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甌雪盌宜分茶，宋瓷與宋朝文人物質文明

根植於這樣一個時代，大批擁有一技之長的藝人進入城市謀生定居，使得工藝南北互通，成為宋代飲食器具的造型設計作為一種藝術型態的助力。另外，還有許多金銀器、瓷器、漆器等作坊為皇室特製飲食器皿，官方樣制因此流傳民間，尤其是南宋時期金銀器、瓷器日益商品化，已經不再是王公貴族獨享的奢華，此時的朝廷與民間在裝飾製藝術的美學方面的差異並不太大。這種時代風氣的改變，對茶酒食器的製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宋代文人對詩意的提倡日益成為引領的美學標準，反映藝術創造的每一個環節。飲食器以及文房雅玩器具為最貼近日常生活的表現形式，其造型自然不會游離其外。

北宋制定的政府組織裡，朝廷所轄的「文思院」擁有42個造作工坊，其中多數與金銀器相關，而文思院也同時是匠藝樣式的設計者。兩宋時期金銀器的裝飾多以大自然界的花鳥紋為大宗，而許多瓷器的造型亦源自金銀器，題材遍及象徵美好吉祥的植物、動物或人物故事。紋飾布局也突破唐代的團花型式，多因器而作，使造型與裝飾和諧統一；盞、杯、碟、盤、瓶、盒等常用器皿都可在不同的材質之間互通樣式，融合交流。蓮荷紋飾，起源已久，除了佛教以蓮喻佛，佛教在宋代完成漢化，其義理與儒家、道家融合，蓮紋寓義亦呈現文人精神象徵與世風民俗的多元性。宋人亦借蓮明志，如周敦頤之《愛蓮說》，自此蓮花又稱「花之君子」，提升了蓮荷文化之審美地位，寓文人追求入世有為，立君子之格獨善其身，蓮荷裝飾元素，其不染塵之狀，與宋代文人雅士追求高潔之品格相符。雖然宋代食器中，並非沒有繁複的紋飾，但是許多器物以含蓄的暗花、剔刻為主，總體呈現仍為簡約內斂的風格。

宋人茶風鼎盛，上至皇戚貴臣，下至販夫走卒，無不熱衷茶事。茶盞選用與飲茶習俗緊密相關。煎茶與點茶，均是兩宋時代的飲茶方式。前者將細研作末的茶投入滾水中煎煮，後者則將茶末調膏於盞中，然後以滾水沖點。煎茶以其所蘊涵的古意特為士人所重，宋人茶書，如蔡襄《茶錄》及宋徽宗《大觀茶論》，所述均為點茶法，曰兩宋點茶盛行，均不為過。宋人舉辦文人雅集必以茶助興：若煎茶，則將細碾且細籮之後的茶末投入滾湯；若點茶，此前便須炙盞，所謂「凡欲點茶，先須熁盞令熱，冷則茶不浮」（《茶錄》）。嗣後以小勺舀取茶末，在盞中調作膏狀，於時以湯瓶沖點，邊沖邊以竹製茶筅或銀製的茶匙來回攪動，即所謂擊拂。點茶需要技巧，又以因擊拂之手法不同令盞面泛起乳花不同而各有名目。乳花在兩宋頗多俗名與雅稱，曰雲，曰雲腳，曰花，曰乳花，曰玉花、瓊花、雪甌花，或依《茶經》稱棗花。

宋朝瓷器之精好者，無論造型、釉色、紋飾，均以優雅取勝。茶具的使用和喜好，也提供重要的佐證。鬥茶起源於唐而興於宋。其趣在於注湯擊拂，比試乳沫湯色。而此際之重，又不止在於乳花，更在乳花泛盞之久，此即「咬盞」。宋代茶系繁多，其口感色型各異，茶商遂以點茶鑑別評鑑各類茶品所用。此鬥試方法原卻因其娛樂性而獲得文人士子所喜愛，因而在社會各個階層迅速推展開來。兩宋茶盞，兔毫、鷓鴣、油滴為鬥茶所必須之精品；「墨試小螺看斗硯，茶分細乳玩毫杯」，毫杯，兔毫盞也，以其釉色深遂而襯得乳花分明，建窯以其較厚的盌壁與釉質，利於保溫，可使延長乳花泛盞的時間，亦為宋人所愛。黃庭堅〈西江月．茶〉「兔褐金絲寶盌，松風蟹眼新湯」，則為〈建窯兔毫茶盞〉。與之並行的青瓷、白瓷、青白瓷盞等，其精好不在黑釉盞之下。唐施肩吾〈蜀茗詞〉「越椀初盛蜀茗新，薄煙輕處攬來勻」，詠越窯青瓷茶碗。劉摯〈煎茶〉「雙龍碾圓餅，一槍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甌浮乳花」，謝逸〈武陵春．茶〉「捧盌纖纖額春笋瘦，乳霧泛冰瓷」均為北宋詩人眼中的青瓷盞。青瓷盞在宋人筆下總有冰玉之美稱，玉甌乳花、乳霧冰瓷均為茶事清韵。今日所見之物，果真實至名歸。北宋詩僧釋德洪作〈孜遷善石菖蒲〉，句有「戲將紅玉旋螺石，共置雪色花磁盂」，是所謂「花」，乃指暗花。花瓷如雪，是宋金時期人們對定窯白瓷的評語──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對飲茶清雅之韻的追求，陸羽已開其端，兩宋則蔚成茶詩中的盛境。若謂茶詩與茶事中特有詩人之境，則「淡如秋水淨，濃比夏雲奇」，成就此一時代釀就的氣韻與風致。

