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box攝影圖書室創辦人曹良賓，長期在策展、研究、空間經營與創作之間往返；而成長於臺灣的越南新移民二代攝影師蔡定邦，則以家族記憶與跨國身分，透過攝影出版持續探索影像和敘事的邊界。兩位受訪者在影像如何被閱讀、保存與再次流通的脈絡中，展開各自的實踐。而當兩人並肩坐在桌子的一端，談話仍不免要從「為什麼是攝影書？」與「為什麼是圖書室？」開始。
臺灣攝影史研究及其斷裂
2015年，曹良賓參與國家攝影文化中心成立前期的「臺灣攝影史綱」研究工作。在蒐集資料的期間，深感臺灣攝影研究現場史料缺失、四散的困境。甚至像馬偕博士（George Leslie MacKay）這樣的重要歷史人物，若要取得足以支持一項攝影研究的材料都十分困難。從大學、圖書館、地方文獻到私人收藏，他幾乎跑遍所有能想到的地方，回憶「當時至少有一半的時間都花在找資料上」。
這樣的經驗，也顯見當時臺灣缺乏一個具體而可靠的攝影典藏體系，也缺乏能讓研究者、讀者查閱史料的公共空間。知識與史料無法被穩定取得，使得在地攝影史往往只能以斷裂、片段的方式被理解。而若想在臺灣系統性地學習攝影，也須面對高額學費等現實門檻。與此同時，也少有一個地方能讓關心攝影的讀者與創作者反覆相遇。
2016年成立的「Lightbox 攝影圖書室」正從這些缺口中誕生，一方面也伴隨曹良賓對攝影知識保存、共享與共建的渴望。以臺灣為主體、非營利的Lightbox，入口地面上大大寫著「Free to All」，多年來以免費開放與募資的模式維持營運。而蔡定邦便是在Lightbox剛成立時，因對攝影的好奇而踏入。
他說當時「能參加的講座都會到場。」後來旅居越南的三年間，也仍不時參加Lightbox 的線上講座。在一次臺灣攝影書展覽中，桌上幾本攝影書：李岳凌《Raw Soul》、沈昭良《STAGE》、張乾琦《鍊》，讓他突然理解到「原來一本攝影書，可以有敘事、有節奏，甚至具音樂性」，因而開始有了創作攝影書的念頭。
攝影、出版與民主化
拜訪當天正逢Lightbox休館，Google Map上也顯示著「暫時歇業」。曹良賓笑說，這段時間常讓人誤以為空間已停業，其實只是團隊在忙碌的臺灣國際攝影節（TIPF）結束後，為了專注處理龐大的行政業務，也讓工作夥伴可以調整步伐、輪流排休，因此將空間服務暫停。
不久之前，Lightbox主辦了首屆以「臺灣」為名的國際攝影節「TIPF」，開展了攝影與出版如何在公共領域展現能動性的討論。正因如此，也不免讓人想追問：攝影與出版之間究竟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與此同時，在談論紙本刊物時我們仍時常被它的不便之處所框限，而甚少思考其不可取代性。在資訊流動快速到近乎失焦的今日，是否仍可能展開其他理解方式，重新思考紙本與影像的意義？
曹良賓認為，數位化的便利無庸置疑：內容可即時更新，錯字或圖片皆能快速修正。然而，這樣的便利也伴隨著脆弱性，資料可能在一夕之間被改寫、覆蓋，甚至抹除。相較之下，一本實體刊物的優勢恰好相反：它會標明責任編輯、作者與譯者，「你知道這群人會為內容負責，若有錯誤，也會勘誤面對。」他說，「做書是一個慎重的過程。」因為一旦印刷，便意味著無法任意重來；而這份可被追溯的可靠性，也在時間中累積轉而收穫讀者的信任。
而自《本是同根生》（2024）出版至今，蔡定邦仍不時收到讀者的回饋，「有人說他每天都會翻幾次，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樣。」他也提到《本是同根生》首刷僅500本，「代表真正擁有它的，就是這500個人。」一張影像在社群平台發布，往往幾天內就被新的內容淹沒；而一本攝影書出版後，卻有人會在不同的人生時間點閱讀、回應它。或許這種緩慢、能反覆被觸發的延續性，就是紙本能夠成就的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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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攝影出版的現場
