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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丁目的美術史專欄】李石樵的《橫臥裸婦》是畫日本人?尋找裸體模特兒需要仲介?日治時期臺灣美術中的裸體模特兒初探

【五丁目的美術史專欄】李石樵的《橫臥裸婦》是畫日本人?尋找裸體模特兒需要仲介?日治時期臺灣美術中的裸體模特兒初探

Li Shih Chiao’s “Reclining Nude,” A Depiction of a Japanese Person? Was an Agent Needed for Nude Models? A Preliminary Look at Nude Model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ese Art

2024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畫會團體「臺陽美術協會」成立90周年,位於三峽的李梅樹紀念館舉辦特展「春色無邊——初代臺陽人的春日和鳴」。展覽主視覺取自李石樵(1908-1995)1936年參加第二回臺陽展的女性裸體畫《橫臥裸婦》,當年這件作品曾被日本警察根井洸(1914-?)以風紀為由,要求從展場撤下,因而引發爭議。時隔88年,以《橫臥裸婦》為素材的展覽主視覺,由於陳列靠近小學,被當地居民抗議而撤下。不過相比裸體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抑或是這幅畫對藝術史經典構圖的致敬,不知道各位是否好奇,畫中的女性是為何人?

2024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畫會團體「臺陽美術協會」成立90周年,位於三峽的李梅樹紀念館舉辦特展「春色無邊——初代臺陽人的春日和鳴」,透過史料與作品的並置,呈現日治時期臺陽展的活動軌跡。展覽主視覺取自李石樵(1908-1995)1936年參加第二回臺陽展的女性裸體畫《橫臥裸婦》,當年這件作品曾被日本警察根井洸(1914-?)以風紀為由,要求從展場撤下,因而引發爭議。

時隔88年,以《橫臥裸婦》為素材的展覽主視覺,由於陳列靠近小學,被當地居民抗議而撤下。雖說需要購票入場的美術展覽,與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間是否可比,還有討論空間,但僅論女性裸體圖像在社會的受容(reception),確實讓人有歷史重演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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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樵,《橫臥裸婦》,1936,畫布油彩,61.5×72.5公分,李石樵美術館收藏。(攝影/劉錡豫)

關於李石樵《橫臥裸婦》在臺陽展被撤下的始末脈絡,過去已有許多研究,近年有蔡家丘的《自主性的理想:臺陽美術協會戰前創作活動(1934-1944)的再認識》(註1),運用不同史料,試圖跳脫抗日史觀,提出別開生面的觀點。不過相比裸體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抑或是這幅畫對藝術史經典構圖的致敬,不知道各位是否好奇,畫中的女性是為何人?

為了尋找裸體模特兒留在日本

令人意外的是,這幅橫跨百年時光,兩度在臺灣社會引起騷動的《橫臥裸婦》,描繪的女性很可能是一位日本人。

1935年,李石樵從日本東京美術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畢業,他放棄回到臺灣從事教職的機會,選擇獨自在日本繼續從事藝術創作。他在位於學校附近的本鄉區切通坂町,琵琶師佐藤嶽水(1893-?)住家的樓上租屋。(註2)這裡距離上野的美術館很近,走一段路就能抵達神保町的書店、美術用品店。然而,最大的原因或許是住在這裡方便他尋找裸體模特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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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戶時代就有裸體畫的創作,浮世繪師如喜多川歌麿(1753-1806),會以家人或花街女子為模特兒創作。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引進西洋學院美術的教學制度,人物素描可說是基礎中的基礎,但當時日本社會卻不能接受女性裸體模特兒,裸體畫的展出受到熱議甚至是批評或干涉。

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部教授黑田清輝創作於1897年的《智.感.情》(東京國立博物館黑田紀念館典藏),被認為是最早以日本人裸婦為模特兒創作的油畫之一。根據黑田的日記,此作模特兒是名為「小川花」與「小川幸」的姊妹(©Wikipedia)

此時,一名經營茶屋的日本婦人宮崎菊(1843-1915)與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部的教授黑田清輝(1866-1924)合作,率先在谷中坂町開設模特兒仲介所,除了招募女性作為美術學校的裸體模特兒,有時也自己親自擔任。在黑田清輝的日記中時常可見宮崎菊與其仲介的模特兒身影。(註3)

1915年宮崎菊去世後,其子宮崎幾太郎(?-1941)承繼母親事業,在他的努力下,模特兒的仲介、外派正式成為女性的新興職業。宮崎幾太郎在雜誌刊物上登載廣告,明訂日薪價碼與工作時間,吸引在學或為生計所迫退學的年輕女性任職。根據一項1920年代的統計,東京美術學校內有24名至30名模特兒,東京女子美術學校則有2至3名,如川端畫學校等美術補習班也有2至3名。(註4) 隨著宮崎幾太郎去世,加上二次大戰導致畫家對裸體模特兒的需求降低,宮崎模特兒仲介所難以繼續經營下去,最終收業。到了戰後,同樣位於東京美術學校附近的美術用品店「淺尾拂雲堂」接替這項事業,持續經營迄今。(註5)