宋代茶盞形制多樣，狀似斗笠者，淺腹敞口，適於文人點茶或分茶中眾雅客品茗鑑賞之用。除了斗笠形，另有深弧壁形、花口圈足形等；花口有五、六至八或十數瓣之分，亦有敞口侈口、深腹淺腹之別。奢華之品茶形式導至茶器形制更為多樣，而文人對飲茶品質的追求亦透過對茶盞選擇而更趨於性情化。宋代詩人王洋作茶詩云：「要知清白德，盞面看浮花」，則是將茶品與文人品德相連。

景德鎮青白瓷，亦即後世稱作影青的茶盞，也為宋人所喜愛。舊金山亞洲博物館藏一件宋朝〈青白瓷蓮紋盞〉，敞口、小圈足，胎薄質潤，釉色青中透白，盞心以流暢的刻花裝飾蓮葉與盛開的蓮花，北宋彭汝礪作〈答趙溫甫見謝茶甌韵〉中之描述「細花密葉生瑤珉」，「渾然美璞含天真」恰似實物寫真。李廌〈楊元忠和葉秘校臘茶詩相率偕賦〉「須藉水簾泉勝乳，也容雙井白過磁」，其下自注：江南雙井用鄱陽白薄盞點鮮為上。雙井，茶也，兩宋名品，出自洪州雙井。取白薄盞（青白盞）點雙井茶，兩翠相映，可謂雙美。合肥北宋馬紹庭夫婦合葬墓出土一件〈青白釉斗笠盞〉，壁薄如紙，積釉處青翠如玉，盞心釉下刻纏枝團花，同墓所出又有兔毫盞，鎏金銅盞托，鎏金銅渣斗，又錫盒一對。這一組用作陪葬的茶具，黑、白盞共存，可知即便北宋茶事中也不是黑盞獨尊。南宋更是如此。

吉州窯木葉紋黑釉瓷器的出現，一方面是受當時飲茶、鬥茶風尚盛行之故，另外一方面，有學者認為是菩提樹葉（也有人認為是桑葉），因此也不排除佛教與茶文化的相互滲透影響。木葉紋在工藝上屬於貼花的一種，但不同的是，它以天然的樹葉，經過特殊處理後貼在施了一層黑釉的胎碗上，再敷以透明釉後經高溫燒製而成，樹葉的形狀以及葉脈便留在茶盞上清晰可見。一般是一片葉子貼在盞心，也有貼在盞壁、盞口的，木葉有半葉、一葉，也有二、三片加疊。這樣加工過的黑釉碗，有種樸質的野趣。儘管沒有油滴美麗的結晶，鷓鴣斑斕的色彩，或是兔毫流垂的效果，但是木葉樸實的沉穆，在深邃的黑渾釉色中透過絲絲經脈的空隙，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在平常中蘊藏著神奇，引起人們無限的遐想。若注入茶水，可看到樹葉彷彿在水中漂浮，可謂匠心獨具又極富詩意，猶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境，契合宋人淡泊寧靜的審美情懷。

剪紙是民間文化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兼具獨特的趣味性與裝飾性，體現生活中最基本的審美觀念和精神品質，因而得到廣泛的流傳和應用。宋代工藝品盛行，剪紙從女紅逐漸轉到工藝產品，吉州窯的工匠們以「耕且陶焉」的生產組成方式，將剪紙技術創造性地用於陶瓷的製作之中，間接或直接的將剪紙工藝融入陶瓷裝飾中，也創造出眾多窯口中獨樹一幟的創新風格。