而「出版」看似只是影像抵達觀眾前的一道程序，卻也決定了作品能否真正到達目的地。在TIPF的論壇上，曹良賓邀請出版人格哈德．史泰德（Gerhard Steidl），回顧他與攝影師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合作出版《美國人》（1959）的經驗。這段合作背後所展現的出版思維、工序與理念，不僅涉及編輯的判斷、排版設計與印刷等細節，也揭示一本攝影書得以成立時所仰賴的自由度、物質條件與美學判斷。
對蔡定邦來說，出版是一種被看見的策略。他形容，攝影書是他宣傳作品時的游擊方式。在藝博會工作時，他習慣把小開本的攝影書放在口袋中，一有機會便拿出來與人分享。「或許無法將作品掛到博覽會牆上，但我可以把書拿出來給你看。」他最初與「書盒子獨立出版」合作，以少量、手工、有人預訂才印的方式製作；既能控制成本，也能在每次再版時微調內容，這些都是獨立出版令人著迷的自由。
然而，出版的光景也不總是如此自由。像羅伯．法蘭克與史泰德這樣的組合，某種程度上則反映了能與大型出版社合作的，通常是已具知名度與市場基礎的創作者的現實。蔡定邦也觀察到，身邊許多攝影師與朋友多半採取自費出版，或與小型獨立出版單位合作，在當前依然是大部分創作者最可行、也最實際的出版途徑。
而既是編輯，也出版過個人攝影集的曹良賓則想強調，「一本書從來不是一個人完成的。」即使是「獨立」出版，也不意味著作者能「獨自完成」所有事。出版本質上是一個多人協作的過程，作者會接收到來自編輯、設計、排版、印刷到行銷等各方意見。不同的是，「一般出版社會有更多市場考量，會叫你不要這樣印刷、別那樣設計。」而獨立出版的好處之一，「就是你有機會說：這一點我不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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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形式決定節奏
若要談一本攝影書與藝術書、文學書之間的不同之處，或許也能從羅伯．法蘭克對攝影書的堅持可見。「照片會自己說話」意味著除了影像由其本身曖昧性所產生的想像空間，彼此之間也可以透過排版與內頁設計，控制敘事與閱讀的節奏。自文字詮釋的束縛中鬆綁，從而獲得更多觀看的自由。
蔡定邦說，他思考影像的邏輯更近電影。而在他看來，閱讀攝影書的時間感上是更為個人、自由的，每個人翻頁、停留的節奏不一，經驗也因此截然不同。在《本是同根生》中，他藉雙開的翻閱形式與平行、鏡像的圖像排版，讓兩兄弟的故事朝不同方向展開，並在翻頁之間互為映照；《水噹噹的金雲阿姨》則從朋友一句「這本書像腋下被打開」的形容而來。於是他將書封設計為金雲阿姨衣袖的布料，而內頁中央覆上的的黑底，在翻頁時會隱約露出如腋毛般，也呼應阿姨在鏡頭前逐步展露自我的過程。
兩人不約而同地，都十分在乎內容與形式的扣合。在與《中途》相隔十年出版的新作《Becoming Taiwanese》中，曹良賓走訪了全臺神社與忠烈祠，這些殖民與政權更迭間留下的建築，如今除了成為公共記憶，更深植在他的成長背景裡。《Becoming Taiwanese》中乍看是在臺南神社前鞠躬的景象，打開與設計師特別討論的開門摺頁（Gate fold）後，便會顯露另一層歷史。
神社在戰後被改建為忠烈祠，鳥居被拆去部分近似於雙十狀、中央位置的國民黨黨徽，則直接安裝於原有結構上。曹良賓又指著其中一頁所拍攝的神馬銅雕，原屬日本皇室象徵的菊花紋，被鑿除並改刻為「青天白日」，但仍殘留原本的花紋輪廓。新舊權力符號不協調的重疊，共同指向臺灣歷史中兩個時代與政權留下的痕跡。
