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三段循環論
當年研究中山北路，寫的是20世紀的歷史。彼時可以很大聲或無懸念地說出，臺灣戰後重要的歷史時刻，似乎都可以在臺北市中山北路的地景變遷過程中，找到關聯與敘事（殷寶寧，2006）。然而，進入了21世紀的我們，面臨著全球化的景況與社會物質基礎，數位化與社交媒體全面性地滲透著人們的每日生活，企圖擁有一種較為全觀式／整合性（holistic）的觀點，顯然已無可能。
英國學者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曾提及，任何社會文化均會面臨「新生浮現」（emergent）、「支配穩固」（dominant）到進入「式微殘存」（residual）的三個階段循環（Williams, 1977）。
威廉斯主張，所謂的文化，便是人類生活方式的總合。然而，文化的演進、變遷與延續是如何進展與變異的呢？他提出了一個時序性的架構，用以指稱文化的複雜性，因文化與社會傳統、體制有關，其交互關係的動態，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變因與成分。因此，他將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視為一種「文化系統」來討論，以凸顯其動態成分。任何系統均有其支配性（dominant）的特徵，或者是此支配性特徵的轉變。強調支配性特徵的重要性，因其對歷史分析有用，對系統的變動感更顯重要，如此的觀點有助於連結從過去到未來。亦即，這是一個凸顯「過程」的概念，而非僅關注於特定的抽象體系。威廉斯強調，在任何一個文化系統中，其必然存在著式微殘留（residual）的成分，也會有支配性（dominant）的主流元素，以及，面臨著新生浮現（emergent）的變異力量。這三者之間有著時間向度上的推進轉變。
所謂的「殘留」，意指在任何文化體系中均包含了「過去」的成分，這些成分在當代文化過程中的價值與意涵是全然不同的。
所謂的「殘留」，指的是在過去的歷史中構成，但在當前的文化過程中依然活躍。某些無法以現今主流文化來表達或驗證的、特定的經驗、意義、價值，卻可能是以過去殘留的基礎上繼續存活與實踐。例如，古早味、傳統服裝，是以過去的生活模式所延續遺留下來的一種文化樣態與價值，說是「古早味」，但弔詭的是，其實存的狀態，正是當下。
支配性的主流與殘留兩者之間的關係，可能是相互對立，也可能是另一種替代主流支配文化的關係。兩者之間關係的改變與否，端視彰顯殘留文化者是否會被「整合」到主流文化中，或是演繹出新的關係。舉例來說，從當前城市文明居於主流的角度來看，「鄉村」生活儼然是過去文化系統的某種「殘留」，但這兩者間的關係可以將其理想化，將鄉村轉化為某種「夢幻」、「昔日美好」的風情，或是逃離都市塵囂的正面力量，則殘留與主流間的關係便可以被逆轉。亦即，為了抵抗吸納整合的壓力，這些殘留的意義與價值會被保留下來。又像是古蹟保存的課題一般，過去的老房子可能被解讀為是破落殘蹟、不具任何經濟價值。但若將其視為為表徵過去生活或「歷久彌新」，則轉而代表經過歲月的洗禮與淬鍊的無形文化價值。過去與當下之間，難以有絕對性的對立關係。
至於「新生」則代表了一種新的意義、價值、新的實踐與關係。例如英國在十九世紀、新的勞工階級概念浮現，象徵新的文化實踐出現。但這樣的新生文化也同樣會面臨了從嶄新生成、到逐漸成為主流、或演變成文化中的殘留成分。例如原本為工人生活次文化的牛仔褲服飾，原本被視為是一種粗野鄙俗／工人工作服的表徵，卻逐漸成為主流的服飾文化，但當前則更可能成為足以左右流行趨勢，創造新的服飾語言，或服飾文化中持續存在的成分。
