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物哀 我看「另一種目線：王信攝影展」

在我初識台灣攝影的1990年代末期，王信已是一位帶有謎樣色彩的人物，展出不再，教學漸歇。知道她，從來只緣於兩本小型攝影書：《蘭嶼，再見》（純文學出版社，1985）和《王信》（台灣攝影家群象4，張照堂主編。躍昇文化，1989）。

我曾懷著類似仰慕的心情好奇著，只知道在台灣這個性別比例長期極為不均的攝影行業裡，女性攝影家極少，而歸屬體力活之類的報導攝影，王信更是女性第一人。但強調女性身分總感弔詭，彷彿得割除世界另一半之後才能稱首似的。但其實，王信的報導工作與發掘議題之敏銳度，走得比許多男性更前面；且之於攝影，女性工作者更需要像她這樣的先驅者。可以這麼說，之於報導攝影、或女性攝影師，王信無疑是個早執火把、守於前路的勇者，映照著許許多多的後至者。

然王信所燃起的，並非熾亮大熱的光焰，也許還更似安住角落裡明靜長煦之燭。她的展覽與發表極少，直至數年前才開始寫部落格，但多年沒有公開活動。因此從沒想過，這樣一位低調的攝影家，能夠首肯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一次大型的攝影展，更沒想過能夠一睹向來只有聽說的「訪霧社」系列以及其他未發表作品。

「另一種目線：王信攝影展」以編年展的形式，分成14個主題、展出近六百張照片，完整回顧了王信歷來的攝影工作成果。除了已廣為人知的「蘭嶼，再見」、「訪霧社」、「肖像論」等系列，還有許多從未面世的作品、學生時代作品與彩色近作。整個展覽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面向：回憶與記憶、私密心境與個人意念、報導紀錄。「我的故鄉台中」、「學生時代作品」與近期的旅行攝影，屬於攝影家個人的回憶；「自悼」、「逃亡者之眼」與「景與物」大致可以歸於私密心境與個人意念；而報導紀錄類除了前述的知名經典之外，還包括「埔里點滴」、「澎湖風土記」，未發表的「霧台、好茶、三地門、大社」等系列。

第一類以「我的故鄉台中」為例，拍攝於1971至1972年、台灣剛退出聯合國之際，身在日本的王信自言當時思鄉濃烈，回台之後迫不及待去拍攝了自己成長的台中市街。磨菜刀、豆漿攤、流動書車、菜市場的老人、公園中休憩的人、寫著宮本武藏（Musashi Miyamoto）的電影看板、總統牌香菸的招牌，還有靜謐的綠川河畔，凝聚在調性深沉的黑白相紙中，如被時間凍結。王信說她當時試圖追尋童年記憶，不知她是否找到？然而再過40年，這些照片捕捉的，是攝影者追尋自己1970年代的當下瞬間，不是她的童年，亦非記憶。照片成為攝影家處理與延長記憶的方式，它們被帶到我們面前，轉為我們填補時代記憶空缺的補遺，寧靜而古老的面貌被凝結，散發出屬於時間所添附的永恆與靜謐。

第二類則是這次展覽的特點，有別於王信向來嚴肅的客觀紀錄，強調私密心境、個人意念與抽象景物之美，是一種主觀的風景。其中令人驚豔的是「逃亡者之眼」系列，視角傾斜的怪異房屋、驚悚的貓眼、似假似真的動物、詭異的深邃空間，表現出許多如惡夢般的超現實場景，是王信日後甚少表現出來的風格，這系列同時也可感受到日本戰後反傳統寫實派攝影的影響，對照王信自言這是一種來自台灣戰後白色恐怖年代所留下的心理餘絮，傳遞出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陰鬱。不過王信終究並非反傳統寫實、反而極力遵奉傳統報導攝影路線，因此，這系列只是早期的實驗之作，卻可窺見其影像內裡表現自我所可能潛藏的感受與爆發力。

第三類則是王信著名的報導攝影，這些以古老的風土和原住民影像為主的照片，拍攝許多沒落、變遷或消逝中的村落，其自然環境、居住與工作於其中的人之樣貌，有別於人類學者科學式的凝視，王信的作品強調偶遇、強調攝影家之眼的遊走式觀察。這些影像不只是做為視覺見證，也不只是顯現「看，這裡有這樣一群人的存在」，而是企圖傳遞部落的生活與世界觀。有些照片不僅瞄準人物，也描述環境細節、生活物件與工作器具，尤其經常以中低視角拍攝孩童動物，有些動物帶著可愛、純真與蓬勃生機，有些則傳達著悲傷、孤絕與荒涼。在她的鏡頭底下，被攝的對象存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有其純樸寧靜與美好的一面，但也伴隨因族群剝削所造就的悲哀與不義，但無論如何，王信的原住民系列報導保存了戰後少數漢人面對原住民處境、開始有所些微意識與反思之時代感受。日後許多在原漢議題上有更清晰表現的圖文報導，也許多少都受到她的影響。

