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風俗畫家
提到朝鮮時代畫家金弘道（1745－約1806），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檀園風俗圖帖》中，生動鮮活的庶民生活景象，無論是摔角、書堂或街頭表演等場景，均使其成為韓國美術史最具代表性的風俗畫家之一。然而，風俗畫僅為其藝術成就的一部分，作為18世紀後半朝鮮畫壇的重要人物，金弘道的創作涵蓋人物、山水、花鳥、紀錄畫等不同領域，並長期參與宮廷繪事，在當時即以兼擅多種畫科而受到高度評價。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於2026年5月推出的「檀園金弘道—描繪時代」特展，正提供重新理解金弘道藝術世界的重要契機。該展透過不同時期與不同題材的作品展示，呈現金弘道的創作與18世紀朝鮮社會間的密切關係，從文人文化、城市生活到地方記憶與自然景觀，其作品不僅記錄個別人物與事件，更反映朝鮮後期多元而複雜的文化面貌。
文人理想的傳承：姜世晃與金弘道
若欲理解金弘道何以成為18世紀朝鮮最具代表性的畫家之一，便不能僅自《檀園風俗圖帖》談起，而須回到其藝術養成源頭，對金弘道而言，影響其一生最深的人物，莫過於朝鮮後期著名文人書畫家姜世晃（1713－1791）。
展覽中的姜世晃〈自畫像〉（圖1），正是理解其思想世界的重要作品，畫幅上方所題「見心山林而名朝籍」，反映朝鮮士人追求精神自由與肩負國家責任之間的張力，此類兼具文化理想與社會責任的士人精神，亦為18世紀朝鮮知識階層的重要特徵。
據姜世晃《檀園記》記載，金弘道自幼便展現過人繪畫才能，七、八歲時即受賞識，經常出入姜世晃宅邸習畫。對出身圖畫署畫員家庭的金弘道而言，該段經歷的重要性不僅在於技法訓練，更在於得以接觸士大夫階層的知識世界，透過與文人群體往來，遂逐漸熟悉詩文、書法、歷史與經典，亦由此建立更開闊的文化視野。姜世晃晚年對金弘道給予極高評價，認為其人物、山水、花鳥創作皆足以自成一家，在前述評價中，風俗畫並非唯一受到關注的成就，對同時代文人而言，金弘道首先是一位兼擅多種題材的畫家，其後才以風俗畫聞名。
本次展出的〈西園雅集圖〉（圖2），則進一步展現金弘道與士大夫文化之間的聯繫。此作取材自北宋王詵（約1048—1104）邀請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等文人在西園聚會的典故，該題材自宋代以來便被視為文人雅集典範，象徵學問、藝術與人格修養兼備的理想人生。對朝鮮士大夫而言，蘇軾不僅是重要文學家，更是理想文人象徵，故此〈西園雅集圖〉呈現的文人交遊，亦被視為士人文化理想的投射。
〈西園雅集圖〉完成於朝鮮正祖（1776—1800在位）即位初期的1778年，正祖繼位後即設立奎章閣廣延人才，試圖藉由文化政治與人才培養，在既有黨派結構上建立穩定的王權與學術網絡。儘管黨派對立並未因此消失，但知識交流與文人交遊的重要性即明顯提升。在此背景下，〈西園雅集圖〉描繪的文人聚會，已不只是對北宋文化的追憶，亦反映朝鮮知識階層對理想政治秩序與文化共同體的想像。此外，該作畫面上方的姜世晃題跋，更使其超越一般歷史人物畫範疇，不僅成為金弘道再現中國文人典故的重要作品，更是姜世晃肯定弟子藝術成就的重要見證。由此觀之，〈西園雅集圖〉既呈現18世紀朝鮮士大夫文化的自我投射，亦同時反映師徒二人透過書畫所建立的精神交流與文化認同。 從姜世晃〈自畫像〉到〈西園雅集圖〉，得以一窺金弘道藝術世界形成的重要背景，早年的師承經驗與正祖初年活躍的學術環境，逐漸形塑其觀察社會與理解時代的方式，亦為其日後描繪商旅、市井與庶民生活奠定基礎，使其作品不僅呈現人物與事件，更能反映18世紀朝鮮社會的文化樣貌與時代精神。
城市與社會百態：《檀園風俗圖帖》與《行旅風俗圖》
