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行為藝術相遇的「國際相會影展」

在介紹「國際相會影展」（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Paris/ Berlin）這個介於當代藝術與電影之間的影展的系列第三部分中，我們將聚焦在與行為藝術相關連的作品上，並深入介紹曾在2011年代表西班牙在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2009年參加明斯特雕塑大展（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 2012年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的西班牙藝術家多拉．加西亞（Dora García）的行為藝術長片 《第二次》（Segunda Vez）。她的創作中慣以不同的方式組織或演出故事、建構情境，透過書寫、行為和影片擺盪於虛構的極限，成為現實的製造者。

在影展開幕晚會上，來自台灣以現場藝術為主要形式，2017年曾獲得第15屆台新藝術獎的兩人組藝術團體「鬼丘鬼鏟」，在晚會的「當代神話」（Contemporary mythologies）放映單元中打頭陣。這是在泰國駐地時製作，與當地藝術大學合作號稱第一次的錄像作品《兄弟你好》（Hello Brother）中，呈現莫名村莊、未知風景，亞熱帶的男孩們，介於身體、地景和身分認同的謎團。接著，慣用錄像裝置、立體3D電影以及擴張電影合併表演和電影藝術，提供全面「體驗」的義大利三人組Zapruder Filmmakersgroup帶來《鳳凰，愛的燃燒》（Phoenix. Amore brucio），他們帶著希臘戲劇面具在在汽車報廢工廠中，用整台汽車當工具從事視聽聲響實驗，在我們面前逐步組織建構一個複雜迷團般的機器。最後，我們身歷其境參與了一場，以汽車當噪音樂器、當純白雲霧製造機器，效果驚人的現場表演。

來自芬蘭的女藝術家莎拉．帕瑟琳（Sara Pathirane）作品《拿著雲》（Holdind Clouds）則以一種以編舞為主的錄像描繪了中國黃山。在如水墨畫的中國山水前，在節奏極簡且鮮明的當代管弦樂的搭配鋪成下，遊客們拍照擺姿勢所做出的手勢，伸手、指向和觸摸山脈等， 地景與極為破碎的肢體手勢成為空靈的抽象元素材料，一個不間斷的編舞運動，和著節奏形成極簡和諧的舞蹈影像。
 

丹麥藝術家三人組Piscine則大玩綠幕去背技術帶來《成為世界的樣式》（Be A Pattern For The World），圍繞著可見和不可見之間的形狀變化和適應性，也就是如同變色龍的概念，作為一個可以模仿任何東西的抽象機器。改變一個人的外表以作為對周圍環境的反應能力，於是他變得與眾不同，同時也成為特定空間的一部分。這個抽象機器似乎啟動了一種關於個體與周圍環境之間，攸關於主體性的建構生產。

在西班牙藝術家加西亞的創作中反覆出現的元素總與文本有關， 如探討精神分析命題的兩部影片《The Glass Wall》（2004）和《ZimmerGespräche》（2007），或拍攝蘇黎世歷史悠久的詹姆斯喬伊斯讀書會（The Joycean Society , 2013）中體現無疑的文學愛好。新作品《第二次》作品名稱源自一篇敘述失踪創傷引起的精神病和不確定氣氛的阿根廷短篇小說。加西亞將政治、精神分析和表演交織在作品中，不是傳記，卻圍繞傳奇性的阿根廷藝術家和拉康精神分析師奧斯卡．馬索塔（Oscar Masotta），改編、重演他當年受偶發藝術（Happening）啟發而發展出的一系列行為藝術作品。

1950至70年代，馬索塔介紹拉康的精神分析進入西班牙語世界，他同時是文學評論家、馬克思主義者和阿根廷的左派異議分子。他無疑改變了拉丁美洲關於精神分析、政治和藝術的歷史，特別是1960年代獨裁統治前的阿根廷藝術。片中加西亞將一系列的不同的「重演」及不同的場景相織。綁架和海面上直升機的場景，以及一群互相不認識的陌生人在等候室裡聊天，面對未知的事情，而其中有人甚至已經是「第二次」被官方找來喝茶，這在在回應了右翼法西斯主義強勢回歸的當下全球政治語境。

