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在進出故宮正館看展覽的前後，從外部樓梯走上二樓看看建築正面外牆上那個寫著「中山博物院」的匾額，然後思考為什麼有這個東西？這個跟故宮的正式名稱有何關係？
日籍資深媒體人野島剛在其著作《故宮九十話》中的第74話〈孫文與故宮〉內容有這麼一段節錄自1965年11月13日〈中央日報〉上的一篇報導，同時也是臺北故宮落成（包含該匾額揭牌）：「該館作為永遠紀念國父之用，將來反攻大陸之後，故宮博物院和故宮的收藏品將回到大陸，這項建設將作為臺灣省的博物館。」這一新聞多少證明當時國民政府對於臺灣各項事務的一貫處理態度，一種暫時棲身之所的概念，小自臺北故宮，大至整個臺灣。
只不過，從1965年在臺北再次開館的故宮博物院，在這塊土地上至今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但是一般人對於故宮的感受，除了從業人員、文物收藏與研究族群外，多數處於低溫狀態，而這個結果其實來自該院在臺過往歷史所直接、間接促成。
有意思的是，當議題觸及「故宮」二字時，不論從制度或名稱上，在輿論上就會產生一種與現實中大眾熟悉度很不相稱的反應幅度：平時討論很小聲，吵架的時候就很爆裂。在此，想先離開爭論的漩渦，試著用幾個不同的觀點，說明我們可以對故宮有什麼樣的期待！
第一種、臺北故宮可以是臺灣與中國關係的一種縮影和示範。
相較於政治情勢上的對峙，作為文化載體的臺北故宮，等於是一個存在於國內的軟性中國實體。如何處理這個實體，以及我們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它，也多少可以用來借鑑我們思考自己處理「中國文化」，到底我們是承襲它、繼承它，還是讓它成為我們的養分。或許，也如同中國飲食文化在臺灣的百花齊放，各種口味、工法和食材，有原生也有混生甚至新生，因為開放，讓我們更豐富。
第二種、能否走出歷史和政治的纏繞，成為一個單純的博物館。
每次的人事任命，對於故宮的種種新聞議題和政黨攻防，就可以確認政治的權力網絡深刻纏繞著故宮。只不過，多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思維的反對聲浪，即便經過各種包裝捲土重來，還是無法抵擋一個必然趨勢：思考臺北故宮的未來，勢必是要把它納入臺灣的文化視野，甚至放在更實務的全國博物館組織架構中思考，如此看到的才是臺灣文博產業的完整版圖。
如同2016年臺北故宮規劃了一檔「嘉慶君．遊台灣─清仁宗文物特展」，這次展覽有兩層意義：一個是議題在主軸上連結本土多角度的歷史，其次是博物館合作網絡遍及全國，所集合的展品橫跨國內多個藝文館所、研究機構甚至是私人藏家，並且透過多種立場的史料，看到當時臺灣各族群互動的種種面貌。
第三種、從來到臺灣的故宮，變成帶著臺灣走出去的故宮。
自1990年代以來國際間各館所開始盛行包裝自家展覽、經典藏品成為「展覽商品」兜售，換取龐大利潤的文化貿易順差。但是在這個重視「名牌」的博物館產業，市場往往是國際大館通吃的現實。故宮遷臺後，從1961年赴美巡展到2014年臺北故宮文物赴日，並在之後由日方回饋展覽到南院，臺北故宮可說是臺灣目前唯一具國際「博物館精品」的品牌，且能夠獲得「交換」回饋機制的少數館所。
因此，在國際館博界的現實情況下思考臺灣的文化戰略，無法缺少臺北故宮的參與。須將其納入全國的博物館架構來思考國家對外的文化策略，如何透過國內館際團隊合作策展，一同尋找外館交流的機會，跳脫以往只有故宮孤軍作戰的模式，才有可能產生展覽產業經濟和臺灣文化輸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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