可見即便許久未作畫,他對光影、靜物外在形貌,以及形體的律動與氣韻仍有所掌握。

《盆栽》(1991)與《盆栽之二》為七等生重拾畫筆初期之作。(攝影/章郡榕)
《盆栽》(1991)與《盆栽之二》為七等生重拾畫筆初期之作。(攝影/章郡榕)

正如他的小說中帶有意識流的跳躍,七等生的繪畫同樣流竄著記憶與情感的想像,而多呈現自由奔放的情感想像與理想原貌;在技法上,從超現實主義逐漸接近表現主義,乃至後期的抽象表現主義。而表現形式的不同,並不影響其創作源頭。從寫作的沉潛到繪畫的開展,七等生一心一意追求的仍是「生命」的本質。

七等生,《夜晚開的花》,紙本粉彩 ,51.5×38.5cm,1989。(劉懷拙提供)
七等生,《夜晚開的花》,紙本粉彩 ,51.5×38.5cm,1989。(劉懷拙提供)

自由的色彩

劉懷拙談到,七等生對藝術的感知是全方位的,且與情感同時發生。正如他自己所言:「選擇從事一項藝術,就是表達自己的本質。」作畫時,他多依循當下的心境與領悟,不執著於流派與表現方式,使繪畫語彙顯得極為自由。當感到心滿意足,他往往一畫即止,也少有重複相同題材,因此鮮少發展為系列作品,也幾乎難見風格與手法上的連貫性。然而,這種不受形式拘束的自由,恰與其小說人物所追求、未見於世俗規範之中的自由彼此呼應。

七等生,《山坡的樹木》,紙本粉彩 ,58.5x48cm,1992。(劉懷拙提供)
七等生,《山坡的樹木》,紙本粉彩 ,58.5x48cm,1992。(劉懷拙提供)

而若說有什麼線索貫穿其中,「色彩」與「自然」或許最為鮮明。劉懷拙認為,七等生繪畫獨特之處在於用色的「啟發性」。1989至1990年的創作初期,《山色》、《風景》與《山坡的樹木》(1992)等先後作品雖然手法多變,仍可辨識出共同特徵:以色塊鋪陳氛圍,不刻意雕琢細節,而是先確立色彩再逐步描繪,由此形成獨到的用色與空間呈現。

其畫中色彩經常脫離景物原有的色調,進入想像之中。如《花蓮山》(1993),以近似海洋或天空的色調描繪山體,使山巒顯得柔軟如布,景物也逐漸轉化為意象;《海浪》、《花蓮七星潭》則保留較多筆觸,不描繪浪花飛濺的細節,而透過顏料堆疊,暈染色調與留白的變化,呈現海浪泛起泡沫的質感。

七等生,《花蓮山》,布面油彩,80×99.5cm,1993。(攝影/章郡榕)
七等生,《花蓮山》,布面油彩,80×99.5cm,1993。(攝影/章郡榕)

相較之下,《通霄的海邊》整體則顯得節制,以綿延沙地構成畫面主體,色彩流轉彷彿爬上山頭,自然銜接著海面與天空。無論粉彩、油彩或炭筆,七等生都能依循媒材特性與個人心性發展,而劉懷拙說明,這實則是一種高度敏銳與萬物合一近似禪定的作畫修持。

他善於調製柔和模糊的顏色,海洋的藍色也是細微的多層次表現,在花蓮時期可看出他對外界形體的重新體會,已然進入抽象表現主義的無相領悟,對海浪也畫出以單色塊交互疊現的樣貌,讓自己的意識消失於無形,就像人成為宇宙中的塵埃一樣,與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的畫作色塊神秘表現有異曲同工之妙。

七等生,《通霄的海邊》,布面油彩 ,65x91cm,1993。(攝影/章郡榕)
七等生,《通霄的海邊》,布面油彩 ,65x91cm,1993。(攝影/章郡榕)