1934年一封來自旅日臺灣畫家張銀溪寄給陳澄波(1895-1947)的信件,收信地址為淺尾拂雲堂,說明這件位在東京美術學校旁的美術用品店,當時已是臺灣畫家固定造訪的空間,才能代陳澄波收信。當陳澄波前往東京時,大多時候都會和李石樵住在一起。根據同月的裸女速寫,可知陳澄波在東京也持續於畫塾練習。

可以想見,因為東京美術學校及四周畫室和宮崎仲介所合作,李石樵才選擇停留在東京持續磨練人物素描的技術。他的租屋處距離其師岡田三郎助(1869-1939)經營的本鄉洋畫研究所不遠,而且搭車一小段時間便能抵達吉村芳松(1886-1985)畫塾,李石樵旅日期間時常與他相往來,這些場所都能讓他找到模特兒,持續練習人物素描。

李石樵的《橫臥裸婦》完成於1936年春,在這段時期,他主要將心力放在預計出品帝展的大作《楊肇嘉氏之家族》中,根據研究,這件以臺中仕紳楊肇嘉(1892—1976)家族為主題的作品,背景雖然室臺中公園,實際上是李石樵於楊肇嘉在東京的別墅創作的。(註6)李石樵很可能從1935年就在東京作畫,並且在畫室中以日本的專業模特兒為對象完成《橫臥裸婦》,隨後帶回臺灣參加臺陽展。

李石樵,《楊肇嘉氏之家族》,1936,畫布油彩,179×226公分,私人收藏。(圖片源自:《進步時代─臺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

1920至30年代的日本,裸體模特兒逐漸形成新興的就業市場,她們投入各地美術學校與畫室,帶動日本西洋美術的發展。若將裸體模特兒視為一種藝術資源,可以說是促使臺灣畫家前往日本東京的拉力,反過來看,這代表當時的臺灣並沒有類似的仲介機構和資源。

臺灣的裸體模特兒

有別於日本,日治時期的臺灣並不存在模特兒的仲介所。本地現代藝術形成較晚的臺灣,無法支撐模特兒的市場,且殖民地的族群結構、風俗差異,加上警察體制有別於日本,警察具有更大的權力等因素,讓臺灣社會對裸體模特兒的接受度,沒辦法與日本社會同步。 1927年第一回臺展,東京美術學校畢業的西洋畫家鹽月桃甫(1886—1954),以臺展審查員的身分率先展出裸女畫《夏》,從鹽月位於臺北的畫室照片,可以看到與《夏》相同的背景,可知《夏》是在此完成的作品,只是不確定畫中裸體模特兒的身分。不過鹽月在接受報紙媒體訪談時曾提到:「因為這是臺展的第一次,我想裸體畫的作品可能會比較少,所以我便選擇這個題材來描繪。」顯示當時臺灣藝術界的確缺乏裸體畫。

鹽月桃甫與家人在其位於臺灣鐵道旅館(今址為臺北車站前新光摩天大樓)後方的畫室合影,照片中可以看到鹽月因應臺展準備的作品,以及為了《夏》所搭建的布簾(《南國.虹霓.鹽月桃甫》,頁56)

時間過了4年,一張出自1931年赤島社展覽的照片,體現臺灣現代美術起步階段,是由旅日臺灣青年從美術學校、畫室等場域帶回裸體畫,在臺灣展出。照片中可以看到兩件當時就讀東京美術學校的郭柏川(1901-1974)的人體習作,可能出自同一位模特兒,根據畫上的文字,可得知此名女性出自郭柏川老師,岡田三郎助的教室,有可能是長期與東京美術學校合作的宮崎仲介所的模特兒。

1931年赤島社成員於臺南公會堂合照,牆上左一、右四即為郭柏川的裸女習作。(《日治時期美術團體1895-1945》,頁148)
左:郭柏川,《裸女》,1931,畫布油彩,79.0×51.5 公分,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右:郭柏川,《裸女(站立)》,1931,畫布油彩,72.0×57公分,臺南市美術館典藏。

未能旅日習畫的水彩畫家倪蔣懷(1894-1943),也留下數件裸體模特兒的速寫或水彩,模特兒的來源可能是讓家人擔任或四處詢問。倪蔣懷曾在日記中提到,他曾在萬華拜託,結果四處碰壁,但在大正町(今中山北路以東、市民大道以北的條通商圈,)卻得到爽快答應的回覆。(註7)箇中原因,可能與萬華是臺灣人為主的空間,而大正町多為日本人有關。

隨著旅日臺灣畫家陸續返臺活動,也不約而同地面臨缺乏專業裸體模特兒的困境。其中李石樵或陳德旺(1910—1984)選擇持續在東京活動,顯示東京相比臺灣有著包含模特兒在內的豐沛藝術資源。此時,先後返臺的廖繼春(1902—1976)、陳澄波等人,只能從拜託家人擔任,或是仰賴少數的志願者。