影片一開場， 倉庫中一群被聘為表演者的老人，聽著詳細解釋被虐的工作內容，演出期間，排成一排靠牆站立，台上同時用強力的燈光投射，並播放出電子噪音 ，我們目睹一一付款簽收之後，噪音表演開始，這「令人不快」的影片也隨之展開，這實則是重演馬索塔名為《誘導形象精神》（Para inducerelespíritude la imagen） 的行為藝術作品。

重演場景召喚的是1974年至1983年間阿根廷的「骯髒戰爭」，右翼軍政府國家恐怖主義，針對異議人士與游擊隊所發動的鎮壓行動，期間至少有三萬人被政府軍「消失」。螢幕上，我們看到兩組人被分開，一組被帶到劇院，另一組被帶到海邊。劇院裡正表演著搖滾樂，片中的視頻監視器裡卻出現樹林中兩名男子和裹著白床單的女子。而海邊的人們正不安地等待，接著一架直升機出現在海面上。這呼喚著最著名的「被消失」方式「死亡飛行」的記憶，被害人被裝上直升機，然後直接推入大河或大西洋中。

之後，鏡頭面向坐在公家機關等候區的一群人，他們低聲討論了各自收到的傳票，但都沒有說明原因，也不確定他們為什麼在那裡。甚至，其中一個人已經是第二次被傳喚，但仍然是沒有頭緒。他們一一入內直到剩下一名年輕女子一個人等著，之後鏡頭跟著她進去，官僚的小辦公室裡，聚集太多的無所事事的官員。她被問了一些平凡的問題，和打探他人隱私的問題，並被要求在四天后再回來一次。這正是短篇小說《第二次》的故事，故事中卡夫卡式的元素，在加西亞的重演中轉化為對未知的恐懼，以及不愉快經驗的回返。影射當下全球政治氛圍的程度，殘酷地讓我們觀眾冷汗直流。

在大量的重複之間，如同海邊等待中的「觀眾」，或公家機關等候區等待被傳喚的「平民百姓」，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他們認為適當的語言，來解釋他們所經歷的事情。但部分情感在過去的體驗中是獨一無二的，無法傳達給其他人。 就像弗洛伊德的創傷理論一樣，為了獲得對它的難以捉摸的掌握而重複經驗，討論就像重複一樣，通過媒介實際掌握的又更少。刻意重複的主題，這是比喻新的好像總是第一次，在新環境中有意識地重複一個動作，將重複標記為差異。對於沒有記憶的人而言，這些事件完全是新的。

 

通過不斷改編重演馬索塔的作品，加西亞不斷提問面對獨裁統治時，馬索塔創作中的「回歸」命題，在今天可能意味什麼。由於影片中不斷的失序中斷，不斷的布萊希特 「殘酷劇場」效果提醒我們攝影機的觀看，一種極為不舒服的存在。在不斷揭示的權力結構下，如同影片中的觀眾和「被觀看」的表演者，我們觀眾從未感到自在安全。對獨裁統治相關的情緒的反思，喚起不同時代政治的複雜性，試著激醒觀眾的反應。

也正是這個失序，這個「蓄意」讓眾人弄不清方向，強烈反應當下繼川普之後的「後真相」時代。面對未知迷霧中的未來，恐懼的情緒反應的正是右翼國家恐怖主義的回返。藉著重新檢視半個世紀前阿根廷的獨裁統治歷史和藝術回應，重新思考我們公民的自我監視和國家恐怖主義之間的關係，重新認識主體內部恐懼的非理性力量，以及社會控制和抵抗的新可能和形式。

在最後這個「回歸」動態影像中行為表演面向的單元中，我們看到不同藝術家創作者連結不同的創作形式、語彙、媒材、領域，創作實踐不斷有機成長向外延展。這恰恰呼應這個影展「相會」的命題主旨，在不斷跨越和重複之間，沒有絕對的「新」也沒有絕對的「第一次」，但當中技術和語境的部分總是不可忽略的條件，在不同情況的相會之際，電影和當代藝術兩者間的新空間，或者紀錄片、實驗、劇情之間的新可能持續浮現。