18世紀後半的朝鮮社會正經歷重要變化，隨著商業活動發展、貨幣流通增加與人口向城市集中，以漢陽（今首爾）為中心的都市文化日益活躍，同時知識階層對地方社會與民生日常的關注亦逐漸增加。此類變化不僅反映於當時學術思想，亦表現在文學創作之中，例如：18世紀廣泛流傳的《春香傳》，即以地方官員之子與妓生之女的愛情故事為主題，顯示社會現實生活已漸為文化關注的重要內容。
在前述背景下，描繪現實生活的風俗畫亦開始受到重視，《檀園風俗圖帖》即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圖中人物大多不具明確身分，亦缺乏特定歷史事件作為背景，但金弘道並未置重點於個別人物，而是藉由人物互動與生活場景，呈現朝鮮後期的社會樣貌，〈舞童〉（圖3）中圍觀表演的人群、〈摔角〉（圖4）中聚集觀賽的群眾，以及〈書堂〉（圖5）中師生互動的場面，均展現畫家對日常生活細節的敏銳觀察。
值得注意之處，為《檀園風俗圖帖》的出現並非完全脫離宮廷文化環境，金弘道長期任職於圖畫署，其風俗畫雖以庶民生活為題材，卻仍保有宮廷畫家精準的人物造形與成熟的構圖能力，亦因此使得以往較少成為繪畫主角的庶民，漸入士大夫的收藏與鑑賞世界。朝鮮後期文獻已見「俗畫體」相關畫評，此處所謂「俗」，並非今日所理解的低俗或粗俗，而是相對於歷史人物畫、故事畫與文人畫而言，泛指以日常生活與社會風俗為主要題材的繪畫形式。此外，金弘道風俗畫獨具的幽默與詼諧特色，並非後世研究者的詮釋，徐有榘（1764－1845）《林園經濟志》即載，觀賞金弘道風俗畫時，「婦孺童孩一展卷，無不解頤」，足見當時社會已普遍認識其作品中的趣味性與娛樂性。
另就年代觀察，金弘道《行旅風俗圖》完成於1778年，而《檀園風俗圖帖》則咸認略晚於其後，兩者並置來看，可知金弘道對現實生活的關注並非突然出現，而是在不同作品中持續發展，例如：《行旅風俗圖》中圖像與題評相互配合的敘事方式，可能反映金弘道風俗畫發展的早期階段，而《檀園風俗圖帖》則見已將情節、人物互動與社會觀察濃縮於單一畫面之中。此外，《行旅風俗圖》極為特殊之處，在於金弘道與姜世晃共同參與作品意義的建構，前者描繪人物與事件，後者則藉由題評補充背景與評論，此類題評並非單純解釋畫面內容，而是在圖像之外建立另一層閱讀方式。
以〈醉中訟事〉（圖6）為例，若僅觀畫面，觀者所見即為地方官出巡途中受理百姓申訴的場景，然而姜世晃的題評則指出，「刑吏題牒，乘醉呼寫，能無誤決」，原本平凡的訴訟場景因此變為帶有諷刺意味的社會評論。
若進一步觀察畫面細節，跪地申訴者腰間繫有喪服絞帶，顯示案件可能與當時常見的山訟（註1）有關，畫面中的地方官本應肩負裁判責任，但出巡隊伍中卻同時出現妓生、婢女等非公務性人物，令人不禁懷疑究竟為公務出巡，抑或遊宴活動。姜世晃正是藉由題評點出此類曖昧而荒謬的情境，使作品從風俗描寫轉變為對地方行政與官場文化的批判。
同樣收錄於《行旅風俗圖》的〈過橋驚客〉（圖7），則展現金弘道對人物動作與情緒變化的掌握，畫中水鳥、騾子、旅人與僕從之間所形成的連鎖反應，即被姜世晃概括為「入神」之境（註2）。
除官場諷刺與人物情緒描寫，《行旅風俗圖》中亦不乏帶有幽默色彩的作品，例如〈破鞍興趣〉（圖8）便以極其克制而含蓄的方式，透過旅人與鄉村女子之間，若有似無的目光交流，描繪男女微妙的情感互動，展現金弘道對日常人情的細膩觀察。
畫中描繪一名長途旅行的男子騎乘瘦馬經過田間，目光卻不自覺地投向正在採摘棉花的年輕女子，而該女子亦擺出帶有幾分嬌媚的姿態，即便背對旅人，觀者仍能感覺到女子已察覺對方目光。
姜世晃題云：「破鞍贏蹄，行色疲甚。有何興趣，回首拾綿村娥」，字裡行間並未直接批判人物，而是透過帶有調侃意味的語氣，強調畫面的趣味性。
此類作品顯示，《行旅風俗圖》除〈醉中訟事〉所呈現的社會諷刺，亦包含對男女情感、人際互動與日常趣事的描寫，金弘道與姜世晃往往從平凡事件中發掘令人莞爾的瞬間，形成朝鮮後期風俗畫獨有的幽默與詼諧風格。 儘管風俗畫中的主角多為庶民，但主要欣賞者卻多為士大夫階層，此類身分差異使風俗畫既呈現庶民生活，亦同時反映知識階層對地方社會的理解與想像。故此，《檀園風俗圖帖》與《行旅風俗圖》不僅保存18世紀朝鮮社會的生活景象，亦留下當時知識階層重新認識現實世界的重要線索。