一段小歷史到大歷史
回到內容上，蔡定邦說他是在回到越南後開始街拍，拍得久了鏡頭自然轉向家人，才意識到自己其實在靠近一些更難以觸碰的課題：母親缺席的愛、與兄長之間複雜的情感。這些題目最初並無宏大企圖，只是對身邊人的凝視，或被人物的情緒與狀態吸引而來。直到出版送到讀者手中，回饋陸續出現，他才慢慢發覺這些個人故事之中所蘊含的「公共性」。
像在拍攝一段時間後，他才逐漸看見金雲阿姨身上所承受的老老照護現實：一位72歲的女性，一邊努力維持自我樣貌，一邊照顧90多歲的母親，同時在咖啡廳兼職工作。阿姨看似私人的日常，背後其實反映了人口老化的社會結構，而如「為什麼照顧責任會僅落在她身上？」這樣直接而難以回答的問題，也並非他事先預想到的方向。
採訪前，他剛出版了新作《絨邦》訴說他的母親，也是一位越南女性移民的生命史。原本只是想為她留下記錄，蔡定邦卻在創作過程中，自然地看見了背後整個亞洲的地緣政治背景。「她的個人生命經驗，像是歷史與社會變動的縮影。」
曹良賓則形容，出版《Becoming Taiwanese》對他來說，是與成長過程中的威權教育與黨國史觀「進行一場漫長的告別」。出生於解嚴之前，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幾乎不談臺灣歷史。直到紐約求學再回臺後，才意識到在理解自身歷史這件事上，自己也像個外國人。「那是一種很大的缺憾和羞愧。」他說。
而在所有形式與結構之前，他最在意的是「命名」。「書名會影響讀者的認知，應該是一件慎重的事。」《Becoming Taiwanese》如其名，是他從承認歷史創傷、劃出界線，再到慎重與之道別的一段練習過程。「不是否認傷害，也不是溫情原諒。」即便如此，書中那些刻意撕裂、帶有燒灼痕跡的頁面，則是談論去殖民、去威權時曹良賓無法詩意以對，而被誠實保留下來的部分。「謝謝這段歷史曾塑造我，但請到此為止。」他說，「是這本書在練習的事。」
真實、信任與攝影的未來
攝影與出版之間始終存在一種互相成全的關係，使影像在流通時，仍能保留延續自身、對抗遺忘的力量。在剛結束不久的TIPF現場，曹良賓遇見一位透過AI推薦而來的觀眾。「他說自己已經不再Google，只交給AI篩選資訊。」當獲取知識的方式急速改變，搜尋、閱讀與判斷的過程逐漸被交給無形的中介，也不免讓人擔心：需要「親自到場」的圖書室、需要「親手翻閱」才能建立連結的攝影書，未來將會如何？
而蔡定邦與曹良賓的回答，都更接近對文化狀態的期待。長久以來，攝影建立在有一個「持相機的人」的前提之上。曹良賓認為，未來恐怕愈來愈難以「真／假」的二元來界定影像，或許只能用「虛構／非虛構」描述：不必然虛構，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真實，只能說是「建立在真實經驗之上」。蔡定邦則覺得，此時此刻「相信」與「想像力」或許更重要。「只要你相信這是由一個真實的人所拍、相信被拍攝者的存在，那班雅明說的『靈光』（Aura）也許還在。」只要讀者願意把自己的經驗投射進去，攝影書就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曹良賓也談到，希望未來出版過程能變得更透明：讓更多人看見一本書從初稿到成書之間的多方協作，明白自己手上的書，同時也是編輯、設計、印務、書店與整個生態協力的結果。「讓創作者、讀者都意識到，一本書不是靠一個人完成。」
在這樣的願望裡，經營一間公共圖書室或出版一本獨立出版的攝影書，也許都只是起點。試圖在資訊過量的當下，維持一種緩慢而能長久保存的真實。一本書歷經出版終於來到讀者手中，再透過一則私訊，或一行旁註返回創作者身邊。在往返之中，似乎也被托付了跨越一代代人的任務：在所有資訊都能被快速滑過的時代裡，留下幾頁仍需耐心翻閱的紙。
章郡榕（Chun-Jung Chang）( 4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