如1934年第8回臺展,廖繼春曾以妻子為裸體模特兒創作《讀書》(現已不存),也以年幼的長女為對象創作《子供二人》入選了帝展。當時的報導特別用《動員家族征服缺少模特兒的難關》為標題報導。除此之外,據說陳澄波也曾以妻子為模特兒練習裸體人物畫。(註8)另一則陳澄波1932年的報導,則提到陳澄波在彰化寓居創作時,找到了願意擔任裸體模特兒的臺灣女性,陳澄波在訪談中,稱許這位女性的勇氣,「證明臺灣女性也對藝術有了覺醒與贊同」。(註9)

1934年報紙採訪廖繼春一家,背景可以看到廖繼春以妻子為模特兒創作的《讀書》(曾添福剪貼簿,《名單之後:臺府展史料庫》)
1932年報紙採訪為於彰化的陳澄波,推測照片中畫架上的裸女畫即是報導中提到以某位臺灣女性為題材的創作。(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說是這麼說,即便存在上述個案,日治時期仍舊沒有出現裸體模特兒的職業市場。戰後,一則1947年的新聞報導提到:「日本人走了,本地人不願意當模特兒,兩年來,許多畫家雕塑家,正鬧著『模特兒荒』,有人希望有關當局,速速籌對策。」(註10)從內容來看,顯然出自熟悉臺灣藝術界情事的本省人之筆,變相說明日治時期臺灣的裸體模特兒,多由日本人擔任。

結語:《甘露水》與臺灣維納斯

文章的最後,稍微提一下黃土水(1895—1930)入選帝展的大理石雕塑作品《甘露水》。

這件如今被譽為「臺灣維納斯」的名作,其模特兒是誰呢?由於黃土水沒有留下記述,有學者推測黃土水可能是自聘或利用學校的模特兒。(註11)關於自聘,郭柏川回憶自己在日期間,「平常我沒多少錢,但為了研究人體表現,模特兒卻不能不請。」(註12)考慮到黃土水在日生活艱辛,運用學校聘雇的模特兒(可能出自宮崎仲介所)的可能性更大。無論如何,黃土水在創作《甘露水》時,比較有可能以日本女性為模特兒。

黃土水,《甘露水》,大理石雕,1921,文化部典藏。(©北師美術館)

提及這段猜測,並不是要批評《甘露水》「臺灣維納斯」之稱名不符實。通過以上文章,我們可以看到,包含黃土水、李石樵、陳澄波、廖繼春、郭柏川等人在內,日治時期臺灣的藝術家置身裸體模特兒匱乏的殖民社會,在創作上遭遇了諸多困境。為此,他們創造臺灣美術的場域橫跨臺日兩地,透過日本新興的裸體模特兒市場開始人體素描的練習,即使返臺面臨資源不足,亦能透過不方式解決難題,為臺灣社會創作出精采的作品。

另一方面,這些投身裸體模特兒工作的女性,縱使透過藝術家的創造力,在紙張、畫布、石材或金屬上留下華麗的身影,然而其聲音、意念等主體性,卻難以保留在他者凝視下的創作產物,這也是本文受限篇幅而未盡之處。我希望,無論是《橫臥裸婦》或是《甘露水》,或許終有一天,我們能穿透表層的媒材,窺見其隱藏於歷史角落的模特兒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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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 蔡家丘,《自主性的理想:臺陽美術協會戰前創作活動(1934 1944)的再認識》,《臺灣史研究》第31卷第1期(2024-03),頁121-171。
註2 劉錡豫,【對話下的Taiwan Art】紅衣女子背後的摩登城市:李梅樹與好友在東京的同居時代,典藏ARTouch(2024-05-30瀏覽)。
註3 豐島舜吉,《モデル女 今昔物語》,《臺灣日日新報》,1926-08-26(夕刊版3);黑田清輝日記,1915-07-03,東京文化財研究所(2024-05-30瀏覽)。
註4 中央職業紹介事務局編,《職業紹介公報 第28号》(東京:中央職業紹介事務局,1924),頁8-9;佐瀬文哉著,《文化的婦人の職業》(大阪:白光社出版部,1924),頁202-203。
註5 沿革,浅尾拂雲堂(2024-05-30瀏覽)。
註6 李欽賢,《高彩.智性.李石樵》(臺北:雄獅,1998)。
註7 臺北市立美術館展覽組,《藝術行腳:倪蔣懷作品展》(臺北:臺北市立美術館,1996),頁107。
註8 臺灣美術史上最特別的裸體模特兒,李梅樹紀念館(2024.05.30瀏覽)。
註9 李淑珠,《表現出時代的「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臺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頁305。
註10 《美術室玩味》,《全民日報》,1947-10-28,曾添福剪貼簿,《名單之後:臺府展史料庫》(2024.05.30瀏覽)。
註11 顏娟英,《《甘露水》的涓涓水流》,收於《物見:四十八位物件的閱讀者》(新北:遠足文化,2022),頁428。
註12 陳夢帆,《從學院到社會:日治時期女性裸體畫研究》(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美術史組碩士論文,2014),頁37。

劉錡豫( 28篇 )

台灣美術史的學徒,經營《書院街五丁目的美術史筆記》粉絲專頁,從事藝術與藝術史的非虛構書寫跟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