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格出版】小誌邊度：關於亞洲藝術文獻庫小誌收藏與「香港的」獨立出版

在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 AAA）裡，「小誌」（zine）是一個不尋常的收藏。多數藝術機構的典藏以正式出版物為主─有ISBN、編輯流程與發行體系、可被歸檔與引用的書籍與期刊─而這些制度化的收藏框架，往往未將以個人資源製作、形式多變的出版物納入考量。小誌可能以影印、拼貼或臨時裝訂的形式出現，數量有限，流通依賴交換與個人傳閱，也常跨越書與物、文本與作品之間的界線。這種非正式出版的特質，使其難以被以既有的館藏邏輯歸檔與描述。也正是如此，當這類生命週期短暫的獨立出版物被納入機構典藏時，我們關注的不只是它如何成為文化上的例外，更在於典藏行為本身如何成為觀察出版與體制關係的窗口。

我第一次接觸亞洲藝術文獻庫的小誌館藏，是在擔任「臺灣獨立藝術空間檔案計劃」（2022–2025）研究員期間。彼時我協助蒐集在臺灣出版的小誌，也參與了關於收藏範圍與選件原則的討論。當時文獻庫同事給我的指令其實相當寬鬆─只要是藝術家製作的小誌，幾乎都能納入。而實際上，我的選擇多半出於個人的感性經驗，傾向那些能呈現臺灣創作者精神風土的出版物。這些小誌橫跨不同的感知與書寫路徑─有的從影像與文字延伸出對「閱讀」的思考，有的保留流行文化的片段與節奏，也有一些帶著鬆弛或戲謔的幽默感，與作為「藝術家」的嚴肅有著鮮明對比。除此之外，我也收錄了一些反映當代臺港關係的小誌─例如香港藝術家在臺灣的創作經驗，或臺灣藝術家對香港社會氛圍的回應。這些小誌被聚合的方式，本身就構成一個新的語境，也指向創作者如何在特定時代與語境中，摸索自我表達的位置。

這段經驗與我進行藝術空間檔案建置的工作十分相似：決定建立哪些檔案、收錄哪些空間，同樣會形塑整個研究在文獻庫中的理解框架與脈絡。典藏不僅是保存的行為，也是一種選擇─哪些被收錄、哪些被遺漏，決定了閱讀的起點與可能的關係。離開文獻庫後，我重新訪問了前館藏總監林亦凌與現任小誌館藏負責人周亦瑤，試著回到這個問題：收藏如何構成語境，又如何在被建立的同時，顯現其邊界。

小誌作為方法

文獻庫的小誌典藏構想萌生於2016年左右。林亦凌在訪談中回憶，當時許多藝術家重新思考創作與發聲的方式，而那些印刷簡單、時而帶有手寫與塗鴉的出版物，逐漸被視為一種可介入現實的語言。對藝術家而言，小誌往往不是「作品」的補充，而是一種以更靈活、更貼近當下的語言，與現實保持對話的方式；是一種在主流敘事之外、介於個人與公共之間的書寫。

同一時期，文獻庫的收藏工作也逐漸由實體出版物轉向數位化與資料再分配，最終形成「讓不可見者被看見（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的核心願景。2017至2018年間，林亦凌前往英國考察不同機構典藏小誌的狀況。與傳統圖書館不同，這個領域強調「去制度化」與「知識民主化」的實踐─例如，小誌圖書館員的研討會被稱為「無研討會（unconference）」，不預設議程，以共學與交流取代階層化的知識生產。而這樣的經驗也讓她重新思考圖書館作為公共空間的可能性─如何讓收藏不只是保存，而能夠使知識流通變得更加開放。

2019年，文獻庫正式啟動了小誌館藏，並確立了三個收藏方向：由藝術家製作的小誌、由藝術機構製作的小誌、以及關於亞洲藝術的小誌。這樣的分類延續了文獻庫的研究取向，同時保留對內容與形式的開放。林亦凌指出，文獻庫長期收藏的出版物，多為展覽圖錄與專書，這些出版物經過機構、策展人與編輯的層層中介，呈現的是「高度被調節（highly moderated）」的語言。相較之下，小誌沒有這樣的中介過程，也不經過審核與詮釋；它呈現的是藝術家自己的語氣與其所經歷的現實。正因如此，收藏這類不被制度語言包容的、難以歸檔的出版物，不僅是對脆弱語言的維護，也促使圖書館重新思考何謂可被典藏的知識，以及這些知識如何反映社會的細微脈動。

對文獻庫現任的小誌圖書館員周亦瑤而言，小誌則是文獻庫圖書館的「粒線體」。如果圖書館是一個有機體，小誌便是它的能量來源─不是核心，也不主導運作，但維持系統最基本的代謝。圖書館裡多數出版物穩定、可被編目，小誌則在其中產生微弱卻必要的能量反應，使整個系統得以持續運行。她說，小誌就像體內的一道細小電流，讓圖書館保持「活著」，在看似靜止的秩序裡保持通氣。而她認為，這種狀態不僅存在於館藏之內，也反映在近年香港小誌的出版現況。