圖像中的社會記憶：從〈平壤監司饗宴圖〉到〈耆老世聯契圖〉
除風俗畫之外，紀錄畫亦為金弘道藝術作品的重要面向之一，以〈平壤監司饗宴圖〉（註3）與《耆老世聯契圖》為例，二者雖分別描繪平壤與開城兩座城市，卻不僅止於記錄特定活動，而是藉由人物與景觀的安排，呈現地方社會對城市空間與歷史傳統的理解。
〈平壤監司饗宴圖〉（圖9）描繪平安監司赴任後舉行的宴飲活動，畫面以大同江、練光亭與浮碧樓等平壤名勝為背景，安排官員宴會、樂舞表演與觀禮群眾等場景。此類作品原屬官方紀錄畫傳統，兼具紀念與展示地方盛況功能，但畫家並未將畫面侷限於官員與儀典本身，而是同時納入街道、江岸與周邊活動人群，觀者於觀看宴飲場景的同時，亦可得見百姓往來、群眾聚集等生活片段。
故此，〈平壤監司饗宴圖〉的監司赴任活動，以及百姓、行旅與圍觀群眾，均共同構成平壤的城市景觀，作品藉由官府儀典與市井活動並置，使其超越單純的行政紀錄，亦使平壤作為朝鮮後期北方重鎮的繁盛景象得以具體呈現。
相較於此，〈耆老世聯契圖〉（圖10）的關注重心則為開城的高麗故都傳統，此作描繪開城64位耆老於松嶽山下滿月臺舉行契會的場景，畫面中央設置大型帳幕，耆老依序環坐宴飲，樂工與舞童於席前表演，背景則以松嶽山與滿月臺構成開城最具代表性的歷史景觀。據洪儀泳（1750－1815）於此作題文所載，契會發起人張後殷因見萬曆丁未年（1607）舊傳〈長老聯契圖〉，而興起重修契會之念，遂重新召集地方長者聚會，並委託金弘道繪製新圖，藉此延續開城既有契會傳統，「世聯」一詞即帶有世代相承之意。
此次契會規模遠超一般私人宴飲，畫中除64位耆老外，尚見大量隨從、僕役、樂工與觀禮群眾，總人數近300人，就其參與規模、場地安排來看，已為一場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公共活動，而非單純私人聚會，尤其參加契會者多為開城地方仕紳菁英，背後亦與18世紀以來開城地方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朝鮮王朝雖奉行重農抑商政策，但開城商人卻憑藉人參貿易，建立朝鮮最具影響力的商業網絡。此作值得注意之處，並非中央帳幕內的宴會主角，而是畫面周圍大量出現的風俗人物，可見頭頂送食者、席地飲酒者、醉酒跌倒者、圍觀群眾與乞丐等人物穿插其間，使畫面呈現濃厚生活氣息。此類人物並非契會活動的核心參與者，而前述場景亦未見於洪儀泳題文，推測相關細節極有可能並非委託人要求記錄的內容，而是金弘道主動加入的視覺安排，亦因此使得原本偏重紀念功能的契會圖，增添鮮明的風俗畫特色。
〈平壤監司饗宴圖〉與〈耆老世聯契圖〉雖分別描繪平壤與開城，卻同樣展現朝鮮後期紀錄畫結合地方空間、歷史傳統與集體活動的特色，前者透過宴會場景呈現平壤的繁華景象，後者則藉由契會活動重申開城作為高麗故都的歷史地位。18世紀以來，朝鮮士人均視開城為商業城市，《擇里志》等文獻甚至認為開城已鮮有真正士大夫，然而19世紀初編纂的《松都續誌》與《中京誌》，則開始強調開城作為高麗故都的歷史地位，以及當地的忠孝節義與文化傳統之重要性。兩件作品不僅保存特定歷史事件的記憶，亦反映地方社會如何藉由圖像建構自身的城市認同與歷史意識。
晚年的筆墨世界：《乙卯年畫帖．叢石亭圖》與《老梅圖》
本次展覽除《檀園風俗圖帖》與〈耆老世聯契圖〉等代表作外，《乙卯年畫帖．叢石亭圖》與〈老梅圖〉等2件晚年作品亦同場展出，使觀者得以自風俗畫之外的其他角度，重新認識金弘道在山水與花卉題材方面的創作面貌。繪於1795年的〈叢石亭圖〉（圖11）為《乙卯年畫帖》中少數現存作品之一，畫面描繪關東八景之一的叢石亭，玄武岩柱自海面聳立而起，遠景籠罩於飄渺霧氣之中，畫家以濃淡墨色營造岩石層次與空間感，下方海浪拍擊岩岸，成對飛鳥自浪間驚起，為原本靜止的景觀增添動勢。