七等生曾言,自己的畫需要足夠的空間「呼吸」,這種自由也發生在觀看的距離之中。如《花蓮鯉魚潭》、《花蓮公園》以書法般線條描繪樹形,遠看宛如樹木共舞,又或羽毛輕揚;《斑點》中看似零散的色痕,實為農夫走過田埂的身影,七等生刻意將其畫得傾斜而模糊,如同殘影,近似曠時攝影拉長曝光後的軌跡效果,使靜止的畫面化為流動。

《花蓮鯉魚潭》、《花蓮公園》以書法般線條描繪樹形。(攝影/章郡榕)
《花蓮鯉魚潭》、《花蓮公園》以書法般線條描繪樹形。(攝影/章郡榕)

從沙河到山林

七等生的繪畫既從自然出發,卻不止於再現自然;既受到眼前景物牽引,又隨心境與情感而變化。在現存約百幅畫作中,多數描繪自然景物或意象靜物。從展場大片落地窗望入,山、海與沙河緩緩排開,他的繪畫或可與個人生命史並行理解。1992年後,七等生便專注於以油畫媒材創作,初期主題多取自家鄉通霄的山海。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展場一隅。(攝影/章郡榕)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自我意義的跨域追尋者:七等生藝術個展」展場一隅。(攝影/章郡榕)

「沙河」即通霄溪,是七等生年少時熟悉的風景。昔日,潮水曾可沿通霄溪河道而上,如今則隨著泥沙淤積逐漸窄縮。這片地景的消逝,既呈現於小說人物的生命故事,也顯現於繪畫之中。《沙河》描繪兒時記憶中開闊、水量豐沛的河川;《沙河之二》則轉向河道乾枯、泥沙裸露的現狀。兩幅並置可見,即便面對已然荒蕪的景象,七等生仍在畫面中保留一種美感,彷彿眼前所見雖已不復從前,關於時間、記憶與生命經驗的風景仍能留存。

《沙河》(1993)與《沙河之二》 (1994)分別描繪通宵溪於記憶之中與現狀的樣貌。(劉懷拙提供)
《沙河》(1993)與《沙河之二》 (1994)分別描繪通宵溪於記憶之中與現狀的樣貌。(劉懷拙提供)

而《一隻船航行於水平面上》描繪水平線上的孤舟,對應通霄海岸遠方常有大型作業船隻工作的景致;《沙地上》則將火力發電廠的煙囪隱入風景之中。那片翻越山頭後豁然開朗的海岸景觀,如今已因火力發電廠等開發而改變,七等生便將這些所見所感轉為喻象入畫。

七等生,《沙地上》,紙本油彩 ,56x56cm,1992。(劉懷拙提供)
七等生,《沙地上》,紙本油彩 ,56x56cm,1992。(劉懷拙提供)

劉懷拙談到,寫作時期的七等生仍在挖掘自我本質,常將對現實的不滿或欲批判之事轉化為故事與寓言,藉此探尋,甚至「治療」自我。回到繪畫後,則得以卸下這份沉重,轉而畫出心中狀態。他經常徒步於林木間觀察風景,直到領悟景色欲傳達的訊息,經長久醞釀下筆亦顯得渾然天成。而在自然之中,他對生命本質的探問也隱約觸及某種超越個體的靈性與造物力量,在《林間受教》、《降臨》中皆可見這樣的關懷。

七等生,《林中受教》,紙本油彩,45x45cm,1992。(劉懷拙提供)  
七等生,《林中受教》,紙本油彩,45x45cm,1992。(劉懷拙提供)  

宇宙萬物皆合理自治

1992年中期,七等生移居花蓮,被視為其創作生涯中一次精神境界的轉折,也進入他創作的另一高峰。劉懷拙形容,他彷彿被花蓮的大山大海洗滌。此前,不斷捕捉關於自我本質的片段與碎片;置身壯闊山海之間後,卻逐漸感受到自身成為自然的一部分。在花蓮的山海之中,七等生理解到宇宙自有其恆常秩序,也呼應了展名「The Universe makes sense」(宇宙萬物皆合理自治)。

七等生,《花蓮七星潭之二》,布面油彩,74.5×74.5cm,1994。(劉懷拙提供)

七等生,《花蓮七星潭之二》,布面油彩,74.5×74.5cm,1994。(劉懷拙提供)