近幾年，香港的書展與相關活動減少，而小誌在香港出刊的節奏也明顯放緩，許多出版者轉向更小規模、依靠社群的流通方式。與此同時，小誌的形式卻變得更為多樣：「它們變得有點像雕塑……已經不只是冊子；有些甚至裝在袋子裡，是一疊海報；有些則被裝訂在活頁夾裡，可以拆開來閱讀。你沒辦法好好地把它放到書架上。」許多小誌不再只作為記錄或流通的媒介，而是設計成能被展示、被觸摸、被觀看（而不只是閱讀）的對象；它們常與其他材料共構─展覽筆記、影像、現成文件、甚至小型印刷品與布料─被製作成要「一起被看見」的整體。她說，許多藝術家更關心的是如何與他人保持聯繫，而小誌則成為一種重新建立關係的方式，不僅連結創作者與讀者，也讓不同場域與語境之間得以對話。小誌在這樣的條件裡仍然發揮作用，以最小的能量維持關係的延續。

然而，若我們將出版視為行動，而非物件，小誌「藝術品化」的傾向，也並不只是形式的嘗試─它同時也與「言說」的社會條件有關。當直接的表述變得困難，許多創作者轉而透過物質的層次去延伸語意─在摺疊、材質、裝訂與構造之間尋找可以表達的方式。這樣的轉向既可能是一種策略，也可能是無可避免的結果。有些小誌透過形式繞開語言的限制，也有人感覺再說下去，也無以為繼。無論如何，它們都指向同一種渴望─維持連結。這種連結不僅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也存在於文本與文本、作品與出版之間。

小誌製作語言的轉向，也顯現出它與其他文本、材料、語境之間不斷流變的互文關係。這裡的「互文性」並非指內容之間的引用，而是一種在「合法性」語境中被迫開展的閱讀方式：當出版與流通的條件變得敏感緊縮，言說便以更幽微的形式顯現：透過紙張的質地、裝訂的構造，或某種錯置與挪用的文字節奏。在這樣的閱讀裡，形式成為內容的轉譯，材質本身則化為一種策略。

這樣的互文關係，也逐漸延伸出香港之外。近年來，許多與香港有關的小誌不再在本地印製，而是在海外完成。一如臺灣日漸增多的港式餐廳，許多來自香港的創作者選擇在臺灣尋找印刷廠，或在臺灣的書展與市集發表。這樣的轉移大致可歸納為兩個原因：一是香港近年書展與市集的減少，使創作者尋找其他能觸及更多讀者的場域；二是部分內容在香港語境中顯得敏感，因而選擇在海外製作與流通。這些現象與其說是後勤或策略的調整，不如說是揭露了獨立出版與社會語境之間的互相塑形：當「可被公開」的界線變得模糊，出版─無論多麽私密與個人─的空間也隨之位移。

在這種互文關係下回看文獻庫的圖書館藏，我們看到的已不只是小誌典藏在設立之初所承載的理想性─亦即，如何以開放與多樣回應主流出版的侷限─而是它在體制運作中的現實位置。當小誌與正式出版物並置於同一典藏系統，我們得以從這種並存的關係中，看見體制如何運作、分類與吸納異質語言。換言之，小誌在這裡不只是「邊緣敘事」的保存，而是我們窺視體制（establishment）運作的一個窗口─它讓體制在看似穩定的秩序中，短暫地被自身暴露。

關於「香港」與「香港的」

這樣的觀看同時也改變了我們理解「香港出版」的方式。從文獻庫的館藏探究其與社會的關係，我們可以看見「香港」不再只是被收錄與再現的對象，而是一個在典藏、出版與流通之間被不斷改寫的語法（syntax）。文獻庫的小誌典藏與香港獨立出版的關係並非因果，而是彼此互文、構成對方的語境。當香港的出版速度放緩、語言變得更隱晦時，文獻庫的收藏反而成為理解這種轉變的參照點─它顯示出「可被保存的」如何被定義，也讓我們意識到「仍在發生的」如何被排除。互文性在這裡揭示的，正是語言之間的差異與位移。

對香港的出版場景而言，這意味著要同時閱讀「香港」（Hong Kong）與「香港的」（我想更適合的英文也許是”Hong Konger”）：前者指向地理與制度，後者指向關係與價值。「香港的」所指涉含義不是身份，而是一種語法位置─在體制與出版之間持續調整、生成意義。它既指涉創作者的感知方式，也指涉文本在流通過程中被閱讀的角度。當地理的「香港」受到現實限制，「香港的」出版便以另一種方式延續─這種延續不在於地點，而在於書寫本身的運動。它們讓出版的呼吸在體制的縫隙之間持續流動，也讓我們在閱讀中感受到那股微弱卻持續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