王信本身也是最早將報導攝影的觀念正式地引介進來的人，1977年5月，她撰述了〈報導攝影〉一文，登在正積極推動報導文學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其歸納日本攝影學者伊奈信男（Ina Nobuo）於1934年所發表的〈報道写真について〉一文：（一）報導攝影的「報」是報知，「導」是指導之意，因此報導攝影除了有報導性外，同時需要有指導性。（二）報導照片必須容易被大眾瞭解並有國際性。（三）報導照片不只限於新聞照片，它是有意圖而拍攝的組合照片，必須能明確地將事象的全貌表現出來。（四）報導攝影家除了熟悉各種攝影技法外還須具備有敏銳的洞察力。最後，王信補充一點：（五）報導攝影家必須有良知和正義感，對人類抱有愛心和同情心。

這個報導攝影的定義成為王信一生堅持的準則。強調見證真實、客觀紀錄，反對擺弄現實與表演，特別的是，她所增加的第五點，賦予了攝影一種主觀的道德標準：良知與正義，並對任何出於對人與物不予以尊重的攝影之深惡痛絕。

但是良知如何被衡量？承載善意所拍攝的照片是否就能如實傳遞給讀者？非出於道德良知所產生的照片是否就一定不好？這些，都是足以構成攝影上的大哉問，同時，也不見得能透過評論去瞭解。甚至看起來，良知與愛，僅能存乎於個人內心的尺標，一種宗教式的籲求。身為觀者，推測攝影者的意圖有無必要？甚或，我們會於何時需要去驗證這些真心？真情與濫情有沒有差異、其尺度如何衡量？我暫時無法在此討論。

但我以為，王信的照片仍然企圖傳遞一種「物哀」情懷，出自日本古典文學的「物哀」，非無謂感傷，而是指人的各種情感，是天地有情、以物生情的觀點。一如她在演講中不斷殷切叮囑：拍人要好好地跟對方打招呼，絕對不要偷偷摸摸地拍，可說拍照之於她是情感交流的起點，也是人世間彼此對等的起點。這是一種普世的人道主義的視角，即使人道主義已被廉價濫用的今日，王信仍堅持著，也因此她的照片似乎卻又存在著這種對等之心，不斷透過平行視角，照見萬物蒼生，希冀達至「物我同一」之境，即便原漢差異與位階不等，註定了這是一個永遠到不了的理想。

物哀之情，能深具感染力地傳遞出人們的處境，但也顯現了報導攝影之難。從試圖改變人心與偏見，到關照問題全貌、給出指導，甚至召喚行動，報導攝影究竟能夠推到多遠？之於堅守者，這也是一場永恆的努力，正因有情，王信的報導攝影終究並非政經分析取向與純科學紀錄，正因用情，所以才更深知若不加節制地移情可能造成的危險，所以必須更嚴以律己。因此王信以堅硬的態度審視自我與他人，同時也拒絕將這些取材於物與他人的影像成為個人的藝術。

紀錄片導演莫里斯（Errol Morris）近來一本談論攝影的書籍《所信即所見》裡，論及埃文斯（Walker Evans）的一段話，使我想起王信。他說：

我曾經想為藝術下個定義。這件事永遠有風險，不過我能找到的最佳定義如下：創造一套任意的規則，然後像奴隸一般遵守。你設立一個概念，規定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然後嚴格遵守。你試著發展出一套世界觀或美學，或隨便你想怎樣形容，甚至可以是一種正直的觀念。

王信對於攝影該是什麼、該有什麼作為，以及什麼是不能夠做的，也存在著如斯遵守。如果藝術僅被窄化為一種表現自我的行為，自然被王信所摒棄；但如果藝術是一種對現實的情思與真誠報知呢？在世紀又翻過一頁、攝影觀念轉過一輪的現下，王信攝影展仍企圖傳遞其所堅信的一些不合時宜之良善，彷彿在說著：認真拍照，認真待人。

展期：2016.10.29−2017.03.05

地點：台北市立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