在崇古思想引導下，精良的文房用具的追求達到了極致，對於形制、材質均十分挑剔，也使得文房器具的呈現變得格外豐富，成為歷代文人不懈之追求。「文房」本為官府掌管文書之處，至唐代文人以其作「書房」之代指，其後沿用流行，入宋漸成案頭用具之總稱。南宋文學家洪邁所撰《夷堅志》中言：「凡合用筆、墨、紙、硯、糊匣、剪刀、壓尺、硯滴，一一皆備。」南宋林洪《文房圖讚》更將文房視為多項用具共同演繹的場所，可知文房場域中有文人自豪「吾輩自有樂地」的賞玩觀。宋代文人案台書几之玩用，文房清供往往大不盈尺，小不足寸，文人雅士視文房器物為友，硯滴作為文房用品之一，其功能特殊而純粹，甚得文人之喜愛；其風格造型由漢唐的莊重逐漸轉向雅致精巧，尤以陶瓷燒製最為適用，也因最宜變格而備受青睞。景德鎮青白瓷所出硯滴數量多，以樣式豐富，造型精巧取勝。宋代硯滴題材豐富，今日可見造型有龍首、鳳首、童子、蟾蜍、芝蟾、麒麟、龜蛇、鴛鴦以及鹿、象、魚、兔、舟；幾何形狀有六邊形、柱形、稜形等，其餘長短方圓、瓜果花草之紋飾則難以數計。實用功能外，更多在表述文人審美意趣與精神訴求及寄託，如陸游有「水冷硯蟾初薄凍，火殘香鴨尚微烟」；北宋書學理論家朱長文曾作《硯滴銘》言：「守口惟瓶出入惟心，一勺之多淵淵而深。」硯滴雖屬小器，然往往於簡樸中顯靈性，盡宋人雅用之意韻。

宋人追求有內涵的雅致是復古思想的體現，雅玩之物承載優雅、含蓄的精神生活，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後〉言：「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范溫《潛溪詩眼》云「行於簡易閑淡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皆是古淡有真味的理解。宋人甌盞形制簡約精巧，不敷繁縟，色澤質樸，意境沉靜深遠，是為恬淡寂寞，道德之質也。其清雅肅穆之氣韻與道家所提倡的「大美至淡」契合，於方寸之間蘊含著宋代文人的幽玄意境與淡薄情懷。

真正的文化消費需要消費者有與之匹敵的認知和素養。宋人處世曠達的智慧，使得他們在行為上融合以及包容一切，他們將文化知識與創新能力投入市場，細巧的趣味表現在生活裝飾的賞玩裡，以精湛的技藝呈現抒情的巧韻，深刻影響了宋代消費水準和發展，創造出一批體現當代文人意志與文化消費觀念，同時具有復古與創新雙重氣息的文化消費產品。

宋代在太祖開疆立國之後，抑制軍權，崇文重教，使國家在長期動亂之後得以休養生息，為之後宋代的穩定和發展奠定根基，促進社會的安定、生產的恢復和經濟的發展有莫大的幫助。由於提倡讀書之風，擴大科舉考試規模，加上經濟蓬勃發展，促進文化的昌盛，濃厚的興學之風，使得一些地域和一些家族對教育十分重視。如當時的江西書院發展迅速，白鹿洞書院、桂岩書院、白鷺洲書院、鹿岡書院等著名書院，造就不少名臣學士。中國文學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中，就有三位出自江西：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而宋朝時江西出宰輔則多達50人（包括陳恕、陳執中父子為相，王安石、王安禮兄弟為相），這些都說明當時江西的教育之興和文化之盛，其大力辦學的風氣影響深遠。伴隨著文人地位提升，文人的價值觀以及審美態度成為宋代製造器物活動的主流影響，這種價值觀的形成對宋代文房用品的設計製造得到極大的發展（洗、硯滴、爐、水盛、瓶等）另外，如飲食具、茶具、香具等器物的實用性已經明顯展示了精神追求的象徵性與文化鑑賞性，可稱為體現宋代文人品味之典型。

宋代文人具有深厚的文化素養，同時又極富創造性，他們結合了文化官僚、職業畫師以及閒散文人，是一群穩定又龐大的文化消費群體，也是一個極富創新精神的創作群體。這個群體在政府主持領導下，進行多次浩大的工程，例如宋初考鹵簿及儀仗用品、徽宗朝大規模制訂禮器祭器等。閒暇時又以極大熱忱投入器物的設計製作中，這些器物可以包括文具、家具、農具、兵器等，同時參與更多的是文玩雅藏、金銀玉器以及陶瓷器物。

商業經濟發展空前繁榮，同時物資出口和外銷多達5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大促進了當時的製造業、手工業等各行各業的發展，高消費的刺激使商品製作日趨精湛，器形有由實用而趨向精緻象徵的過程，反映了市場由日常消費趨向飽和後，由上層文人意志與品味決定的精神訴求。藝術是實用藝術的發展根植於時代進步的土壤，宋代特殊的藝術環境必然會成就不同於以往對器物的設計理念、風格的要求。由於文人審美情趣的介入，宋代器物多呈現清秀淡雅的風格，造型特點順應當時的風尚，趨向質樸、素淨，強調造型線條的流暢，各類材質器物，靈活多變，同時富有舒適大方的整體美感。詩意雅趣的追求是基本符合這個階級在盛世中發展起來的審美趣味，是一種優雅而精細的趣味，從形似中追求神似，由有限（型式）中展現出無限（詩情），成為藝術高度發展的形式、技巧和手法，講究的是「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有意無意，若淡若疏」的藝術理念薰陶中，構成一種思想情感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