〈叢石亭圖〉並未刻意追求景觀細節的逐一再現，而是藉由筆墨經營呈現山海景色的整體氣韻，相較於《檀園風俗圖帖》中以人物活動構成畫面主體，此作則將關注焦點轉向自然景觀本身，展現金弘道駕馭山水題材的能力。
另完成於1804年的〈老梅圖〉（圖12），則為金弘道晚年花卉代表作，畫面僅見老梅一株橫亙畫面，枝幹粗壯虯曲，其間新枝萌發，花苞初綻，勾勒樹幹輪廓的筆觸奔放簡練，濃墨暈染則表現出樹皮的歲月質感，整體構圖極為簡潔，筆墨運用沉著成熟。
朝鮮後期有關金弘道「梅下醉酒」之逸事流傳甚廣，相傳其於某年春日賞梅飲酒後，醉臥梅樹之下，醒來時發現衣襟、鬍鬚均滿布落梅。此事真實性雖難以證實，但亦反映後世對金弘道晚年人格與藝術形象的想像，亦使〈老梅圖〉成為相關傳說的附會對象。 〈叢石亭圖〉與〈老梅圖〉分別代表金弘道晚年山水與花卉作品的重要成果，前者呈現朝鮮名勝景觀，後者聚焦自然生命形態，二者均顯示其創作並不限於風俗畫與紀錄畫，觀者可藉此作品得見一位兼擅人物、山水、花鳥與風俗題材的全方位畫家。
結語：金弘道的時代之眼
國立中央博物館此次以「描繪時代」作為展覽主題，其意義並不在於集中展示金弘道的代表作品，而是藉由不同題材的作品並置，呈現其創作活動的多元面向。長期以來，《檀園風俗圖帖》幾乎已成為金弘道的代名詞，但本次展覽所揭示者，乃為一位活躍於朝鮮正祖時期的文化環境中，持續回應不同創作需求的宮廷畫家，無論是文人雅集、風俗題材、地方紀錄或名勝圖繪，皆反映其於不同類型圖像之間靈活轉換的能力。就此角度觀之，金弘道的重要性不僅止於留下經典作品，更在於其創作本身即構成理解18世紀朝鮮視覺文化發展的重要線索。
（本文感謝이유정、명세라、陳怡融三位老師提供資料，特此感謝。）
人間風景：金弘道的藝術世界與筆下朝鮮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2026/5/4－8/2
延伸閱讀
趙규희〈김홍도 필 〈기로세련계도〉와 ‘풍속화’적 표현의 의미〉，《미술사와 시각문화》第24號（2019），頁126－157。
李京和〈우리시대의 그림 풍속화：강세황의 비평활동과 김홍도의 행려풍속도〉，《미술사와 시각문화》第15號（2015），頁28－61。
변영섭〈스승과 제자, 강세황（姜世晃）이 쓴 김홍도（金弘道） 전기：「檀園記」·「檀園記 又一本」〉，《美術史學研究》第275、276號（2012.12），頁89－118。
유보은〈조선후기 西園雅集圖와 그 다층적 의미：金弘道 작품을 중심으로〉，《美術史學研究》第263號（2009.9），頁39－39。
張辰城，〈조선후기 士人風俗畵와 餘暇文化〉，《美術史論壇》No.24（2007），頁261－291。
註釋
註1 山訟（산송）為朝鮮後期常見的訴訟類型之一，主要圍繞墓地選址、葬地使用權與風水問題而生，由於墓地往往涉及宗族榮譽、繼承權與地方勢力分配，因此容易引發長期糾紛。16世紀以降，隨著宗族意識與風水觀念逐漸強化，相關案件數量持續增加，甚至成為地方官治理過程中最棘手的司法問題之一。畫中申訴者腰間所繫喪服絞帶，或可視為與喪葬事務相關的線索，但目前仍缺乏直接證據，證明畫面所呈現者必然為山訟案件。
註2 所謂「入神」，為東亞繪畫品評中的高度評價，通常與「神品」一詞相近，意指作品已超越外在形貌，而能充分表現對象的神采與精神狀態。有研究者據此認為姜世晃並非僅評價該單幅作品，甚至具有肯定整組《行旅風俗圖》的藝術成就之意。
註3 本次國立中央博物館展出者，雖長期歸入金弘道畫風系統討論，但目前尚無直接證據證明為金弘道親筆，學界咸認其人物描寫、場景安排與風俗表現，均與金弘道畫風關係密切，故常被視為理解朝鮮後期紀錄畫與風俗畫傳統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