他體悟到,宇宙容納世間所有人的記憶,在如此浩瀚的尺度下,個體只是整體中的一部分。於是,筆下的山開始變得模糊、無相,看似山、亦是海,不過是同一存在的不同面貌。《花蓮七星潭之二》由抽象色塊構成,展現天色與山海交界的混沌時刻,將遠山、白色海浪、沙灘乃至遠方草叢,全數化約為純粹色塊,彷彿萬物皆為構成宇宙的微粒。

七等生,《花蓮海灘風景》,布面油彩,74x74cm,1994。(劉懷拙提供)
七等生,《花蓮海灘風景》,布面油彩,74x74cm,1994。(劉懷拙提供)

而在七等生作品中,人物極少出現。《花蓮海灘風景》中無面容的男子,常被視為七等生自身的投射,但劉懷拙談到,他或許更接近一種理型:因為沒有面容,可以成為任何人,更像全體人類的一種存在。此作完成於他重拾畫筆的第五年,畫中罕見的綠色格外柔和,與《天與地的現象》中同樣少見、卻更為強烈的綠色形成對照。海灘風景近似伊甸園也如夢境,或許正是七等生心中最理想的境地,一處可以安靜棲居、獲得平靜之所。

《天與地的現象》作為2021年亞紀畫廊「七等生:天與地的現象」個展主視覺。(劉懷拙提供)
《天與地的現象》作為2021年亞紀畫廊「七等生:天與地的現象」個展主視覺。(劉懷拙提供)

奧德修斯的歸途

而在最後展間以《海濱殘夢》尤引人注意,一艘船漂泊於如人生風浪般的海面,船身在浪濤間顛簸,幾近翻覆。劉懷拙認為,這與史詩《奧德賽》隱然互相呼應,奧德修斯在漫長的返鄉旅途中經歷記憶喪失與漂泊,最終回到故鄉,也在旅程中重新尋得自我。

《海濱殘夢》、《船骸》如奧德修斯的旅程般與七等生的生命經驗相互映照。(攝影/)
《海濱殘夢》、《船骸》如奧德修斯的旅程般與七等生的生命經驗相互映照。(攝影/)

這樣的旅程,也與七等生的生命經驗相互映照。1977年出版小全集,攀上文學創作的高峰後又歷經懷疑沮喪、宗教的思索沉澱繼而再創札記與書信體文學的典範;他在退休後選擇封筆,轉而重拾畫筆,不願被「應該繼續寫作」所束縛,只想依循心性找到更完整貼近的容器,繪畫正是將他充滿幻想的生命本質具象化,完成他關於生命的解答。另一旁的《船骸》則描繪海浪退去後,被沖上岸的船隻僅餘骨架;從漂泊到擱淺,彷彿將生命的流動與終局濃縮於同一片海岸。

20年來,奧德修斯一心想著回到故鄉;然而當他終於回到伊塔卡島,才明白生命的精華存在於多年的漂泊之中,並在不斷講述的過程裡重新找回自己。七等生則曾言,寫作首先是為保全自我的記憶並記錄世界,試圖將混雜其中的「我」與「世界」分開。劉懷拙也談到,他在晚年仍如此描述自己對生命的理解:「我至今,每天都再重新多認識自己一點點。」

七等生,《海濱殘夢》,紙本油彩,45x45cm,1992。 
七等生,《海濱殘夢》,紙本油彩,45x45cm,1992。 

這份對自我意識超乎尋常的覺察與堅持,使探尋生命本質成為貫穿其創作的核心。若放回至當代藝術潮流之中,其創作更顯得格外內省,而將群體的喧嘩隔絕於外。走過通霄的沙河、山林與花蓮的山海,他在文學中挖掘內心的憂患與憧憬,於藝術裡追問人在萬物之中,如何理解自身的存在?而最後,正如他在《削瘦的靈魂》卷首引言所示:「只有藝術才能告訴我們,有一些表達方式是完全屬於自然的。」

章郡榕Chun-Jung Chang 71 篇

《典藏 今藝術&投資》編輯,關注國內外當代藝術、文學與文化等跨領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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