威廉斯提出文化系統及其歷程中，三個不同階段系統特徵的分析架構中，最具有生產性的是「殘留」這個概念。一方面，「殘留」意味著文化發展過程中，內在彼此有所連結的相關性；另一方面，則是論證了文化歷程中必然的變動不居，有助於我們可以從中解析出「曾經」存在的元素或組成，作為討論新舊變動之間的關係，也得以觀察出某些文化成分的沈澱，如何指引我們的思考與理解。特別是，當我們試圖辨析出特定文化地景的構成之際，找出其中曾經的主流與支配性觀點，以論述其於「殘留」的關係，有助於當其已然成為「殘留」，卻仍足以影響下一階段歷史發展的內在力量。
舉例來說，日本人時代所設置臺灣神社，戰後同一個基地上，逐漸轉換成現在的圓山飯店。這個過程的變異，從原本居於主流、對日本帝國主義與天皇的神聖性崇拜，置換為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堡壘，地景的轉變闡述文化過程的轉變。然而，這個轉換卻未必意味著，日本統治時期，透過包含每年固定的參拜儀式，滲入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日本文化元素，一夕之間完全消失。正是「殘留」這個概念，讓我們得以清楚辨識，很多存在於我們集體記憶與社會運作時的特定意涵，並且得以支撐這種相互理解，成為我們文化內涵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演繹成集體意識與認同。
再以中山北路一段到新生北路之間的「Ｘ條通」街區來說。這個由日本人開發的街區，從原本日治時期的日人居住住宅社區，戰後變成為國民黨執政體制下的公務員宿舍區；1960-70年代戰後經濟復興，進出口貿易與觀光產業浮現後，逐漸轉換成服務日籍觀光客的日式風情酒吧，以及卡拉OK等娛樂產業匯集之地。這個轉換固然來自於街區內所殘留的日本文化元素。然而，當日本文化元素的殘存，依然可以取得其文化詮釋上的優勢，足以與主流文化並存，即是說明了在時間推進的過程中，某些文化並不一定會自然消逝，而是可能持續轉化演繹。條通街區日式酒店的文化地景，在這個類型的休閒娛樂產業漸趨沒落後，轉型改為以街區走讀導覽的「差異地景」（heterotopia landscape）存在著，繼而以一種復古懷舊的風格形式，出現在影視劇的空間場景中，再現昔時日式酒店的風情。
徐明松分析王大閎時，引用了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見解，「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 有過偉大的文學革新者， 他們不可忽視的一個成就是他們完全吸收了他們正在掙脫的傳統。現在大多對傳統的反叛行為都來自那些不知傳統為何物的人⋯⋯。」（Sontag，2005: 73-74）徐明松以這段話來意指王大閎，及其同輩中人，如何在現代建築的路徑中，尋找一條具有中國現代化意涵的軌跡（徐明松，2018）。正是因爲王大閎這一輩出生在中國、同時也有機會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在成長過程中，充分吸收傳統文化與知識能量。
「現代主義」強調顛覆傳統，尋找新時代價值與精神。但這一代的中國人，以其飽滿的傳統知識能量，作為進一步吸收新知識的基礎，並得以藉此反芻與再創新，成為涵融並蓄，繼而得以展現更具開放性與前瞻性的旅程。換言之，認為現代主義具時代性與革命性的價值，僅關涉於揚棄舊包袱、顛覆傳統的論調，乃是一種簡化而片段的表面詮釋，認為對於歷史與知識的認知及詮釋，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替代與斷裂，忽略了歷史與人類知識演進的連續性。在這樣的討論基礎上，猶如威廉斯所強調的，每個社會的知識發展，均可能存在著時間向度或前或後的殘留軌跡。只不過，這是否也經常被詮釋為一種時代的悲喜劇—堅實捍衛著傳統的人們，可能也終是將被時代所遺忘的人。被稱為永恆的建築詩人王大閎，曾經在1960-70年代的臺灣建築專業界，風靡一時。但最終悄然隱沒於大眾視野。直到進入21世紀，才被人重新挖掘出過往的故事，成為重新詮釋臺灣戰後現代建築發展的重要人物登場。
這個歷史被挖掘與重新詮釋的過程，同時也說明了歷史絕非單純線性地隨著時間推演，不斷地朝前方行進著。歷史會不斷地辯證反覆。這使得探索與不斷淘洗地景歷史的研究取徑，有其在知識論上的重要價值。
在我上一本關於中山北路研究的書（殷寶寧，2006），是以「後殖民批判」（post-colonial critique）的觀點切入，從日本殖民統治為歷史基底，闡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與社會控制，如何複製為一套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的綿密體系，運作於地景的形構歷程。國民黨的威權控制，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作用，以及日本統治時期的文化殘留，包含殖民論述中隱含的性別與族裔歧視，均為研究聚焦所在。
主流的支配性地景，殘留各種痕跡，自然也有新生浮現的樣態。那麼，這近三十年間，我看到了中山北路什麼樣的地景變遷？有哪些新生浮現的課題？甚至足以成為推動我想要寫作這本書的能量？
城市治理的文化轉向
1987年臺灣社會的政治解嚴，帶動1990年代成為狂飆的年代－－長期被壓抑的社會能量迸發，不同領域有著各自關切的議題，或是長期受到壓迫的群體，積極尋求透過草根能量來獲得可能的解放。
從政治、社會領域為了爭取政治參政權、社會權的努力，一直到經濟產業領域也高聲倡議自由化、解除管制等訴求。內部有著從體制面減少管制，權力下放，建構一個更為民主化的政治體制壓力。在產業與經濟面，商人早早的西進投資，期待減少政府介入，可以在兩岸和平的前提下，引導更多產業面的開放。至於外部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始終難解的兩岸關係之外，20世紀末全球化的浪潮襲來，產業與市場面臨更多的開放與自由競爭外，朝向擴大民營化比重，甚或爭取公私合營，崇尚新自由主義價值與治理觀點的全球蔓延。為了對抗全球扁平化的趨同，以及個別國家與區域競爭力的危機，強調「越在地越國際」，「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等主流思維，各層面與不同領域為了凸顯其在全球化無差異的歷史情境中，如何展現己身的獨特性，以及其間所隱含的競爭條件或優勢，成就了「文化就是硬道理」、「文化是門好生意」等主流觀點，各個領域均呈現出的「文化轉向」趨勢。都市再生（urban egeneration）／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與文化轉向（the cultural turn）或許可以視為這三十年間，轉動中山北路地景變遷的關鍵課題。文化引導都市再生（cultural -led urban regeneration）、藝術介入（socially engaged arts），則是相關的關鍵詞。威權色彩的褪色到消逝，則幾乎是已經要被遺忘的母題。或許說明了去威權化、民主的社會價值深化，實為這些年的重要發展趨勢，深化到我們足以忘記曾經的斑斑血跡與淚水刻痕。
也就是說，前述兩股推展歷史向前的力量，一個是逐漸消失的強人政治歷史氛圍，另一個則是方興未艾，以「文化」取得投入各項都市發展與投資的關鍵字。那麼，威權與強人統治的消散，我們可以從地景變遷上看到什麼？
全文未完，本文節錄自《從敕使街道到中山北路》一書序言〈政治美學化與藝術轉向中的地景記憶回訪〉節錄。
中山北路，以及周邊街廓的城市記憶關鍵詞
《從敕使街道到中山北路: 政治美學化與藝術轉向的城市地景記憶》
跨過威權政治、都市更新、文化轉向、藝術介入……中山北路這條歷經繁華也曾美人遲暮的街道。學者殷寶寧教授從敕使街道至中山北路的時代更迭裡，觀察、實地記錄與析論，那不斷被塑造、轉型，宛若「一人千面」名角般的「中山北路」之風華物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